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融危机的魅影再现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多种多样，即便如此，尚有更多未曾料想到的引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原本稀罕的“黑天鹅效应”如今越来越寻常。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国际上也没有两次金融危机是一样的。危机具体在什么时间且以什么方式爆发，难以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一场金融危机一定会到来。
（一）从危机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吸取教训
长期以来，知识界学术界被当作为真理的化身而倍受推崇。然而，大危机之后，经济学界始终不能真正反省，有效市场假说、金融深化理论等导致金融危机之重要理论的基础性地位没有被动摇，新自由主义所具有的欺骗性没有被彻底揭穿而被遗弃。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更多的是被当作门面或一类装饰品。有良知且地位显赫的经济学者没有向社会揭示危机的真正元凶，甚至还积极鼓噪政府是罪魁祸首，将大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央银行作为最终债权人的存在。
金融资本厌恶金融市场的稳定就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金融资本十分喜好动荡，因为只有在动荡的市场中，才便于做多或做空，以获取投机利润。中国有句俗语，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于金融资本而言，没有缝也要钻出一条缝来，即想方设法努力制造动荡、加剧危机。人不可避免会犯错，然而金融领域总有一帮人，有组织有分工地一直在努力诱导他人他国犯错误，从别人的错误甚而别国的灾难中大发横财。因此，从本质上而言，金融家们是不会吸取所谓教训的，实践中也是如此。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金融海啸，而金融家们把金融海啸当作池塘的涟漪，认定涟漪过后金融市场又会恢复原貌，欺诈可以从头再来。来自华尔街的游说者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以淡化金融监管规定，实际结果是，那些原本就很有限的以强化金融监管为目标的改革，大多数措施没有落到实处。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一般银行的风险似乎趋于收敛，然而影子银行的风险在不断增加。大危机之下，只有雷曼兄弟公司的总裁迪克·富尔德丢了饭碗，除此之外，再无一个银行家因为纵火而受到惩罚，银行被默许甚至被鼓励继续坑蒙顾客、敲诈国家。
国际金融大危机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实力与势力。如此，更加鼓舞和激励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投机性、嗜血性。贪婪与恐惧，是金融市场的投机与投资的辩证法，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近乎把这一辩证法运用到极致，即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但是，今天的华尔街的银行家似乎只有贪婪，没有恐惧，只有蔑视，没有敬畏。
（二）强化金融监管，当局无心也无力
因为不吸取教训，所以很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多次、反复跌倒。政府不会认真吸取教训，因为政府早已成为资本所操控的政府，危机过后，当局依旧装模作样地认真地履行着监管的职责。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金融大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杰作，应是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政府金融市场改革的最大成果——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从事投机性交易活动。然而，像高盛集团或瑞士信贷银行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略施小计——关闭了自己的商业部门——作为对冲基金重新开张，或者作为持股者参与对冲基金，就轻易逃过了新规则的制约。所谓“牛栏关猫”，往往不是猫的狡猾，而是监管者的愚蠢，抑或就是沆瀣一气实施庇护的罪恶。
金融大危机重挫了银行家与金融业的声誉，人们期待金融将被拉下镀金的宝座，主要大街（指代实业）将重新取代华尔街（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社会的主宰力量。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已经不合时宜。被给予高度期待的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口口声声、信誓旦旦要在当选后收拾华尔街肥猫们，然而甫一就任，新总统就变卦了，美国媒体评论，奥巴马总统所能做到的，就是抓住华尔街的衣领，使劲地摇晃了几下，然后在他们的耳边轻轻地说，干得很好，就这么干。所有“惩治”华尔街的举措，包括大肆鼓吹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近乎都成了“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一把扯掉了奥巴马政府惩治华尔街的遮羞布，终结了与华尔街羞羞答答的代理关系，直接由各类寡头披挂上阵充当内阁成员，凡是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政策——如减税、放宽监管等——逐一出台。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美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美国精英、主要政党、政府已经没有意愿和能力推出、实施罗斯福那样的“新政”了，甚至连一丁点形式与花样也没有。最大的不同，就是高调地用民粹主义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
（三）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更多更大问题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即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好说，实际的事难办，有时甚至根本就办不到。实际上，所有的应对危机的举措，近乎都是扬汤止沸，头痛医头。而且，因为没有对症下药，药效的副作用非常明显，解决旧危机的果，往往成为引发新危机的因。
道德风险加剧。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天然地具有不平等竞争优势，因为它们太庞大，庞大到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逼迫政府必须进行救助。正因一旦出了问题，必然有国家兜底，政府搭救，因此大型金融机构，在经营上就很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然而，收益归自己，风险归国家。大银行可以凭借“太大而不能倒”，继续敲诈国家及纳税人。因此，要想投机赚钱，又不用冒破产风险，一个合乎逻辑与实际的办法就是，努力让银行做大。金融大危机的一个极具讽刺的结果是银行变大，诸如美林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联银行等一些疲弱的银行，在投入竞争对手的怀抱或合并之后变得更大，但并不一定更强。美国5家最大银行的资产负债总额，甚至比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还要大。大危机的结果就是政府与国家被金融寡头进一步挟持。
主权债务危机迫近。次贷危机原本是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流动性危机、债务危机，但是危机发生后，为防止系统性危机出现，政府动用财政全力搭救，金融机构度过了难关，但是政府终因“饮酒过量”而导致严重不适——债务缠身，出现所谓“财政悬崖”。在短短一年里，赤字就翻了两番，从4590亿美元（占GDP的3.2%）增加到1.85万亿美元（占GDP的13.1%），这是有史以来最迅速的恶化。美联储的低利率帮助压低了巨额债务的还本付息，但是随着利率水平上升，联邦政府还债压力不断增大。未来10年内，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联邦政府债务的年度还本付息将会超过国防开支。很显然，随着机构债务危机渐远，主权债务危机迫近。欧洲债务危机已经爆发，新兴国家的公共债务正难堪重负，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不断积累。
资产泡沫再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跌破世界范围内“美国问题专家”的眼镜。特朗普执政后，世界的“美国问题专家”又在预测，世界最富裕的经济体将扭转思维，回归制造业，重振实体经济。但是，美国资产价格又在上涨，今天美国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住房价格高于危机前的水平；美国股市总市值与GDP比率逼近危机爆发前的高值；道琼斯股票指数（DJIA）2009年跌到最低点6469点，然而到2017年底飙升到24719点，上涨380%。自2009年以来，全球市值几乎就在不间断地持续上行，近九年时间竟没有一次盘整，而这种情况上次出现还要追溯到20世纪早期，即“大萧条”发生之前的岁月。当然，股市之外更有债市与房市，新兴市场（如中国）正向世界展示，经济泡沫没有不及，只有更过，更疯狂。
（四）一场危机的结束就是下一场危机的开始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胎记，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痼疾。有金融市场就有金融投机，就有资产泡沫，进而就有金融危机。金融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危机常态化。德国著名的足球教练泽普·赫尔贝格曾经说过，“一场比赛的结束就是下一场比赛的开始”。金融市场同理，一场危机的结束就是下一场危机的开始。唯一的区别是：球员们知道下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举行，而世人不知道下一场危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为德国《商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从我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以来，人们向我提得最多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发生新的金融危机的危险。我担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16]金融危机不仅现实地存在，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不经意间，似乎变成了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如影随形，难舍难分。虽然难以预见危机何时爆发，但是下一场令人恐慌的金融危机几乎肯定在酝酿之中，几乎肯定会爆发。
大危机十年后的今天，股市的泡沫、债市的泡沫、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早已蔚为大观，一根“小针”就能刺破金融泡沫。十分不幸的是，现在的“小针”越来越多。行为完全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政府，掀起的愈演愈烈的经济摩擦，欧洲分裂、中东乱局等地缘政治，自然灾害或生态灾难，中国经济失速或骤然间大规模资本抽逃，等等，无数的“黑天鹅”以及寻常见的“黑犀牛”，都有可能成为刺破泡沫的“小针”。
危机的爆发不随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倒不如坦然地、积极地面对危机，未雨绸缪，一方面减少危机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则努力转危为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国民经济每隔几年就迈上一个新台阶。虽然2008年金融大危机产生的大冲击，中国未能幸免，但是由于拥有独特的社会制度，强而有力的政府调控，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中国经济受危机影响被降至最低，并较早地走出危机阴影，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社会主义优越性再次得到显现。中国声音引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引来国际社会的普遍热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可以说“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17]
[①][美]乔治·索罗斯著，王宇译：《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0页。
[②]尚前明：“让全球金融危机十年之变告诉世界”，《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50期。
[③][日]中谷岩著，郑萍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④]赵光锐：“哈贝马斯谈新自由主义破产后的世界秩序”，《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
[⑤]俞吾金：“反思金融危机背后的文化病症”，《文汇报》，2009年6月23日。
[⑥]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和金融”（1958年9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07页。
[⑦]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5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⑨]钱文荣：“金融危机背景下需要关注的几种国际思潮”，《红旗文稿》，2009年第17期。
[⑩][美]安德鲁·克菜曼著，周延云译：《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
[12][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李红梅译：《赌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3]约翰·德特里克斯：“下一场金融危机或许即将出现——只是我们不知道它来自何处”，美国石英财经网站2017年10月6日，参考资料2017年10月13日，总第31043期。
[1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0页。
[15]克里斯·哈曼，曹浩瀚：“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16]汉内斯·福格尔：“为何面临新的金融危机——银行几乎没有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中吸取教训”，德国N-TV电视台网站2013年9月13日，参考资料2013年10月12日，总第30043期。
[17][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等译：《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安全及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原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九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