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危机的结束是下一场危机的开始——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的反思与启示 ... ... ...

二、金融危机的深刻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经济危机呢？”女王陛下有所不知，在西方经济学视野中，所有的危机都是可理解和解释的，却是不可预测的。

（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面对英国女王质问，一向夸夸其谈的经济学家们羞愧得无言以对。然而，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勇敢地站出来回答：经济学已经证明，此类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假如此类事件可以预测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据此作出反应，从而避免它的发生；于是，这个预测就成为错误的了。卢卡斯的回答，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狡辩。今天的西方经济学越发背离常理，越发玄乎其玄，经济学家习惯用数学、工程学、模型来说明解释问题。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所有努力有一个共性，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回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是否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资本主义制度来解释问题，早已不再是一个追求科学或探究真理的问题，而是直接关乎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

对资本回报的一味追求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社会财富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则导致普通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生产无限扩大与需求相对缩小的失衡，必然导致相对过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⑥]，“就象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⑦]。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全球化，与金融资源高度垄断于一小撮金融寡头手中而形成的高度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⑧]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如何修缮，还是相关各国政府在政策怎样改进，都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自身积弊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社会制度、文化模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出现危机。与宣告破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危机中得以充分印证。《资本论》热销全球，《经济学家》杂志在2012年将列宁肖像作为封面，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著作《21世纪资本论》，登上国际网购平台亚马逊2014年榜首。以“占领华尔街”、“愤怒者运动”为代表的各种社会运动，将群众运动重新带回历史舞台。从媒体到社会，从理论学说到社会运动，西方社会出现了一股“马克思热”，就连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也给予马克思这位无神论者以正面评价。著名左翼思想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在接受法国记者专访时乐观地指出，“人们不仅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⑨]

（二）赌场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危机常态化

随着科技进步、生产设备改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会不断提高。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而引起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是造成危机和衰退的根本条件。[⑩]遏制利润率不断下降，一个重要途径是，阻止甚至逆转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投入过多的倾向。把重资产变为轻资产，就是一个有效途径，实践中的经济金融化就是资产由重变轻的一剂“良方”。

然而，经济金融化使资本主义越发具有寄生性与腐朽性。资本主义一切动机就是赚钱，而且为了赚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投机、欺诈、海盗、贩卖奴隶、种植与销售鸦片、战争等等。“资本主义生产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1]金融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能够跨越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不用“必须干的倒霉事”而能赚到钱，而且赚大钱、赚快钱。

进入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阶段，金融成为资本赚钱的一种重要手段，早先主要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而赚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而成的金融寡头稳固地控制了货币，以及熟练地使用杠杆，以少搏多，以小搏大，从而使得金融能量越来越大，由此逐渐发生异化，金融控制实体经济，控制国民经济，乃至控制国家政权。用国家政权赚钱成为资本积累的最高境界，通过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监管，由此经济金融化大行其道。

经济金融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融杠杆的广泛使用，这使得国民经济泡沫化，泡沫经济常态化。典型的就是房地产、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资产价格的膨胀与泛滥。“西方的金融体系很快变得与一个巨型赌场没有什么两样。每天，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资金之大简直无法相像。……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12]投资者蜕化为赌徒，金融市场蜕变成赌场，国际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超级赌场，资本主义也相应变成赌场资本主义。当赌徒筹码不能为继时，就会终结一场赌局。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流动性突然萎缩或中断时，即会爆发金融危机。德意志银行在研究发达市场时使用如下标准来定义金融危机：在年度基础上股市下跌15%，外汇下跌10%，债券下跌10%，通胀上涨幅度达到10%，或主权违约。[13]以此参照类推，金融动荡已经常态化，金融危机实际上愈发频繁。

（三）经济失衡加剧风险、恶化危机

西方经济学者倾向认为，全球宏观经济的失衡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中国和其他顺差国家的过量储蓄，资助了美国的借贷消费和房地产盛宴。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咒骂“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储蓄”推动了美国借贷的高涨。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定，危机源自“全球宏观经济的失序”，因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如东亚，存在“多余的储蓄”。

“多余的储蓄”会导致自然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下降。储蓄过剩会导致自然利率的下降，而且各国央行会因此降低实际利率，以防止实际高利率而遏制经济活力。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主要国家央行都会努力把实际利率调到最低。在这种情势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需要放松银根时，相关央行会发现，因为利率没有了下调空间，他们将很难用富有弹性的货币政策来加以应对。“多余的储蓄”会推高资产价格，并引起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等一系列投机泡沫。每一次泡沫的破灭，都会导致一系列困难的出现，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诸如人口老龄化、不平等现象、新兴市场寻求可靠资产等因素，导致人们不断增加储蓄，这些结构性因素不会轻易改变。在全球储蓄预期明显超过投资预期的情况下，出现新的泡沫和新的危机将难以避免。然而，西方经济学者看到的只是经济表象。在东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居民储蓄与国家储备不断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把人们拖入不知深浅的水域，经济金融学强调，不确定就是风险，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市场变迁、社会演化等等没有一样是确定的，不确定因素越多，风险也就越大。与此同时，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储备越少，该国货币、资产就越容易受到投机者的攻击，造成巨额损失。因此，小到一家，大到一国，只有储蓄储备更多的资金，才能有效应对不测。

（四）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特征

资本主义体制机制近乎千疮百孔，局部与环节的溃疡面越来越大，风险已经防不胜防，由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正在向系统性危机演变。危机的系统性源于金融资本的垄断性。列宁时期的“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14]世纪之后的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单个国家，还要控制整个国际，控制可以控制的所有资源，实现金融资本的全面垄断。正是在金融资本的垄断下，出现自然、社会、主权与治权、国际秩序等系列危机。

自然是财富之母，金融资本不断利用经济金融杠杆，把自然资源这一人类公有财物转化为私人财物，把有限的自然资源加工成无限的经济财富，如数字化银行存款，广大亚非拉任何一片荒野都在被纳入资本主义循环体系，对矿产资源的无止境开采以及对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无穷尽投机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正愈演愈烈，由此导致并不断加剧生态危机。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矛盾，实质是人与人矛盾的激化。在资本主义国内，是资本剥削与雇佣劳动被剥削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则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具有系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重要金融工具包括各类金融杠杆的使用，集中在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寡头手中。资本积累越来越倚重金融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如此使得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闻所未闻的贫富差距导致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

主权是国家安全最坚硬的外壳，独立主权下的有效治权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最可靠的依托。然而，伴随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国家机器、国家政权非但不能有效节制驾驭资本，反而被金融寡头所控制所操纵，华尔街控制并操纵华盛顿，伦敦城控制并操纵唐宁街，权力为虎作伥，为资本保驾护航，政府的政策乃至国家的法律，不能恰当地体现大众利益与国家利益，而是越来越多地代表私人利益与集团利益。金融资本更加肆无忌惮地敛财投机，体现的正是主权与治权的危机。

金融资本由一国垄断不断走向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拥有越来越大的不受有效监管的权力。金融寡头控制国家政权，华尔街操纵华盛顿在全球范围内努力把美元的权力置于其他国家的主权之上，借以获取巨额利润。然而，资本主义主义存活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金融资本寄生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当所有国家都奉行资本主义制度，整个世界陷入虚热实冷的境况时，恰如今天的情形，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便遭遇体系性危机。

系统大于部分之和。降低或防范所有的个体风险、每一个局部风险，并不等于就能有效降低或防范整体风险。任何一个小风险都有可能演化为大风险，外部风险转化为内部风险。英国学者克里期·哈曼指出“我们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次危机不仅仅是缺少金融管制或是银行家的贪婪造成的，而是系统性的。”[15]美国是世界霸权国家，华尔街是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中枢，滥觞于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自然很快演变为系统性、全球性危机。在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情形下，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风险都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有鉴于此，着眼于资本主义体制机制的修修补补，如强化监管，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要消灭金融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