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宾方案的搁置与中国芯片被韩国彻底反超

三、集成电路产业地发展需要长期的大量的有针对性的投资以及科学的产业布局

如今作为世界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第二把交椅，韩国在美国形成产业16年、日本11年以后，于1977年才开始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作为一个后来者，要对付两个已占领国际市场的对手，能在已经被瓜分的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根本不是放任本国私营半导体企业自然发展就能办到的。

马宾早在1990年8月的《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抓“两弹一星”那样，下决心把电子信息工业抓上去！》一文中就曾研究过韩国集成电路产业崛起的秘诀：

【三星(SUMSANG)公司于1980年开始投资3亿美元，从美国引进全套设备、技术，用种种办法吸引日本科技人员，于1983年成功地生产出64K DRAM并投放世界市场。当时,存储器的市场为美、日两国垄断，而且进入成熟的工业生产，价格已降到平衡价格。南朝鲜三星64K DRAM的生产成本一开始为国际市场价格的4-5倍；而集成电路是高科技商品，商业一技术信誉比价格还重要。

作为新加入的竞争者面临：要么因质次价高打不开市场而停产，承担高额投资失败的损失；要么降价销售，咬着牙承担巨额销售亏损，在巨大压力下完善科研-生产-经营的一切环节，争取生存下去，争取发展，争取下一轮比赛的资格，争取综合国力上一个台阶，获得全面、长远的战略利益。南朝鲜企业在国家的干预下选择了后者。

紧接着，三星集团在1984-1985年间连续投资6.5亿美元引进3微米集成电路设备，于1987年批量生产256K DRAN进入国际市场，接着在1986--1988年度以1微米为目标投资6亿美元，于1988年底1M DRAM进入批量生产，并于1989年3月试制成4M DRAM(线宽0.8微米)。三星集团从1983年64K DRAW进入国际市场，直到1988年利用日、美半导体摩擦而造成256K DRAM缺货，价格上涨的机遇，于1988年10月份第一次使集成电路的生产摆脱了亏损。】

（见《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19页 马宾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曾指出，日本在生产汽车上有比较优势，美国在生产食物上有比较优势。因此，日本应该生产多于自己使用需要的汽车，并把一些汽车出口到美国；美国应该生产多于自己消费需要的食物，并把一些食物出口到日本。但是，如果比较优势理论真的成立的话，为什么美国没有变成一个农业国呢？其实马克思早已经就此指出：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把使用价值当作是商品生产的进而也是市场经济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因为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是为先发国家资本服务，根本无法科学地解释国际易利益在国家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差距。遵从比较优势论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必然受到掠夺与剥削。过去几十年来，实践的结果也表明，比较优势论只会导致中国的产业越来越陷入产业分工的低端部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差别在于，国际交换的结果是价值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

因此，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其他一切后进国家）要摆脱和避免在国际上受剥削的地位，实现自己的经济发目标，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独立自主研发，自力更生的发展原则，加快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参与到世界分工上游的竞争中去。正因为明白了这一道理，技术落后的韩国并没有放弃芯片的自主研发，而是下了大力气及早的进入了这一产业，不惜一切代价，对美日这两个强国进行追赶：

【三星集团依靠集团内传统产业和电子整机类产品的利润支持，到1988年底，一共投资17亿美元，承担高达5亿美元的早期巨额亏损，建成了有竞争力的集成电路产业，1989年集成电路销售额达15亿美元；月产1M DRAM 680万块。1990年1-6月份月产4M DRAN10万块，预计年销售额达20亿美元。使整个三星集团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现代化，综合竞争能力上了个台阶。韩国的金星(Gold Star)、大宇(Daewoo)、现代( Hyundai)三大集团也都和三星相类似地实现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南朝鲜全国四大企业集团到1988年底，以累计投资47亿美元，亏损16亿美元为代价，使得1988年南朝鲜集成电路销售额44亿美美元，出口39.4亿美元，1990年销售额将达54.1亿美元，出口达46.8亿美元(据南朝鲜产业研究院(KIET)公布的数字)，综合生产一技术水平仅和日本差一年，收到了相当好的长远效果。】（见《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20页 马宾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图为1984-1987年韩国半导体工业投资情况，截自《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马宾著44页

只有企业自己的投资是远远不够，哪怕这个企业在其他领域盈利足够支撑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需求，作为私营企业，盈利是唯一的追求，韩国政府认清这一点，既立足于产业长远竞争，积极引导企业自己投资研发，又利用政府财政支持，直接投资：

【为了追赶先进国家，从1975年起到1984年前，南韩平均每年对半导体工业投资1亿多美元。而1985年投资超过11亿美元。此后，每年约有4-5亿左右美元投资。这样，到1984年，南韩半导体生产已成为13亿美元的大产业，与汽车工业一起被政府当局定为新型输出战略产业。1986年，南韩成了居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256K DRAM的国家。为了改变南韩电子工业过分依赖元器件进口，特别是关键性元器件以来进口的状况，政府当局于1986年提出了“加强元器件自产能力”，并计划于“六五”(1987-1991)期间由政府投资40亿美元从国外引进元器件生产技术。】（见《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44页 马宾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由此可见，芯片产业发展是耗资巨大的，必然的是，近期的乃至中长期的经济效益并不会高，甚至是亏损的。特别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进入这个领域，对发达国家进行赶超，在早期阶段甚至是要承受巨额亏损的。高投入，长期投入，针对产业化发展的投入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有的时候不仅不会有收益，反而投资和亏损的额度会越来越大。再以日本为例：

【1978年一1989年设备投资年平均增长率在70%以上，1988年度八大公司，投资达41亿美元；全世界设备销售额1989年高达91.7亿美元(以上数字仅为设备投资，尚不包括超净厂房、动力系统的投资和必要的软技术费用)。】（见《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18页 马宾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如果忽略或者干脆没有认清这一规律，会因迟疑错失投资和发展的时机，甚至一旦停止新的投资，之前的投入都会白费，这是得不偿失的。比如：

【联合欧洲亚微米硅计划(JESSI)执行两年来，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西门子公司( SIEMENS)4M DRAM，荷兰菲利浦公可(PHILIPS)1M 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0.8微米技术)都已投入生产。但是，由于无力应付随之而来的巨额亏损，于今年八九月相继宣布停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仅菲利浦用于1M SRAM的科研经费就高达2亿美元)并被迫退出JESSI计划。执行JESSI的三大公司只剩下法国汤姆逊公司，耗资45亿美元的JESSI面临天折的危险。】（见《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20页 马宾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如果当年JESSI能够持续得到政府（或者欧盟）出资支持，顶住巨额亏损，继续投入研发，那么现在欧洲就能在被美日韩垄断的芯片和存储市场有更大的一席之地。当然，欧洲没有像中国1980年代那样，全盘皆输。飞利浦公司收缩研发线，在有限的资金下，保证了光刻机能够继续研发，最终成就了阿斯麦公司的光刻机技术的飞跃。阿斯麦公司正是依托飞利浦保存下来的这条产品线，并依靠上万亿欧元的贷款和政府补贴，投入十几年时间，与众多科技公司、研究所以及大学合作，才最终在21世纪初渐渐超越了日本的光刻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