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法国几乎成了各种政体的试验场，大革命的余波不断震荡着生成变化的近代法国社会各阶级，从而让“教会的长女”成为全欧洲的革命中心。19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成为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激进的革命高潮，此后法国进入稳定执政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民对巴黎公社抱有复杂的情感，公社被血腥镇压后曾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进入历史教科书，其革命行动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抨击，被认为是疯狂和暴行的代名词；直到2016年11月29日，国民议会才签署决议，“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
对于巴黎公社的评价一直呈现两极分化，左翼人士热烈赞扬，右翼人士则常常批评革命的激进和恐怖。不论左右，我们在评判一次政治运动时，常常不自觉地开启后运动时代的上帝视角，截取成功或失败的结果、盲目混乱的片面印象作马后炮式的审判，却难以设身处地地回到当时的具体历史处境，从而难以理解和把握瞬息万变的形势之下的行动逻辑，也就难以运用革命的历史遗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这正是我们需要超越的地方。不是仅仅满足于从当下政治情境出发、用当代政治话语阐释完成形态的历史结果，而是抛弃一切带有时代烙印的盖棺定论，回溯巴黎公社时期的几次形势变化，才能理解为什么在革命浪潮尚未普遍开展的彼时欧洲，巴黎的自发性抗争高潮却能促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巴黎公社史前史：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时代（1852-1870）
巴黎公社的革命条件是在短短几个月内急剧促成的，而其赖以成长的土壤则是早先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耕耘的结果，第二帝国时代生成的阶级力量和社会发展水平既提供了革命的温床也构成了革命的内在祸患。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二十年来法国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封建小农仍占多数、专制官僚腐败膨胀，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但第二帝国的法国是金融贵族和工业巨头的法国，对于中小资产者和无产者来说增长的代价是高昂的。1860年英法签订自由贸易商约，英国廉价工业品迅速占领法国市场，损害中小资本家的利益；土地兼并造成400万农民失去土地，农民赋税从7亿法郎增至12亿法郎；1853年-1857年物价上涨了60%-70%，而工人工资之只增长20%-30%。3500万法国人口中失业半失业人口有500万之多，巴黎一地的小资产阶级有3/4濒临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蚕食社会利益的军事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并连年对外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侵华战争、远征墨西哥等侵略扩张。
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工人纷纷发起对路易·波拿巴政策的抗议。二十多年工业的迅速发展，让工人数量从100多万上升到300多万，1869年巴黎工人产生了自己的组织——巴黎工会联合会，工人们在立法团选举、出兵意大利等问题上纷纷发起抵制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巴黎一地的工人以手工业工人为主，因此带有较强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倾向。同时以梯也尔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也常常抨击政府，提出民主改革的纲领和呼吁。
帝国统治无法满足不断壮大的工人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路易·波拿巴在发动普法战争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说共和派、保皇派、工人组织三股政治势力在帝制时期还能有勉强的相互妥协，那么到色当一役皇帝战败投降的时候，角逐的几方已经失去了继续蛰伏的理由。
旧的秩序崩溃了，新的秩序还没有确立起来，他们不得不为了自己背后的阶级利益再次拿起武器，在客观上延续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的革命传统。没有什么是一场革命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革命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乃是因为革命形势仍然存在；19世纪的法国政体本就不稳固，一旦社会各阶级矛盾激化，上层建筑便免不了再次接受改造的命运。
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和阶级矛盾的激烈化勾勒出1870年法国的社会背景，共和派、保皇派和工人组织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大地主大金融寡头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小市民逐渐被团结在工人周围，因此在下文不再专门提到）构成当时基本的阶级图谱，其中保皇派已经行将就木，共和派正在崛起，而工人力量在自发成长的同时带有许多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等不成熟因素。普法战争一声枪响，敲响了第二帝国的丧钟；帝国战败，重启了一发不可收拾的革命浪潮。
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政治对峙的临时政府时期（1870.9.4-1871.3 .18）
第一阶段
9月2日，皇帝投降，法国人民对波拿巴家族的政治幻想正式破产。9月4日，愤怒的巴黎人民举行起义，起义的面目首先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式出现，工人和市民要求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当天共和派和少部分保皇派以和解的面目出现，共同成立临时政府（称为国防政府），而自发起义的工人既没有成熟的政治组织又没有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便承认了临时政府的存在；但他们仅在国防意义上承认这个新政权，并保留着斗争的权利。
有保留地承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是巴黎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第二阶段
9月4日当晚，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和巴黎工会联合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临时政府内务部长法夫尔，要求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城市自治机关——公社，但遭到拒绝。另一方面，临时政府在第二天委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市长、区长等职位，以填补巴黎的政治真空，进一步渗透和确立临时政府的统治权力。
工人们大失所望，随即在巴黎20个区都选举区警备委员会，各区派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并要求建立工人武装以作为对临时政府的回应。区警备委员会负责监督临时政府，处理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等事务，而中央委员会负责处理重大问题，总的来说对临时政府起到监督和补充的作用。而工人武装主要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框架内运作，即由工人组成国民自卫军的新营以扩充国防力量。
临时政府迫于压力同意工人武装自己的要求，但限制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组织活动。比如对新营士兵只发旧枪不发新式武器，在9月30日还下令停止再建新营。
在政局尚不稳定的9月份，各派势力都在重整和扩充由于专制统治和战争受到打击的力量。元气大伤的保皇派此时只能选择和共和派合作，他们利用旧有政治资本迅速掌握国家机器，共同维护资产阶级一方的利益。两派妥协而得的临时政府由此兼具激进和保守属性，并在逐渐组织起来的工人面前日益倾向于保守。而工人方面将小市民阶层吸纳进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整合得尤其迅速；战前被迫害的工人领袖开始活动起来，战时被破坏的工人组织此时也以更大规模发展起来。
不过在工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存在着区分不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临时政府抱有强烈幻想的问题，比如布朗基派的声明中号召工人“建议无条件地对临时政府给以最坚决最充分的支持，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共和国”。这些不成熟的思想或明或暗一直存在在巴黎公社前后的时期，持续影响着工人们的行动。
到9月18日普鲁士军围城时，巴黎工人慢慢建立起足以和临时政府对峙的政治组织，这是他们在革命后的第二次重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