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民如何当家作主? —— 电影《春苗》的启示

 探讨权力问题：技术与权力的关系

春苗曾清醒地认识到医疗技能与权力的关系：“他们哪里是真心给我们治病，他们是把我们的命攥在手里欺我们、压我们！”很对，有些人就是要通过垄断技术来攫取和霸占权力，那他们能允许春苗为代表的农民学会技术之后而不在受制于他们吗？春苗到了公社卫生院后，被杜、钱安排去当杂工，根本不给她学习医疗技能的机会，也禁止其他医生教她，春苗只能从同情贫下中农的医生那里偷偷地学。下面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地展示了这场‘技术’（即权力）的争夺战:

钱大夫：“你看看田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 “拿锄头的手不能拿针头！”

到医院看腰病的水昌伯：“春苗，我们送你来，就是让你来拿针头！”

杜院长：“医学是科学，拿针头和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出了事故谁负责？”（以掌握科学的权威姿态相威胁）

水昌伯：“谁对我们贫下中农负责，我们最清楚！”（你再‘科学’俺们也不信高高在上的人能真心为俺们治病！）

春苗：“难道有谁天生就会拿针头？” “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好针头！”

既然他们要把持技术和权力，春苗们也不能等、靠、要，只能自己想办法从民间老医生（老石爷爷）那里自学低成本的中医药疗法，还在生产队的支持下自建卫生室，自采自种中草药，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亲自尝药为病人试剂量。在春苗的带动下很多村子也自主成立了卫生室，土医生们背着药箱上门巡诊，为社员提供方便的服务。这些卫生室虽土而落后，但其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触动了杜院长敏感的政治神经。他破天荒地到基层视察春苗的卫生室：

杜：“你就用这些草草棒棒为病人治病啊？”

春苗：“你们不仅不给治，还要捆住别人的手脚？”

杜：“都成立卫生室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还要我这个院长干什么？”（这才是关键！触动他的权力了）

春苗：“你们卫生院根本就不为贫下中农服务！”

杜： “我们的卫生院不是设在农村吗？每天来看病的不都是贫下中农吗？”

春苗：“群众说你们医院虽小架子大，身在农村不向下，你们简直像老爷！”

就这样的一个卫生院居然是县里树立的一面‘红旗’？这究竟是为什么？！杜院长并非关心基层卫生室，而是带着‘上面’的令箭来关闭卫生室、没收药箱的。

社员们愤怒了：“为什么贾月仙能挂牌子，春苗不能背药箱？”

巫医贾月仙挂牌不仅‘符合县里的规定’，而且还能从老相识钱医生那里搞到紧缺的西药，高价卖给村民。而春苗开的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拿药，被斥责为：

“田春苗没有处方权，这是规定”

水昌伯：“你们霸住了药箱，卡我们贫下中农的脖子，这是哪家条文规定的？！”

呵呵，当年国民党、日本人也都明白控制医药资源是打击对手的重要手段。

这哪里像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呀……

人民政权建立后，如何防止少数人成为新的特权阶层？

解放后，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了私有制下的剥削和压迫，但如何操作落实全体劳动者的‘领导权’仍然是个崭新的、极具挑战性的社会课题。如前所述，苏联沿袭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1950年代 已经形成了新特权阶层。我国当时只有苏联经验可以借鉴，各行各业保留了与工资、福利挂钩的等级制度。由于文盲率很高，解放前的文化、教育、技术精英大多在解放后受到重用，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前夕积极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大学生（几乎没有工农出身的）很多被吸收为党员，但其中有多少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从他们30年后的行为来判断，凤毛麟角。工农大众除了相信共产党代表自己的利益，基本没有实质的权力。

咱们来分析一下电影中的两个阵营，在全社会都有代表性：

新老精英：杜院长（党员）、钱医生（地主儿子）、梁局长（党员，隐在幕后）、巫医贾月仙（与钱是一伙）

劳动人民：春苗、方医生（工人子弟，新分配到卫生院的医学院毕业生）、大队党支书、贫下中农

影片中方医生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钱与我们作对这我懂，可杜为什么？他是个党员、还是个领导啊！” （党员、领导就一定遵循共产党的宗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吗？）

春苗：“当初小妹死的时候我以为只是钱这样的医生不好，可后来把我们排挤出卫生院、关闭卫生室、没收药箱的还有杜院长和梁局长……杜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可实际上他已经是钱在党内的代理人了。” “钱济仁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找到了杜文杰这样的人当靠山，想继续爬到咱们身上作威作福啊！”（这一预言恰恰被后毛时代的逆转证实了）

方：“我还是不明白，都文化大革命了，他们还能这样对待我们？”

春苗：“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啊！杜利用手中的权力，重用钱那伙人，打击我们赤脚医生和革命医务人员，压制群众运动……毛主席制定的16条告诉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当权派，我看杜就是这样一个走资派！现在不把他们手里的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卫生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就难搞彻底，针头也永远拿不到我们贫下中农的手里！”

方：“要夺杜手中的权，他们很可能要和我们拼命啊！”（没错儿！文革中你死我活的拉锯斗争印证了这一点。）

梁局和杜院都用 ‘反党’的帽子来威胁春苗和方医生，阻止他们造当权派的反。

杜院长们自恃代表党的权力，对春苗们威逼+利诱：

群众：“春苗要是再为贫下中农看病连党员都要丢了。”（党员这个头衔当年含金量很高）

杜：“党员嘛，要有组织观念，要尊重上级领导”“一个人要带上反党的帽子，那就一切都完了”“没有省里的精神、县里的指示，我杜某是不会随便行动的。”

春苗：“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了，你杜文杰还想一手遮天？……你们这样做能代表党吗？”

杜以等级制的价值观揣测：“田春苗她们为什么想当医生啊？还不是想扔掉锄头柄、脱产当医生呀？咱们投其所好！” 以物质刺激和特权待遇来拉拢赤脚医生培训班的年轻人（注意：当时的脑体差别、工农差别确实很大）。

从文革结束后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春苗们的斗争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需要大家认认真真地总结教训。影片中的田春苗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很强的斗争意识，但千千万万的王春苗、李春苗呢？他们遇到类似的威逼、利诱会怎样呢？他们有团结斗争、夺取劳动者政治权力的意识和行动吗？今天，我们不能光喊口号，也要努力掌握真本领，更有效地争取咱们劳动人民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