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色日复一日地地忍受着这种枯燥，期待有天能赚够钱，“赎回”自己。 今年春节，她没有回家。“回去他们又要我去他家，我逃不出来怎么办？我就一直躲在这里，永远不回去。”
春节前，连着下了几场雨，气温骤降至六度左右。衣色只有一床35元买来的单人被，木床板上还是夏天的凉席。 傍晚，下班后的衣色穿着满是洞洞的紧身牛仔裤出门吃饭，她低着头，裹紧轻薄的厂服跑得飞快，长发在冷风中飞舞。 夕阳在远山和云朵中慢慢隐没，衣色突然停下来扭头问我：“你看我像不像彝族？”我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她又扭过头说：“之前赵经理也说我不像彝族。” 说完她哈哈大笑。 2 “学生妹”莫子 莫子十分同情衣色的遭遇。她与衣色同龄，住同一个宿舍。 去年，莫子从初一辍学，来到被喻为“世界工厂”的深圳。繁华的商场，炫目的名车，成片的高楼与大厦……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都近在眼前。 拿到第一份工资时，莫子买了一身新衣服，一部新手机，还去发廊烫了个波波头，染成栗子色。
不到一年时间，莫子在城市中不断模仿与学习，迅速蜕变 —— 她常常自拍，能娴熟地使用各种美颜软件，然后发到朋友圈。 她还是厂里少数坚持每天化妆的女孩，喜欢穿衬衫和格子短裙，头上卡一枚细细的发箍。因此，同事都叫她“学生妹”。
莫子还没受到来自家里的催婚压力，厂里曾有汉族男孩向她表达过好感，但双方止步于微信聊天的程度。对于彝族人来说，跟异族结婚是不被允许的，莫子不敢冒这个险。
来自异族的观念差异与身份焦虑，让她们对外界采取谨慎态度，习惯抱团生活。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工厂也会特地把彝族人分在一个宿舍和车间里。 去年4月，莫子、衣色和两个彝族姑娘被借调到另一个工厂。尽管离原厂只有不到三公里，女孩们还是为这场分别哭红了眼睛。
换厂后，新宿舍彝汉同住。搬进去的第二天晚上，衣色刚铺好的床被一个汉族女孩掀翻并强占。委屈的她们找到带工头求助，无果。 凌晨一点，4个彝族姑娘冒雨走回原厂，找同乡们商量，大家决定天亮就辞工。 女孩们没想到，这场半夜悄然酝酿的壮烈罢工，被轻而易举地瓦解了。次日上午，工厂经理爽快地答应为她们调换宿舍 —— 原来换宿舍不难，只是她们的带工头太过胆小怕事，不敢交涉。 事实上，在外打工的彝族姑娘，对带工头都有很强的依赖性，所有跟外界的接触都交给工头处理。即使对方不够优秀，莫子和衣色也没想过自己找一份新工作，或者换一个带工头。
莫子渴望跟深圳的女孩一样，自由恋爱，经济独立。她有一个梦想，攒钱买辆小车，回老家跑运输 —— 因为这是家里除了种地和做生意之外，最容易赚到钱的工作。 在流水线上干了三年后，莫子和其他姑娘们发现赚钱实在太慢了，买车的计划遥遥无期。 她们决定换一份更赚钱的工作。
3 给人洗脚的阿西 “皇家沐足”位于深圳宝安区，四周工厂林立。尽管名字听上去霸气十足，这只是一栋有点旧的四层小楼，楼体外安装了金黄色的灯管，晚上会亮起炫目的灯光。 几个彝族姑娘从工厂辞职之后，来到这里上班，包括阿西。
今年20岁的阿西，已经离过一次婚，前夫是阿西嫂嫂的弟弟。结婚后他管阿西要钱，为了给另一个女孩发红包。阿西不给，两人争执不休，还打了起来。 那天阿西连夜回了娘家，要求离婚，双方的家支闹得不可开交，嫂子还要死给她看。最终是带工头吾格花了21万，把她给“赎”了出来。 吾格也是彝族人，今年35岁，在皇家浴足负责发传单。尽管两人的年龄差距很大，但毕竟是自由恋爱，阿西觉得，自己比那些还在赚钱“赎身”的女孩强。
阿西每天晚上10点上班，工作到次日早上8点。有时为了多拿五块钱提成，她会提前45分钟到。 从工厂到沐足城，阿西就像换了一个人。她身材窈窕，皮肤比在凉山的时候白了许多，工作时需要换上紧身的宝蓝色工作服，不但曲线毕露，胸部还被挤出一条诱人的沟。 阿西说，为了学会踩高跟鞋，她摔倒过好几次。
阿西普通话不好，又有点胆怯，说话声音细细的，不敢直视人的眼睛，反而容易惹来客人的骚扰。 “有些男人像你一样好好坐着，有些男人会摸腿抹胸，我就说，别乱摸，摸怀孕了你负责？” 她是家里的老幺，母亲格外疼爱。每个星期母女俩都会打电话，但阿西从来不敢告诉家里自己的工作。 有时客人邀请她出去K歌，阿西只能婉拒。“我不出去，吾格会吃醋的，我们很相爱！” 有次洗脚时，一个年轻的客人不断试图把手伸进阿西的胸衣内，阿西一把推开，从沙发上跳下，不小心撞到了桌角，留下一块乌青。 她也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吾格。早上回到家，吾格正在睡觉，阿西让他起来煮土豆给自己吃。吾格迷迷糊糊起了床，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坐了两分钟又倒了下去，“太困了，我接着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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