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左派”面临中国难题

微信公众号“保马”编者按：

在“中国经济崩溃论”这一点上，许多“左”派欣慰地看到，他们和右派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右派们——尤其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中国模式背离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不可能、因而也必须崩溃；“左”派们则坚持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构造是纯然资本主义的，因而同样是走在崩溃的路上。中国社会的这一尴尬身份是如何产生的，这一点在卢荻老师此前的文章中已有过精辟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模式，还是“市场经济/反市场经济”的模式，都或多或少带有演绎的倾向，以实证来印证种种掺杂了意识形态的诉求。其实，要认识今天中国的现实，恰恰要避免立场先行。拒绝将资本主义视作静止的、唯一的、抽离了历史的形式，这应该是相关讨论的前提。

保马今日推送卢荻老师的文章《“自称左派”面临中国难题》。本文原载于《明报》2018年7月9日，此次推送的版本经过作者修订。感谢卢荻老师授权保马推送此文！

要写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评论文章，是因为几个事件的触发。

一是近日发生在台湾社运的论争，所谓“超越统独只讲左、左独、先左后统、统与左不可分”等等各方的混战，毕竟自称左派是今日世界范围的潮流，尤其是能够吸引普遍陷于困境的年青人。二是，自去年以来内地发生了一系列官方压制自称左派事件，被压制者以精英高校学生居多，大都是以“反国家主义”为标榜，这很是吸引了已经亮相好几年的“（粤港）左翼自由主义”，以至出现要两者合作或合流的声音。三是，月初在伦敦敝校有一个关于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论坛，众多身份背景殊异的与会者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和交锋，反映了西方各路左派的中国关注和躁动，相当触动人心。四是关乎个人，先前区龙宇在《明报》反驳我对“新帝国主义中国论”的批评，他那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后，引来里面提及的南非学者Patrick Bond“找上门”，电邮跟我理论，交换了一些见解，分歧继续。

以上种种，主题皆是聚焦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构造的性质，认识分歧不仅是因为价值观、立场各异，而且，纵使是关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判断也是大不相同——各路自称左派之间总有一股强烈的倾向，要断言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是社会发展状况恶劣，要认定今日中国从经济到政治已经是濒临甚或深陷危机。

或许可以透过简评下面这篇美国学者的文章来理解相关论争。

美国左派经济学者Martin Hart-Landsberg是资深东亚专家，在1980-1990年代以东亚工业化研究闻名，就战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一系列论著。自新世纪以来，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大陆，在2004年与另一学者Paul Burkett合作发表了题为《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长文，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左翼圈中引发哄动和回响。

近日， Hart-Landsberg撰文评论中国经济变革新进展，集合了各路自称左派理解中国的主要观点，包括：（1）今日中国经济濒临危机，主要是债务负担沉重，形势严峻；（2）纵使未至于濒临危机，经济停滞仍是常态，展望未来只能是这样，主要是近年来官方的需求再平衡努力始终不见成效；（3）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本来就是远低于官方统计数据所示，因为数据的可信度成疑；（4）纵使官方数据属实，这也只不过是“高增长，低发展（甚至反发展）”而已，这可以证之于收入分化、劳工经受超剥削、自然环境退化等等；（5）官方试图透过一带一路等“走出去”举措应对困境，这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让低发展、反发展现象蔓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以上各点其实没什么特别，在主流媒体诸如《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也是司空见惯，只不过来到左派学者手上就以左派语言包装而已。所指认的现实情况确有根据，但大都是局部性问题，不足以构成整体判断。

例如债务问题，要说濒临危机未免夸张失实。须知债务基本上都是内债，而政府、企业和居民整体而言皆有充足的资产作为对应。其次，要从国际经验来判断中国，必须先认识到，以银行和债市为主导的金融制度与股市主导的金融制度不完全可比。其三，今日的问题是全球范围的金融化冲击，也即资金沉淀在投机部门，而不是生产性部门发展不力，所以，即使金融出事也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危机。其四，中国的国家控制金融的基本格局仍在、压制金融化的努力仍在，出现金融崩溃的可能性甚低。

经济增长问题，认为需求再平衡是必须条件，这并没有理论根据，至多属于媒体评论，以及反映了国际和国内的政治诉求。实际上，所谓消费不足是幻象，首先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定义上系统地低估了消费占总收入的比率，其次是一直强劲的消费增长远比消费占比与经济增长更有关联，其三是即使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带动也并非必然不可持续，而可观察到的快速技术进步正支撑着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

统计数据问题，其实文献成熟，人人皆知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是不能尽信也不能不信，就世界范围看可信度还是不错的。至于地方政府造假，这并不构成整体数据不可靠，因为后者不是前者的简单加总，而是有系统的核对、印证和调整。事实上，文章所引的地方政府数据造假事例，正是由国家统计局的执法检查揭露出来的。

增长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确实有种种背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象，诸如高劳动强度、收入分化、环境破坏等等，然而要说整体上是反发展，未免也是夸张失实。中国在各种社会发展指标上的表现，一直远比收入水平相近甚至更高的国家优异；例如，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7，而人均预期健康寿命却在2017年超过了美国。还有，近20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快速，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实际工资增长又持续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这就足以消除超剥削、反发展的判断。

再至于走出去问题，同理，一带一路有多种背离社会发展现象，然而要说整体而言是反发展，未免也是信口开河。相应地，说宁要保育不要基建（不要公路铁路电力电信自来水...），在整体意义上这么断言，未免太漠视在第三世界中“贫穷是最大的罪恶”这一普遍状况了。

为什么自称左派就必须贬低中国的社会发展表现、认定中国政治经济濒临危机？显然，这种言说在现实认识上是远离合理比例原则，在立场上是远离“批判应该批判的，珍惜应该珍惜的”的负责态度。

很简单，左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意味着认定资本主义只能带来低发展、反发展、甚至危机，这正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左派社运、知识圈勃兴的基础。而既然宣称中国的政治经构造整体而言已是资本主义化了，逻辑上，也就倾向于否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倒过来说，假若承认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对自称左派来说就构成了理论上、立场上的难题，即：在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中，却还冒现出中国这个后进发展事例，而这个事例的规模具有世界范围的系统意义，这怎么可能？

这个难题其实并非自称左派独有，而是以颠倒的形态同样见于《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坚定右派的言论。颠倒形态，即是认定中国的政治经构造迄今还是远远偏离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本来就不可能有像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所以也就必须否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

那么，是否有可能，难题其实是来自它们各自的认知框架的缺陷？在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献（而非媒体评论或政治宣言）中，认定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世界范围的比较看表现出色，这应该是主流认识，而认定它的政治经济构造系统偏离于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有坚实的根据。所以，如果不是先验地要以反对中国作为出发点的话，上述自称左派以及坚定右派的论断、立场，就必须置于可疑或至少是远未验证的地位，而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的真诚左派就必须反思已有的论断和立场。

上文提及的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的2004年长文，连同David Harvey出版于2005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Harvey是当代世界范围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上文提及的Patrick Bond的博士导师），都是将中国说成是已经彻底资本主义化，都是否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由这两份著作开创的各路自称左派的中国观，至今仍是影响巨大，然而也是愈来愈难以面对中国现实的挑战。

有意思的是，Harvey近日宣称，他正在根本重塑他的中国观。这是他近年来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学者交流和交锋多了的结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