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邓力群，生前曾任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虽然同为湖南人，但却是在延安才认识的。参加了延安整风全过程的邓力群对人民领袖毛泽东心悦诚服，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深刻理解。毛泽东对邓力群十分信任，多次赋予他重任。邓力群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直到生命停止。

邓力群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

邓力群1935年参加革命，在北平从事党的组织工作、领导学运。1937年4月到延安。他带着学运领袖的豪情和党的地下组织工作经验，一心想身赴前线抗日杀敌，但组织因工作需要把他留在延安。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享有很高威望。但刚从北平来的邓力群，对于谁是共产党的领袖，还没有准确认识。他在北平读过马列著作，笃信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还没有概念。

邓力群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毛泽东讲话，是在1938年。邓力群自己回忆，张国焘跑了之后，“在延安城里召开过几次揭批张国焘的积极分子会议。党校有些人去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廖承志和朱光的讲话。”当时，邓力群听的，不止是毛泽东的讲话，也有其他人的讲话，听毛泽东讲话，也不止一次，他回忆：“在这期间，还听过毛主席的一些讲话，有些不是在党校讲的，如在抗大四大队讲哲学，我去听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印象。毛主席讲现象和本质，举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孙悟空变来变去，变成了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最后发现这个庙的旗杆为何不竖在前面，而是竖在后面，终于发现了破绽。那时有这样的风气，听说毛主席要在哪儿讲话，我们不管远近都要跑去听。”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

那个时候，党内领导同志讲话很多。邓力群听了，都感到新鲜。他回忆，“我们分辨不清与毛主席的主张有哪些不同，哪些对、哪些不对。根本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听了以后都觉得好。”

与那个时期陆续到延安的革命青年相比，邓力群有几个突出点，一是到延安前读过马列主义书籍，理论水平相对较高。二是文化水平高，是北京大学肄业生。三是学习刻苦，邓力群回忆，

【“做教员前，延安还找不到什么书。做了教员以后，赶上延安开始自己印书了。最早印了两本书，我记得其中一本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这以后，由张闻天组织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马恩丛书》10卷陆续印出来了。这些书出一卷我就读一卷，很认真地看，由于有了在五班的学习基础，再读这些书，就能够读进去了。”】

四是经过领导学运和党的组织工作锻炼，积累了工作经验，是较为成熟的干部。五是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很高的觉悟。因此，他一到延安，就被中共中央所重视和重用，这从他到延安不久担任的职务中可以看出来：1937年，刚到延安的他先后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后来任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院总支副书记。邓力群这个职务，与同时到延安的青年干部们比，算是很高的。但是，当时在中共中央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还不可能注意到邓力群这个从北平过来的年轻干部，而邓力群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不深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延安整风。邓力群晚年曾回忆道：

【“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

让邓力群真正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是延安整风。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一开始是酝酿和准备阶段，从1940年9月开始，到1942年1月。

【“到1941年5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我当时作为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和总支副书记，参加了这个报告会，在杨家岭的一间平常开会的房子里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回头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我当时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不分前后，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这个会议王明怎么不坐在前面？宣布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彭真同志。他说是开一个讨论学习的会议，先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得很生动、风趣。他以明快而亲切的语言，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是只知有书本的书呆子，很能启发人的思想。会场上的情绪气氛相当热烈、活跃。我回到马列学院，按照自己的笔记向院部的干部作了传达。对这么一个很好、很深刻的报告，不同层次的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据我所接触到的和间接听到的，特别是一般干部和年青的共产党员，根本没有意识到触及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分歧。以我来说，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凡是中央的领导同志，无一例外都是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所批评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最多也只是把马列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员批评在内。”】

邓力群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说法，是陈云的一次讲话。他回忆，

【“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这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认，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在1941年整风准备阶段，党中央公布了《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接着，着手汇编《六大以来》《两条路线》《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几本书都由毛泽东最后审定。当时毛泽东把很大精力放在准备整风之上，他在日以继夜审定整风文件的同时，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做整风前的思想工作。当时邓力群所在的政治研究室，是毛泽东找人谈话的重点。一次，毛泽东找了陈伯达、邓力群、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五个人一起去谈话。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谈话持续两个多小时，毛泽东讲，五个人听并且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着重讲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有些话相当尖锐，批评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肥田都肥不了。这是邓力群第一次当面听毛泽东谈话。邓力群当时还不能理解毛泽东谈话的深意，甚至对毛泽东讽刺教条主义的话“听了觉得有些刺耳”。

延安整风的展开，让邓力群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邓力群回忆说，这两个报告，就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