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与批判者

如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重新出现在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公共讨论之中。随着新一代学者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的丰富内容，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一代正在衰落。正如1848年的经济危机有助于激发和塑造马克思最初的观点，如今的危机有助于恢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在1970年代之前的100年间，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受害者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们日益转向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传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而深远地传播开来。它与许多不同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背景相互作用，发展出多种不同的(有时是存在激烈争议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解读和版本。马克思主义最有效地凝聚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评论，凝聚了从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鼓舞的政治运动的成败中汲取的理论和实践教训。今天，对于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大多试图贬低、忽视或以其他方式边缘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这些行为通常能够奏效，但只是拖延和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在1975年之前的100年间的发展。这一传统的发展虽然不稳定，但却十分坚韧。马克思主义从少数理论家和活动家扩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政党、报刊、研究机构，以及地方性、区域性和国家性的管理机构和国际组织。马克思主义还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内部差异、争论和冲突。

然而，1970年代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条件。资本主义已经从1930年代大萧条造成的严重破坏中重获支持和声誉。二战后的重建、时间以及希望帮助人们消减了对大萧条的记忆。到1970年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已经成熟，足以针对改革、监管和其他大萧条时期强加于资本家的国家干预展开一场重要的、持续的反击。那些“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不断深化，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它们展开全球性竞争。

得到复苏的资本主义宣告了其复兴的能力。在美国，罗斯福新政从1945年到1970年不断妥协，之后遭到了系统性的削弱。工会的社会影响力大大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发生了变化，使得1970年代之前实际工资持续增长100年的记录彻底终结。1980年里根的当选使这种变化成为定局。英美等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明显右倾。私有化、取消市场管制、一夜暴富的图谋以及怀疑和抛弃集体奋斗和集体价值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共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

1970年代，跨国资本主义企业迎来了新的投资机会。企业内部管理(计算机)、交通(喷气式飞机)和通讯(互联网)等技术变革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及其之间的全球协作，也带来了极其便利的投资机会。最重要的是，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向全球开放。伴随着技术变革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际工资停止了上涨。无论何时，每当生产率提高而实际工资停滞时，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激增。2008年之前的30年是美国经历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利润繁荣期之一。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欢呼劳动力、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和萎缩，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其危机倾向”。因此，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1990年代末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经济”时代。前苏联的解体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改变了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方式。他们之前将马克思主义描述成一种错误的理论，它代表失败的、岌岌可危的危险实践，过去30年，他们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衰退的历史遗物，现代人根本不需要考虑，更不需要研究它。他们一再重申，资本主义赢得了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成为一种没有替代选择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最重要的超级大国。相应地，他们也调整了理论基础，继续贬低大众传媒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以及学术和政治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发现，在如此变化的环境中难以坚持自己的信仰，从而修正了自己的立场或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2008年，格林斯潘的“新经济”政策破产，并被视为与以前的资本主义一样具有危机倾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重新被发掘。人们开始求助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来理解危机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案。不过，他们很快就面临是改革还是革命的争论: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该如何变革?在这些经典的讨论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改革者———提出了多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攻击这种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展开了批判。而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反对充斥在多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互不相容的理论和观点中。这就产生了富有批判性的社会分析传统，而每位学者都需要明确和证明其分析传统中包含着哪种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本文中，我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多种原因提供一种独特的解读。我还会用这种解读对改革与革命这一经典论战中的双方进行批判，这一论战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学者当中重现。在这种解读和批判的基础上，为了对资本主义危机做出不同类型的革命性回应，我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两种反复摇摆的资本主义理论

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均呈现出一种反复振荡摇摆的模式。对市场和私人财产相对有限的国家监管和干预不断地经历着遭遇危机和控制危机的不同阶段，直到无法奏效，然后又会过渡到国家经济干预相对更多的阶段。危机继续爆发并得到控制，直到出现无法控制的危机，然后重新过渡到国家经济干预相对更少的阶段。以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在这两个阶段中，不变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在这种特殊的生产结构中，少数人(通常是企业董事会成员)分配由多数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我们将使用“私人”和“国家”等概念来区分这些交替出现的阶段或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比如，1929年，美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危机迎来了国家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1970年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遇到严重的危机，驱使国家资本主义重新回归私人资本主义。当私人资本主义在2008年经历了一场崩溃时，这次危机又产生了另一次回归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振荡摇摆。所有资本主义都会经历类似的振荡。

有两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解释了上个世纪反复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些理论对于每次危机都会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如今的危机也不例外。意识形态霸权在这两种理论之间来回振荡摇摆，正如资本主义在它们之间来回振荡摇摆一样。

其中一种主流理论被称为“凯恩斯经济学”，以其创立者之一的名字命名。这种理论认为，不受监管的私人市场具有局限和缺陷，这些局限和缺陷会周期性地将资本主义经济推向通货膨胀、衰退、甚至萧条。如果没有外部干预，私人资本主义可能会陷入长期的萧条或通胀，从而威胁资本主义本身。凯恩斯经济学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中产生危机的关键机制，建议通过各种国家干预(监管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阻止或消除私人资本主义危机。

另一种主流理论与经典的“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密切相关，他将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加私有财产)看作使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体系。其演变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私人资本主义如何以及为何会带来经济收益的最优化。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出现了非最优结果，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私人资本主义通过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内部机制自

我疗愈。新古典经济学批评凯恩斯提倡的国家干预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监管者的错误、受到政治操纵的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低效，例如通货膨胀、停滞和滞胀。政府官员不能替代、更不用说改善不受监管的(“自由的”)市场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家坚信，自由市场能够调节不同的需求和供给，比政府更有效地传递海量信息。

随着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沉寂3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突然在美国崛起。1970年代以来，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竞争的一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广泛地颠覆并压制了凯恩斯主义的干预理论。他们推翻了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统治。新古典经济学家抨击与罗斯福新政密切相关的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它严重扭曲并减缓了经济增长，助长了社会冲突(有时被称为“阶级斗争”)。他们试图重建新古典主义的乌托邦:用私人的和竞争性的市场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从而用增长的方式避免阶级冲突。

1970年代后，市场管制有所放松，私有化成为商业、政治、新闻业和学术界正式的和普遍的原则。新古典经济学像大萧条之前一样再次成为流行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排斥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它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只有新古典经济学才是“正确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对于彼此在理论领域、学术领域和职业生涯中的差异的这种极端不容忍，与它们自1940年代晚期开始共同对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式一模一样。

1970年代后，技术推动了生产力迅速增长，实际工资停滞，在这种背景下，放松监管的市场首先带来了新古典主义者所承诺的激励机制、价格和增长的改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也呈现出市场波动、收入和财富增长不均衡，股票市场、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产生了终极经济泡沫，凯恩斯主义者曾模糊地预测到这些内容。新千年伊始，股市崩盘，几年后，房地产市场崩溃，流动性危机产生，目前正进入深度衰退，很有可能陷入大面积的萧条。随着凯恩斯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流放中重生，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退却。

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一如既往:国家必须通过自身拯救资本主义。如今，这种观点再次卷土重来。面对当前的危机，只有少数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鼓吹过去的“真理”。然而，如果奥巴马总统的凯恩斯主义计划失败，或者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仅能持续一小段时间，那么资本主义危机将再次爆发。危机将为向私人资本主义和新古典经济理论霸权的重整旗鼓创造条件。

尽管对是否需要国家干预的看法完全不同，但双方对资本主义都持有深刻的保守主义观点。他们之间产生的这种振荡摇摆均服从于共同的保守主义。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本身遭到质疑时，这种振荡摇摆就会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演变成整个资本主义的危机。当资本主义危机导致严重的社会疾苦时，两种理论的振荡摇摆会塑造并包容这种公共争论。解决危机的方法是更多还是更少的监管?是更多还是更少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这种限制性的讨论使公众无法设想，更不用说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替代解决方案了，即从这两种资本主义过渡到不同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