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变革：一场没有真正开始的革命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最后的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在家庭领域中位于主导地位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如何改造家庭、如何处理家务劳动，也是衡量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是否有决心、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妇女的标准。
婚姻法图解通俗本 来源：孔夫子网站
社会主义中国对家庭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婚姻法》的颁布开始的。在共产党与新近成立的中华妇女联合会看来，妇女地位低下，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家庭制度。因此，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必须以改造私人领域为前提。但是，改造私人领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大量文献显示，《婚姻法》的颁布在农村社会激起了普遍的反响。男性农民将之视为“离婚法”，基层干部不配合，伴随着这些消极的反应是各个地方不时发生的与婚姻相关的伤害妇女或妇女自杀的报告，而这也是不少西方女权主义学者批评共产党没有有效贯彻落实《婚姻法》的原因。然而，这些文献的问题是，除去数据和千篇一律的叙事，我们听不到妇女的声音——一场以解放妇女为主要目标的婚姻家庭改革运动，妇女的声音何以能缺失？她们如何看待这场运动？她们的生命轨迹是否且如何因社会主义运动而改变？
《记忆的性别》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妇女们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正如同暴力在婚姻改革运动中属于极端现象，抗争成功从而获得婚姻自主的个案也不多见。大部分妇女的生命依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前推进，国家效应被原有社会规范大大抵消。究其原因，按贺萧的分析，一方面，婚姻的缔结不仅仅涉及两情是否相悦，婚姻的物质基础对于多数妇女来说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考虑，然而“革命当时还未有开始触及物质条件的问题，没有任何蹲点干部或者革命良方能够解决她的困境”。另一方面，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事情，婚姻家庭中交缠错综的社会关系远不是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叙事能够涵盖的。贺萧因此提醒我们，在理解集体化时期的婚姻变革时，要关注“妇女在维系或者离开一段婚姻时，她们自己在感情、现实和政治之间作出的利益权衡。这些权衡有助于使她们成为具有美好品德的妇女，值得被颂扬，并易于被她们的社区辨识”。
一个许多人都好奇的问题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否曾经打算消灭家庭制度？从《记忆的性别》所呈现的看来，针对妇女的解放策略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而不是在私人生活。在生产领域，妇女依然是家庭生产和情感活动的主要承担者。随着集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国家在对于“劳动者”妇女不断提出新要求的同时，对于妇女家务劳动的负担（因家庭规模扩大而越发沉重）却保持沉默。贺萧因此将国家在私人领域改造方案的失败视为“理论上的忽视”。她认为，不同于帝国时期的思想家或者20世纪早期的活动家——前者将家庭看作是社会秩序和国家运作的基础，而后者则视家庭为公共恶习的根源——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政策将家庭描述成暗藏封建残余和阻碍社会主义的地方。
当然也有研究显示，国家并非一直对家务劳动“视而不见”，国家一度曾试图将家务劳动理论化以使其纳入社会主义生产的体系，只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家务劳动话语被革命话语所代替。或许这些研究对象不同、结论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研究正是“地方性社会主义”的表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复杂、丰富的表征。但对于之前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对于家庭的态度问题，显然这些研究都无法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许，与其讨论共产党是否打算消灭家庭，不如看其有关家庭的改革方案是否实际上削弱了家庭的父权制基础。
贺萧花了大量的篇幅记录“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的“五化”实践：食堂化、缝纫化、产院化、托儿化、磨面加工化。主流的叙事往往将“五化”描述成国家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而不是妇女本身的策略，贺萧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窠臼，将对于“五化”的记录和讨论放在了题为“劳动者”的章节。然而，倘若我们将关注点放在改革方案本身，则会发现其对于家庭生产的颠覆性力量。从食物的加工、准备到孩子的养育，妇女在私人领域的生产和情感活动基本上都被囊括其中，难怪有学者将“五化”称作“一项了不起的解放妇女的试验”。遗憾的是，“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而关于失败的回忆往往是苦涩的，在曾经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从家务劳动中抽身出来的妇女们的记忆里，除了“可怜”的描述鲜有其他，虽然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盘桓在那个宏大的解放目标前面的同样巨大的困难：物资的奇缺，管理经验的不足，专业人员的缺乏。
重访社会主义
贺萧在书里努力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足够好”的故事，它超越了以往大多数关于集体化妇女研究简单化、脸谱化的叙述，展示了妇女的生命轨迹与农村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包括讲述故事的历史节点。正如同在讨论“美德”的问题时，作者疑惑“如果访谈是在1955年（或1975年、1930年）”，妇女们回忆是否会有不同，什么时候谈论集体化对于妇女理解“集体化”、“社会主义”可能也是至关重要的。贺萧对妇女们的访谈始于1996年，止于2006年，这时候的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呈现的是一派凋敝的景象：经济增长缓慢，农民负担严重，乡土道德文化沦丧，外出打工逐渐成为潮流。如此社会经济形态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妇女的记忆？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至少我们从书里看到，尽管妇女关于集体化时期的回忆大多是不满意的，她们的种种抱怨也并非总是针对集体制度本身。贺萧的研究没有或无法处理的是，如何辩证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集体化历史。比如，同工同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可能随着工分制的不断完善获得更好地落实。事实上，近年来的一些文献已经显示，到了1970年代，按件计工分在不少农村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少数坚持到今天的集体经济村庄则成功地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工分手册 来源：百度图片
《记忆的性别》是这个时代需要阅读的一本书籍。近些年发生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对“历史的终结”提出质疑，同时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整理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其内在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展开对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想象。重访社会主义不仅让我们明白历史如何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它还会指引我们未来行进的方向。
参考资料：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全译)》，2018-03-08，作者：贺萧
https://gailhershatter.sites.ucsc.edu/translation/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一颗土逗”，原标题《这些奶奶们的悲欢记忆，为我们揭开不为人知的农村妇女解放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