清明雨中的蓝制服，如何让城市更有温度？

现在说实在的，我们的环卫工人由于房租的压力，他们越租越远，越租越小。甚至有一些通过打零工，送外卖补贴家用。这样一方面影响了我们职工的正常工作，也为企业安全带来了一个隐患。我们现在中心城区的一部分环卫公司，已经出现了招工难和留工难的问题。

应该说作为绿化与市容行业工会主席的肖龙根的描述与环卫行业农民工生存状况基本相符，但是没想到的是2月份市里行业工会的主席刚刚提案，3月份一次降薪计划，就导致长宁区至少数百环卫工人走上街头。

目前由于信息有限，我们尚不知这次长宁区环卫系统的削减加班补贴是全市环卫系统的整体布局，还是个别区县的具体做法。但是，我们所知的是这次降薪应该是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的总体行动。

目前发生罢工事件是上海东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西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高洁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它们三家属于这些环卫工人的用工单位。而工人的社保关系外包由上海新展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责。

而根据网络相关资料检索，可以发现所谓的“东联”、“西联”和“高洁”三家公司，事实上并不是所谓完全独立的商业公司，而是由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下属的各街区的管理所，共同全资出资兴建的。可见上图，以东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为例，是由原长宁区环境卫生管理局（现职能划归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的华阳管理所、新华管理所、江苏管理所三家共同出资，其法定代表人邬宜杰事实上也是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任命的下属员工（见下图），并且曾经作为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局长（法定代表人）的司法代理人参与相应的民事法律诉讼

所以，当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在微信中宣称此次罢工是由于这些企业的企业行为导致，而使自己仿佛处于中立地位之时；实际上恰恰掩盖了这些企业本身就是由政府部分（长宁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全资成立，其负责人也由政府部门任命的事实。

但是，导致环卫管理当局（包括其工会负责人）明知当前一线环卫工人存在的民生问题，却未能（也无意愿解决）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在于政府长期推行的政企分开的市场化导向政策、政府治理言行不一和户籍区别化政策等因素导致的。

例如，在行业工会主席肖龙根的发言中，“本市大多数环卫企业，都是通过政府采购，或者是政府招投标方式，使用公共财政，从事公共环境的养护，它本身的盈利水平，要解决环卫工人的住房问题是很难的。”

既然明知环卫企业是使用公共财政，却又强调靠自身的盈利（或者说资本积累）解决环卫工人的住房问题。这本身就有倒因为果的意味。作为社会公共服务行业，而且完全依靠公共财政拨款，提出盈利问题，本身就并不符合逻辑。上海市市容环卫市场化改革始于21世纪初，根据《长宁区市容管理局2006年工作要点》一文可知，

当年长宁区政府提出要“继续深化市容环卫市场改革，逐步扩大道路保洁市场化招投标比例，推行环卫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全面建立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的任务，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养分开”的原则，进一步扩大道路保洁社会招投标比例，全区50%的保洁作业服务实行招标制度，全面推进市容环卫市场化改革进程。三是稳步推进环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上半年选择西联公司（即本次罢工中参与的公司之一）试点开展公司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并根据试点的情况，加大理顺不同群体、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从业人员的分配关系的力度，下半年各作业公司推广试行，并以此为契机逐步建立和完善作业公司现代企业制度。”

据说这一改制行动在当时21世纪初遭到了编制内本地户籍环卫工人的强烈抵制，最后针对上海户籍的老员工的市场化改制无疾而终，“按照老人老办法”他们仍然享受着相对保证完善的待遇（由于本地户籍老职工不多，所以他们多享受本市事业单位编制和相应的收入，往往做二休一，而且随着退休的人越多，这一群体人数也就越少）。

而此后除在2008年-2010年中心城区的环卫公司从社会上招募了一批本地户籍做班组长外，在2011-2012年前后也新进了一批本地户籍大学毕业生，但往往是从事管理岗而收入相对较高，不过其中多数人也都属于合同制，只有少部分能享受到“环卫管理所”的事业编制。

不过这一名义上“市场化”的改革，，针对外地农民工其收入往往并不取决于工龄长短，工作时间多久和技能水平，而与本地户籍员工的工作岗位、职能与收入又巨大差异。

由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上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北上广等东部大城市在过去的数十年可以享受充分的人口红利，大量外来的劳动力被迫承接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底薪劳动密集工作。但是，随着整体市场化经济发展，这些人群总是处于被盘剥与压榨的最底层，而城市整体生活成本的日益提高，也导致他们成为最容易被牺牲的“薄弱环节”。即使处于政府治理和稳定运作秩序的目的，在经济形势良好与政绩压力下，会有管理层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与市场利益导向下，往往事倍功半，或者事与愿违。

2010年世博会后，2011年上海市政府曾出台《关于本市建立环卫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城市环境卫生保障水平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环卫作业经费正常保障机制，确保环卫作业经费投入足额到位；建立环卫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确保环卫一线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全市平均增长水平；建立环卫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确保环卫职工合法权益；建立环卫劳动用工保障机制，确保作息环境不断改善。

有意思的是意见还明确，企业是环卫职工增加收入的主体，具体负责推进实施；政府依法履行职责，强化宏观调控和监督指导。要着力建立长效机制，确保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环卫企业与企业工会则根据市市容环境行业工会与市容环卫行业协会共同提出的指导意见的内容和事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而且此后也曾有相关报道关于上海环卫工人的工资集体协商与专项集体合同。但是，根据我们走访的长宁工人，很少有工人有印象存在集体协商工资的过程，就连一般的“咨询与调研”都几乎没有，这些年来工资调整往往是上面领导通知多少就是多少，哪怕收入增长已经赶不上生活费用上升，或者“原地踏步”也没有多少反映的渠道。可能这种协商渠道仍然更多地存在于本地户籍工人，甚或是更多的“样本”性质，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覆盖所有工人。

根据媒体2015报道，在上海全市142家环卫企业，从业人员人均月平均工资已达到4180元，比5年前增加了65%，5万多名环卫职工中超过一半是一线农民工和劳务派遣工队伍，同时沪籍居民从事环卫岗位人数则逐年提高，4年增加了3倍，但非本市户籍农民工收入与本地户籍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1%，虽然据说两者间收入差距已经下降了三成。

综上可知，在政府部门强调政企分开，市场化导向的运作政策指导下，而工人缺乏自己实质性组织与协商的空间（虽然工会部门注意到环卫工人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但是在实质运作上却只能依靠呼吁与等待政府介入），同时现实工作收入与户籍挂钩与的歧视性政策影响下，最终导致了本次环卫工人罢工发生。如果工人的这些利益攸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结构性解决，那么雨中蓝制服的不满乃至反抗将不会停止。

相关新闻政策政策链接

http://www.changning.sh.cn/govdiropen/jcms_files/jcms1/web19/site/art/2006/3/13/art_941_152633.html

http://shanghai.xinmin.cn/xmsz/2018/01/24/313543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