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色是跟阿西一同来沐足城的。上班第二天，衣色遇到一个喝醉的男人，洗脚时在她身上乱摸，衣色很生气地骂了他，然后辞职去了江苏。 阿西则留了下来，比起工厂，她宁愿呆在这里。给客人洗脚，一个小时能赚45块钱。第一次发工资时，阿西工作还不到半个月，就拿了3500元，比吾格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六月初，阿西在上班时晕倒了，医生告诉她，有身孕不能再工作了。阿西有些惆怅，因为吾格的收入明显无法支撑一个家庭。
4 没有身份证的以果 以果记得，去年12月19号的晚上，为了落户，她又来求生父。 一言不合，生父开骂道：“你不是说要去死吗?死了也跟踩死个蚂蚁一样，扔掉算了。” 随后便是一顿暴打，生父抓起凳子，把以果砸晕了。直到半夜，醒来的以果仓皇从生父家逃走，路上被恶狗咬伤，在医院住了3天。 3岁那年，以果生父在外面找了女人，跟母亲提出离婚。根据当地的习俗，男方要给女方经济补偿，开始定下了3000元，但生父只有2000元，他把以果给妻子作为抵债。 5年后，以果母亲改嫁，她本想带着女儿一起，但遭到了继父家支的强烈反对。“我想跟我妈一起走，二舅跟我说，今天你妈妈嫁人，你不可以去。” 母亲再婚那天，以果8岁，她被关在舅舅家，哭着看母亲离去。 后来，母亲还是放心不下以果，说服了婆家，把她接到身边。代价是她不能上学，只能在家照看同母异父的妹妹。 这样的情况在凉山彝族地区并不罕见。许多家长认为，女人的角色就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从事农活。 对于未能读书这件事，以果始终耿耿于怀：“小的时候别的孩子上学时我特别羡慕，一帮孩子在门口互相喊去上学，我就一人在那里看着他们。”
15岁那年，以果被生父以一万元的价格从母亲身边“赎”回，聘给比她大7岁的表哥。结婚得来的四万彩礼，最后全部被生父拿走。 以果记得，结婚那天，开车的司机对她说，“你看着还是个小屁孩，这就结婚了，你妈怎么想的！” 以果的表弟日哈也很同情她的命运：“以果在生父和母亲的家支之间如同一块肥肉，所有人都对她争来抢去。” 身边的亲人都在抢她，但没有一个人真正要她。这让以果一度绝望，她不知道该信任谁，甚至试过自杀。 “我恨父亲，恨舅舅，恨所有的人！既然不要我，为什么又把我生下来？” 结婚两年后，以果提出与表哥解除婚约，怎料妈妈以死威胁，以果只好屈服。 最后实在受不了，以果便偷偷跟着带工头，逃到了深圳打工。
在深圳，自力更生的生活让以果看到改变命运的可能。去年，她又向舅舅提出解除婚约 —— 母亲再次以死相逼，但以果没有妥协。 “那你就死吧，你死了我就跟着你死。” 最终，以果跟舅舅家谈定了13万的“赎身价”，以帮表弟交学费的方式分期付还。 事实上，以果跟表哥只是办了一场彝族形式的婚礼，双方没有领证，也没有同居 —— 这场婚姻在法律层面并不存在。 但以果认了这场婚姻，她从未打算背离自己的家支与文化。再退一步，即便她可以一走了之，她的母亲也不行，这无异于将母亲逼向死路。 在彝族地区，离婚会被认为是丢脸的行为。对于以果母亲这样的深受家支文化影响的彝族女性而言，婚姻甚至可以与生命相提并论。 许许多多像以果这样的诺苏女孩，尽管逃到了千里之外的都市，却始终逃不开精神上的枷锁。她们小心遵循着男权社会定制的规则，祈求终有一天能通过“赎身”的方式，得到自由。
经历了亲人多次的离弃和转手后，以果对人充满了不信任，她只想要一个户口，这是在异地生存下去的最基本保障。 遭到生父暴打的一周后，以果又悄悄溜回生父家，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偷偷复印，拿到公安局办理入户手续。 这场长达七年的抗争，最终以一种很偶然的方式结束。23岁这年，以果终于成为了一个有户口的女孩。 有了身份证后，找工作便容易了许多。以果想学美容，但又有些犹豫：“人家不会要我的，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后记 离开皇家足浴后，衣色去了江苏，当初和她一起打工的老乡，几乎都离开了，衣色感到分外孤独。她准备趁月底丈夫不在，回凉山帮家人收玉米。 莫子和以果还留在深圳工作，阿西则和老公吾格一起回到了凉山的村庄，在娘家养胎。 在拍摄过程中，焦冬子询问了四个女孩的想法，她们都一致表示不愿让子女重复她们的悲剧，会尊重孩子的选择。但问起吾格，他则呲牙笑了笑，回避了这个问题。 关于诺苏女孩的故事，焦冬子还会一直拍摄下去。她所期待的结尾，是衣色能挣脱枷锁，获得自由。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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