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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 —— 一个评论与再解释

2018-10-29 23:43| 发布者: 井冈山卫士| 查看: 6918| 评论: 0|原作者: 大卫·科茨|来自: 《政治经济学评论》

摘要: 当总体——“SSA—积累”——中的矛盾变得足够尖锐,“核心制度”开始崩溃,“长波危机”就此发生。这会导致作为一个整体的SSA的崩溃。没有一个可行的“核心制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会由“相对顺利推进”变得“困难和群龙无首”。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攻坚期。运用SSA方法,研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制度结构和制度条件,有助于更好把握和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助力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卫·科茨: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 一个评论与再解释

【译者按:译文选自科茨1987年发表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的《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一个评论与再解释》,该文于1994年收入科茨、麦克唐纳、里奇共同主编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增长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论文集。科茨在1994年的论文集中,对1987年原文进行了题目改动和部分删减。变化如下:(1)把文章题目改为《解释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2)删减了“资本积累的相关理论”这一部分内容;(3)1987年科茨一贯用的是“长波”概念,而1994年论文集中,科茨引入了“长期波动”概念。对此,科茨作了简要说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早期表达,采用了“长波”概念,是指与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著作相联系的50年长周期;而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支持者们转而使用“长期波动”概念,目的是要表达长期快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交替,而不是要表达某种周期性的、规则性模式。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三个重要理论价值。首先,SSA学派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向“具体化”。SSA学派构筑了一个“中间层次”的分析范式,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具体化为“积累过程—积累的社会结构”。其次,SSA学派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SSA学派用“积累的社会结构”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长期经济波动,认为SSA的建立与崩溃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停滞更替的根本原因。例如,科茨将1982年以后至今的SSA定义为“新自由主义SSA”,并认为这是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最后,SSA学派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攻坚期。运用SSA方法,研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制度结构和制度条件,有助于更好把握和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助力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导言

过去十年,学者们对经济增长中的长波问题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主题似乎曾被乔治·加维在二战期间所提出的、有影响的批判埋葬。由于长波理论文献天然具有反周期性,再次燃起理论兴趣不足为怪。二战后连续2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相比加维的文章,无疑更加扼杀了关于长波理论的兴趣。然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经济由扩张转向停滞,使长波理论假说再度可信。

近来,大部分长波理论文献都遵循早期长波理论家所构建的传统。特别是,被熊彼特视作长波最终原因的“技术创新的不均匀”,构成了近期一些理论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于长波理论的新方法,早期文献中没有它确切的理论前身。这种新方法认为,长波是资本积累过程和一系列巩固积累的社会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套制度,被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SSA)。

关于长波的SSA方法尚未得到很好发展。本文目的是要对此方法进行一个澄清、评论和再解释。尽管当前此理论尚存有问题和模棱两可之处,却很有发展前景。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通过简要回顾若干早期“长期宏观不稳定理论”来给SSA方法提供一个历史背景;第三部分,概述SSA方法,并进行评价和澄清;第四部分,对该方法进行一个评论,包括概念性问题和历史适应性;第五部分,提供SSA方法的一个改进版本,有望克服当前版本的一些困难。

能否通过经验来确认经济增长中长波存在,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甚至其支持者也承认那种起肯定作用的证据是不充分的。鉴于早期相关数据很少且质量不高,以及迄今为止鲜有的几个长波理论(3个或4个),这种经验问题难以解决。本文不介入有关存在性的争论。对于那些感兴趣的人,范·杜因和戈登等人提供了长波存在的证据,而加维和范·艾维克提供了相反的证据。笔者认为,证明长波存在的那些证据,对于提出何种原因造成长波这样一个问题而言是充分的。表1给出了几种长波划定方案。

大卫·科茨: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 一个评论与再解释

二、理论前身

那种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呈现若干持续半个世纪左右的长波的观点历来遭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怀疑,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是极其稳定的,特别是在长期中。所以,毫不奇怪的是,长波理论是非正统研究者的专属领地。长波理论的早期支持者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都在新古典传统的“边缘地带”从事研究工作。

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以使用期限非常长的“资本品置换周期”为基础,这种“资本品置换周期”与“长期投资的融资机制所具有的周期模式”相互作用。熊彼特的理论,也是以长期投资“群”为基础,但此“群”归因于重大创新“簇”,而非归因于周期性有利的信贷市场条件,也非归因于康德拉季耶夫理论中置换陈旧资本品的最终需要。

尽管存在差异,两个理论都把长波视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自动的、内部产生的现象。正是经济因素——资本投资、信贷市场、创新——在一种可预期的和有规律的方式的作用下,导致了长波。非经济发展因素,或许是重要起因,例如战争、革命、黄金的发现,这些被视作结果(而非原因)或被视作第二位重要的起因。

不论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还是熊彼特的长波机制理论,都没有赢得广泛推崇;部分原因在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两个理论难以令人信服。广泛批评包括加维针对康德拉季耶夫的批评,以及罗森博格和弗里希塔克(Rosenberg and Frischtak)针对熊彼特的批评。其基本问题在于,为什么重大投资(major investments)应该在50年左右的周期内成群出现,而不是随着时间推移更均匀地发生,这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长波理论的一些抵触,源自新古典信条——资本主义增长是长期稳定的。但绝非仅限于此。大部分“商业周期理论家”,更愿意采纳这样一种前提——资本主义在宏观水平上是内在不稳定的,并认为上述长波理论尽管有趣但最终无法令人信服,例如,戈登(R.A.Gordon)。针对康德拉季耶夫的早期批评中表达了一个被广泛持有的观点:长期来讲,资本积累的节奏确实不均匀,而不是有规则的、系统的模式;而且,此种不均匀性的原因在于偶然性历史事件的出现,如战争、新领域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发展。

长波理论的一些早期著述源自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但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相当微弱。战后时期两位主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和厄内斯特·曼德尔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可以解释加速增长和低迷增长时期的更替(alternating periods of accelerated and depressed growth)。在斯威齐看来,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运动规律造成停滞趋势,因为“总剩余”(aggregate surplus)相比“吸收剩余的常规渠道”(the normal outlets for the absorption of surplus)增加得更快。外部刺激(external stimuli)的存在解释了长期的有力扩张,例如,划时代的创新以及战争,其影响暂时超过了基本的停滞趋势。此种外部刺激终将会耗尽,而垄断资本主义的潜在停滞性质将再次显现。尽管斯威齐对长波概念持批评态度,他的理论仍能够解释“繁荣期”与“停滞期”更替的方式(a pattern of alternating period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繁荣期”(prosperous periods)来自偶然的、外部事件,“萧条期”(depressed periods)是该系统正常工作的体现。

不同于斯威齐,厄内斯特·曼德尔接受了长波概念,并试图把此概念放置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在曼德尔看来,支配资本积累长期运动的根本规律,在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源自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用来抵消利润率下降的那些因素“以一种有力的、同步化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一个“长波扩张”(a long wave expansion)就会出现。随之出现的是一个长期的利润率上升,这带来了强有力的积累。最终,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因素逐渐消失或被增长过程所瓦解掉,利润率下降规律再次显示出来。一个“长波萧条阶段”(a long wave depressive phase)接踵而至。

对曼德尔来讲,从“长波扩张”(long wave expansion)向“长波收缩”(long wave contraction)的转变,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这源自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然而,一个新的“长波扩张”的开始,不能以上述方式来理解:“此种上升(upturn),不能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本身而推论出来。”这种上升是偶然的,源自“非经济因素”(例如,黄金发现、重大创新、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胜利),这有力抵消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尽管曼德尔和斯威齐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重要差别,但他们对长期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存有显著共同之处。对两人来讲,资本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导致经济停滞。“长波萧条阶段”归因于内在的、自动的、经济的因素。两个理论家指向了不同的运动规律(剩余增加vs.有机构成提高),但最终结果一样。同样地,“长扩张期”(long expansionary periods)通过历史上对资本主义运动基本规律起反作用的那些具体因素而得到解释。曼德尔和斯威齐经常引用相同的历史发展来解释一个“长波扩张”,尽管二人对此种历史发展的确切影响有不同理解。例如,斯威齐把“铁路”看作刺激投资的手段,曼德尔则把“铁路”看作加快资本周转的手段。两人都是把引发“长波扩张”的历史因素视作偶然的、外在的,有的时候是“非经济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最近关于长波的SSA方法通过拒绝一个关键假设(a key assumption)实现了对于这个现象的新理解,这个假设不仅在曼德尔和斯威齐的方法中很常见,而且在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的早期方法中也很常见。

三、关于长波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方法

在SSA方法中,一大批社会因素被吸纳进来,用来解释长波的两个阶段。原因要素,既包括“非经济因素”,也包括“经济因素”。SSA方法的重大创新在于,广泛的起因不被视作偶然的或外在的。相反,该方法假定一大批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因素,能够被视作由运动规律所支配。更确切地讲,“积累过程”和“大批社会因素组合”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假定为明显有规律可循和可预期的过程。这违背了之前对长期增长分析所采取的不言而喻的假定——不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都认为只有“少量严格的经济因素组合”才能产生有规律的、受规律支配的行为。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都认为,长波的两个阶段都由“严格的经济因素组合”所造成,而且这两个阶段都是有规律的和可预期的。对曼德尔和斯威齐来讲,长波的一个阶段是由此种“严格的经济因素组合”所造成的,另一个阶段则不是这样;前一个阶段是由规律所支配,后一个阶段则是偶然性的。

SSA方法的基本主张在于,一个强劲的资本积累阶段要求存在“一套广泛的社会制度组合”来支持和促进积累过程。这种“制度组合”,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也包括经济的方面,被称作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一个可行SSA的产生,会迎来一个长波扩张。然而,长波扩张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最终SSA和积累自身都会崩溃,从而迎来一个长波收缩。最终,一个新的SSA构建起来,积累过程重新开始。

以上,仅仅是该方法对于长波而言的主要框架。要使其更为丰满,有4个问题需要回答:(1)一个SSA是如何支持积累的?(2)为什么扩张阶段会结束?(3)为什么收缩阶段会结束?(4)为什么两个阶段都持续很长时间,形成大体50年长度的一个长波?

(一)一个SSA是如何支持积累的?

驱动积累过程的,是对利润的追逐。但是,“利润”只能来自于积累过程的结束,如果资本家要进行积累,资本家必须能“对他们的预期回报率进行合理地确切计算”。在一定程度上,SSA带来了社会稳定性,满足了“合理地确切计算”的需要。如果没有此种稳定性,资本家就会把他们手中的剩余价值或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作金融或投机性投资,而不是进行实际积累。

为了解释一个SSA如何实现这种稳定性,积累过程所需条件的一个细目清单产生了,该清单围绕资本流通三个主要阶段进行编排: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M—C),生产过程(C—C'),以及实现过程(C'—M')。戈登1980年的文章提出了积累所需的13种制度条件,而戈登等人1982年的著作将其减至12种。这些条件如下:原材料以稳定价格的可获得性(与M—C相关);对劳动过程的有效组织和控制(与C—C'相关);最终需求的合理结构(与C'—M'相关);合理的货币和信用体系(与积累所有三个步骤都相关)。所以,SSA是那些明显有助于满足积累过程所需条件的所有社会制度。构成一个独特SSA的制度,囊括了从“严格经济上的”(例如,大型垄断商业企业削弱了竞争,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到“政治上的”(例如,降低工作场所阶级冲突的劳工法)到“意识形态上的”(例如,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观念分化和弱化了工人阶级,因此稳定了对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控制)。本文附录提供了一个构成美国已存在过的3个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制度清单。

尽管学者们尝试给这种清单进行分类组合,但“细目清单方法”从理论上讲多少有些无法令人满意。我们会想,为什么“积累”需要一系列“条件”?应该把它归因于经济增长本身的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具体性质?马克思主义方法认为应该采纳后者。

如果把经济增长过程视作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那么它需要一定的条件:适当质量和数量的投入、技术进步等等。但抽象来讲,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特定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发生在一定的冲突环境中。这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产生冲突。此种冲突有两种形式:阶级冲突和竞争。

资本主义之下的阶级冲突有多种形式。资本主义的根本阶级关系,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它使“阶级冲突”贯穿在剩余价值生产和服务于该过程的各种条件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历史演变,其他类型的阶级冲突也在发展,这种历史演变造成了资本主义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化。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垄断资本和竞争资本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阶级各部分之间的此类冲突,通常被认为是围绕剩余价值分配所产生的冲突;但是它们或许涉及其他相关问题,例如,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或对国家的影响。如果我们考虑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经济关系”,则另一种类型的阶级冲突将变得显著:一个国家内部的资本家和其他国家内部的各种阶级(资本家、工人、农民)之间的冲突。

除了阶级冲突之外,资本积累过程产生了冲突的第二个来源:资本之间的竞争。随着资本主义的演变,竞争也以各种途径进行改变,例如“价格战”通常被大企业所回避。但是,尽管竞争的形式已经改变,竞争是为了占有剩余价值这一特性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采取多于一个企业的组织形式,竞争就会存在。由于竞争是资本的相似单个单元之间的关系,它不能被理解为一种阶级关系或某种类型的阶级冲突。

这使我们回到了SSA方法的起点:SSA主张一个“长期强劲积累”要求“社会稳定性”。若要“长期强劲积累”出现,就必须存在一个SSA,其潜在理由是:资本主义充斥着阶级冲突和竞争。SSA的功能在于调节阶级冲突和竞争,进而创造足够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快速积累创造前提。对戈登等人所提供12个“积累的条件”的考察表明,每一个条件都可以被理解成出于限制阶级冲突和竞争的需要。

构成一个SSA的那些制度不可能消除阶级冲突,因为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必然产物。SSA能够做的,是稳定阶级冲突,并引导其不对积累造成过度破坏。阶级冲突能通过表现为两极对立的两种途径而获得稳定:一个阶级被镇压,它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或者达成一种妥协,使得斗争的群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积累过程的好处。实际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反映了这两种“运作模式”的某种结合。例如,二战后美国的SSA所包括的“资本—劳动协调”就囊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会工人的战斗性和激进性遭到“红色整肃”和“抑制劳动法律”的压制;另一方面,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合作通过集体谈判立法而获得,同时大资本愿意对劳动定期增加工资。“资本—劳动协调”满足了戈登等人“积累的条件”中的3个:它稳定了劳动市场;它保证了对劳动过程的有效的资本主义控制;它有助于创造对最终产品的增长的需求。

一个SSA也必须调节竞争过程,以便使其不采取对积累有破坏性的形式。这是通过创建那些结构和行为准则——能够预防那种削弱剩余价值实现的“产业内竞争”——来实现的。例如,美国20世纪早期SSA的几个制度就是应对此问题的:工业部门的垄断化;金融资本的兴起;对某些行业的政府直接调节;更具合作性的“公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并取代了“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

如果我们对比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对待经济增长的观点,一个SSA相对于积累过程的作用,能够被看得更为清楚。依照新古典视角,资本主义是以“自由个体”在替代物中的不断选择为基础的。没有强制,就没有剥削。因此,阶级冲突不会发挥根本性的经济功能。长期经济增长自动持续源自以下假定——个体有无限欲望以及技术不断改进。人们可能谈及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例如高储蓄率、支持个人占有欲的文化、依赖自由市场的政治意愿,但是,一旦基本的政治和文化先决条件建立起来,长期增长是不成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视角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产生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倾向。但是,正是产生“增长倾向”的那些关系,也导致了尖锐的冲突。按照SSA方法支持者们的意见,仅仅具有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足以催生强有力的增长。强有力的增长要求额外的“社会制度组合”,即SSA,来稳定资本主义冲突。只有这样,快速增长才是可能的。

看来需要对SSA方法进行另一个澄清。SSA的存在,曾被视作使得资本家能够对利润率进行合理的可靠估计。这种观点不是建立在“传统风险规避理论”基础上。相反,这种观点说明,若无SSA的存在,生产性投资或将被规避掉,这不是因为相对预期回报而言风险过高,而是因为资本家无法对预期回报进行合理的可靠估计。

这种关于SSA和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的观点太过狭隘。一个SSA,不仅要能使“可靠预期”成为可能,也要能够增加实际利润率。破坏性的阶级冲突会削减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量,而过度竞争会削减剩余价值所能实现的部分。当一个SSA建立起来后,阶级冲突和竞争就变得更为稳定,利润率将会上升也变得更加可以预期。本文对SSA方法的附录,更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积累过程决定因素的看法。

(二)为什么扩张阶段会结束?

SSA文献宣称,建立在一个SSA基础上的一个强劲积累阶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长波扩张”必然让位于“长波萧条”阶段,然而对于此种信念并未给出任何理由。关键在于,SSA的衰弱和崩溃。问题是,为什么这必然会发生?文献中所能找到的理由可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积累过程,包含着终将以某种严重的“积累危机”形式而爆发的危机倾向(消费不足、有机构成提高,等等)。这转而会瓦解SSA,因为维系SSA所要求的资源在经济停滞时也陷入枯竭,另外由于积累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压力和冲突也会瓦解SSA。

第二,像积累过程那样,SSA包含着会导致其崩溃的那些矛盾。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假如我们所设想的SSA是用来稳定而不是消除阶级冲突和竞争,那么,我们能够把这种持续的、即便稳定了的阶级冲突和竞争,视作SSA内部矛盾的根源。持续的阶级冲突和竞争,终将导致SSA内部制度的崩溃。例如,鲍尔斯等人认为,“资本—劳动协调”在1960年代晚期崩溃,导致生产率增长的下降,最后促成了1970年代的积累危机。

第三,崩溃的原因在于,“积累”和对积累起支撑作用的“SSA”之间的关系。这里包括两种子情况。一是“积累过程”瓦解了“SSA”。例如,二战后的快速世界性积累,导致了饱受战争摧毁的欧洲和日本的复苏和快速发展,这终结了美国对世界市场的整个经济统治,因而瓦解了战后SSA中的一个关键制度——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它曾是美国经济统治的基础。二是同一个SSA从“支持”积累变为“妨碍”积累。例如,“技术控制”制度,是指采用技术生产系统——被视作控制劳动过程的有效方式。装配线就是技术控制的一个实例。技术控制的普及被认为是20世纪早期SSA制度之一。此制度最初是有效的,因为它会迫使工人按照既定的劳动强度来工作;然而,最终工人学会了利用该制度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工厂部分工人的罢工,会使整个工厂综合体停产。因此,“技术控制”从作为积累的“助手”转变成了积累的“障碍”。

所有这些崩溃情况的共同根源在于——总体中矛盾的存在,“积累过程——SSA”。最终,此类矛盾会导致SSA的崩溃,积累也受到钳制。相关矛盾可以在“积累过程”中、“SSA”中以及“两者之间关系”中找到。

人们或许想问,当一个SSA开始陷入困境,为什么不通过调整来修复这个问题?文献给出的答案是,对一个SSA无法轻易进行修补;一个SSA,不仅仅被视作促进积累的“一个制度集合”,而且被视作“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当一个或多个制度开始崩溃,整个SSA就会停止运作。要改变这种形势,需要重大的制度变革,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政治联盟。

(三)为什么收缩阶段会结束?

马克思主义对“短期商业周期”的惯常理解是“衰退阶段”具有某种“恢复效应”,能解决导致衰退的那些问题并为一个新的“商业周期扩张”创造条件。SSA方法则强调,即便“商业周期衰退”存在,也不存在那种可以造成从“长波萧条阶段”或危机过渡到另一个“长波扩张”的“自动机制”。化解“长波危机”要求构建一个新的SSA,它只能出现于一个复杂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过程,它并不具有必然性。如果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和觉悟,而且资产阶级足够衰弱消沉,“长波危机”可能在社会主义转型中终结。除上述可能性之外,如果斗争的群体和阶级无法构建一个新的、可行的SSA,一般而言,一个“长波危机”或将持续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期限。因此,SSA方法可能类似于曼德尔和斯威齐的理论:从“扩张”向“萧条”的转变是自动的,而从“萧条”向“扩张”的转变则依赖于纯粹的偶然事件。

然而,得出上述结论可能导致对SSA方法的一个误解。即便构建一个新SSA或许不是必然的,但也存在强有力的力量朝此方向推进。“长波危机”引发了不同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最初,每一个群体或阶级都会保护其自身的狭隘利益,以及面临经济衰退时的实际收入。当危机持续,危机会对每一个群体都施加压力,使它们思考能使经济好转的“制度性改革方案”。这种压力将会持续增强,直到一个切实可行的SSA从“一番打磨”中显现出来。

但是,确切来讲,一个新SSA是如何出现的,这一点并不清楚。一个SSA是来自于阶级和群体的“内聚性联盟”所产生并付诸实施的一个方案吗?或者来自于各种不结盟群体方案的一部分?前一路径将解释一个有凝聚力的、相互协调的SSA是能够产生的,但人们或许会问这种情况与历史事实相差多远?后一路径更接近于“制度改革”的实际历史,但人们或许会问这样一个统一的、相互协调的SSA是怎样出现于此种过程的?我们会在本文下一部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

SSA文献主张,位于“每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之下的SSA都是独一无二的;之前的SSA是不可能重新发挥作用的。所以,“每一个长波扩张”(each long wave expansion)都体现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段”,而不仅仅是过去扩张和衰退周期的重复。

SSA文献并没有对SSA的这种“独特性”给出清晰的理由。戈登认为,其原因在于SSA的“整体性本质”。戈登等人认为,这源自具体的历史条件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倘若SSA的功能在于稳定阶级冲突,阶级和阶级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这种事实,意味着过去曾经有效稳定阶级关系的“制度组合”,在以后的日子将不再可能。例如,“顽强的个人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是有效的,这是小资本家和工人具有显著向上流动性的时代。此种意识形态不可能用来稳定1980年代的阶级关系,这个时代受垄断企业统治并与国家紧紧纠缠在一起,工人阶级只有有限的向上流动性。要应对阶级和阶级关系演化的“新阶段”,必然要求新的“制度组合”。然而,这并不妨碍某些制度会从一个SSA到另一个SSA中延续存在——或许是以其改进版本继续存在。

(四)为什么长波如此之长?

为什么建立在SSA兴衰基础上,这种连续的扩张和收缩阶段如此之长?为什么是那种由康德拉季耶夫给出的一个完整长波50年左右?为什么不是10年或20年?戈登给出的答案如下:一个新SSA的构建,要求“相当长期的投资”来给新SSA提供“结构基础”,包括新的运输系统、通讯系统、原材料供应系统,等等。长波的长度源自这种基础设施投资繁荣所带来的扩张动力。

这种“新康德拉季耶夫主义”的观点出现在戈登等人著作的一个脚注中。在那里,长波扩张阶段的长度是由构成一个SSA的社会制度的“耐久性”来解释的。长波萧条阶段的长度归因于为创建一个新SSA所要求的斗争和妥协的“拖延过程”。这种解释无法令人十分满意。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的耐久性?构建新的SSA需要多长时间?SSA文献承认,这是一个不精确的事情,因此我们无法预期依次更替的长波阶段具有一致的长度。我们将在下文指出,构成SSA的那些制度的“耐久性”被夸大了,这种观点似乎削弱了“长波扩张是如此之长”的通常解释。

(五)资本积累的相关理论

SSA方法与围绕国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具有相似性(例如詹姆斯·奥康纳、莱特)。在那些文献中,作者们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维持资本积累有利条件的作用方式。这些作者所分析的很多具体的国家行为,也被SSA支持者们视作构成SSA的关键部分。例如,1930年代之前国家对工会的镇压、193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

虽然SSA文献或许借鉴了首先在国家文献中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但这些想法在SSA文献中有了新进展。一整套相互协调的制度用来支持积累是必要的,而且此类制度组合遵循产生、衰退、再创造这样一种模式。上述观点不同于在先前国家文献中所能发现的。此外,不是SSA中的所有制度都构成了国家政策或行为,例如1890年代的商业垄断和二战后的劳动分割。

SSA方法和最初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十年发展起来的调节理论颇为相似。调节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的“积累体制”和不同的“调节方式”,以确保积累的顺畅。调节理论认为,促进积累需要一个合适的社会结构,而积累和制度之间的分离会妨碍积累。调节学派对具体资本主义危机的某些分析与SSA支持者们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然而,两种方法之间有着显著不同。调节学派遵循了一种结构主义方法,在高度抽象层次上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进而考察了积累和社会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对于这些结构的历史发展却没有给予关注。相比之下,SSA学派的文献具有历史性,聚焦于阶级斗争作用下制度的产生和演变。

调节学派聚焦于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危机趋势视作长期危机的根源。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结构能在资本积累中创造平衡——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平衡以及生产增长和消费之间的平衡。然而,根本的危机最终会爆发。SSA理论则更多强调群体和阶级之间的社会平衡,这会维持积累的有利社会条件。危机的根源在于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和制度的崩溃,而不是再主张的传统危机趋势。

(六)SSA方法的前景

SSA方法在致力于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中增长“加速和减速更替周期”方面前进了一步。早期理论立足于“创新过程”或“资本替换周期”,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尽管SSA方法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对长波提供了更为一贯、更为可信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范围内,它为曼德尔和斯威齐各自的理论——把“停滞”看作资本主义常态——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后一种类型的理论(系指曼德尔和斯威齐的理论——译者),或许可以和主流理论把“良好增长”视作资本主义常态相比较。资本主义长期历史中,这两种状态在重大历史时期都出现过。到底哪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这不好确定。SSA方法则把资本主义的这两种表现均视作常态。

SSA方法拓宽了被认为是以系统方式发挥作用的“社会现象”的范围。它与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经济现象”才能以显著的、系统化的方式影响积累过程的观点根本不同。这样一来,历史发展的大部分内容能够被联系在一起并进行分析。SSA方法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制度变迁的新途径。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时期所有制度似乎容易受到重大转型的影响(抛开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在另一些时期制度似乎相对免于受到冲击。

SSA方法也有助于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会导致“这种过渡”,或者一个彻底的崩溃终将会推动“这种过渡”。SSA方法认为,“这种过渡”会出现在一个“长波萧条阶段”中,其间阶级力量的平衡足够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盟友。

这为理解“改良斗争的功能”提供了新语境。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为改良而战斗”和“努力摒弃资本主义”进行了争论。争论中的一方认为,“成功的改良斗争”增强了社会主义运动、削弱了资本,因此有助于给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争论的另一方宣称,“成功的改良斗争”导致了对工人阶级的“收买”、资本主义的稳定化,因此延缓了社会主义进程。

根据SSA方法,“一个长波危机时期”必然是“一个制度变革时期”。进一步来讲,将要出现的制度变革的确切本质并非预先给定的,它产生于该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即便社会主义尚未提上日程,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能够影响下一个SSA的特征。而且,某个可能的SSA或将在下一个“长波扩张”中,更为有利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转而会影响下一个“长波危机”期间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可能性。

四、SSA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发展阶段,SSA方法仍未达到预期结果,并留下若干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是否存在某些支配SSA结构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SSA通过稳定阶级冲突和竞争来促进积累,能否进一步阐明一个SSA是如何起作用的?哪类制度是一个SSA的可能构成部分,哪类制度不是?依次出现的SSA中,是否存在某些趋势(例如,权力和决策的集中化趋势)?或者我们只能抱有一个模糊的结论:每个SSA都是独一无二的?

让我们来关注长波的另一方面:一个SSA的崩溃导致危机的阶段,是否存在“一个共同模式”?抑或,每一个崩溃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上文描绘过的宽泛分析框架下,总体——“积累—SSA”——中所存在的矛盾,引发了危机?一旦危机到来,我们能否对一个新的SSA从“阶级冲突混沌”中出现的具体方式进行分析?一个新SSA的产生,是否要求一种“阶级联盟”和“当局”进行组合,来推动必要的制度变革?或者,SSA以更为杂乱无章的方式出现于很多不同群体的小胜利中?倘若是后一种情况,SSA如何成为一个相互协调的、切实可行的整体呢?

SSA在文献中主要被视作一种国家现象,然而它明显具有国际因素。二战后美国的SSA包含很多纯粹国内制度,比如“资本—劳动协调”的独特种类和福利国家的特殊类型。这些制度与某些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扩张时代的制度有很大区别。然而,美国战后SSA也具有国际范围的制度,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至少对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长波似乎是一个显著的国际化过程。所有这些是怎样互相适应的呢?

范·杜因认为,长波在国际经济上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而不是单个国家经济。SSA方法若要完全令人满意,就必须提供一种可以解释国际范围长波的途径。一种可能是,一个或两个领先资本主义国家SSAs产生与崩溃的更替,能够为“国际长波”(international long wave)提供推动力。另一种可能是,“国内SSAs”(national SSAs)通过支配世界贸易、投资和货币安排的国际制度而联系起来;尽管SSAs主要的国内制度对每一个国家都很特别,国际制度仍能给“国际SSA”提供基础。这样一来,单个国家增长模式与“国际长波”之间的偏差,就可以用单个国家SSA的发展特性来解释。

但是,这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国内SSAs”之间差异显著,它们与相同的国际制度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如果用一两个领先国家SSAs的演变来解释“国际长波”,那么领先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转变的特点如何与此相协调?例如,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这难道不会扰乱“国际长波”的规律性变化吗?若“国内/国际问题”能够在SSA方法内更好地得到解决,另一些更为具体分析了国际原因机制的长波理论,例如“熊彼特主义创新方法”,将仍会具有强大吸引力。

上述未解决的问题使SSA方法处于发展不充分的状态。为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前,SSA方法不能被视作关于长波的一个理论。事实上,考虑到答案的实质,它或将难以导致一个真正的理论。倘若结论是,不存在支配SSA的结构的规律,即SSA中不存在趋势性,每个崩溃都是独一无二的,新SSA的产生都是偶然的,而且国内和国际因素之间不存在系统性联系,SSA方法留给我们的就只是一个历史地研究特定长波的框架,而不是一种长波理论。要想成为一种理论,就必须能够运用SSA方法的概念和定义,在长波和SSA之间的关系方面,揭示显著的实践规律性。

SSA方法所存在的问题并不限于它的不完备性。存在“相互联系的问题组合”,它们是“概念和历史性质”的混合物。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涉及概念工具的弱点,它们与该方法的历史适应性密切相关。这些相互联系的问题有3个:与长波扩张相联系的SSA产生的时间确定;构成SSA的那些制度的稳定性和耐久性;作为一个统一的、相互协调整体的SSA概念。

SSA文献宣称,一个新SSA的构建,是一个长波扩张开始的必要前提。然而,历史考察表明,构成过去SSA的某些制度,直到长波扩张开始很久以后才有了发展。举两个例子。

从1890年代晚期到192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个长波扩张。我们可以在SSA文献中了解到,与“这一扩张”相联系的SSA中的一个重要制度是国家对商业的调节。这涉及政府在如下领域的新举动,例如反垄断、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调节、对银行和金融的调节、消费者保护调节(如肉类检验和药品监管)。基本观点是:此类国家干预具有稳定“巨型公司新系统”的作用。

然而,对历史资料进行一番详细考证之后,却发现了不同景象。联邦政府“调节功能”的显著拓展,在世纪之交最初就开始了,是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时代。这些举措源自若干来源,其中两个最重要。第一个来源,是对世纪之交兼并浪潮中涌现的新巨型公司和强大金融集团的“反对”。这种反对主要来自小资本家、农民、部分专业人士阶层。这些群体发起了一场“反垄断运动”,这在所谓“进步时代”(1900—1916)具有显著力量。调节举措的第二个来源,“新垄断者”自身面对这场风暴,力图引导改革方向,使之避免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能实质上提升它们。

直到1916年前后,“反垄断运动”才具有了足够力量,迫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但远没有稳定大企业,反而给它们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最有戏剧性的例证是,在此时期几乎所有大型公司都被提起反垄断诉讼。其中的两家大型公司——标准石油和美国烟草实际上都解体了,很多其他公司也明显受到了诉讼的影响。这些反垄断活动是这个时期新型政府与企业关系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难以让人将其理解为帮助稳定了资本主义运转环境。

垄断者尽力使改革服从于他们的目的,他们在一些情况中成功了。然而,那些年间的反垄断运动与垄断者至少势均力敌,垄断者喜忧参半。一个著名的失败案例是,立足于“全国公民联盟”的大企业,却未能援引1908年通过的《赫本法案》来寻求保护,这归因于小企业的反对——认为该法案弱化了反垄断运动。

只有在一战期间和一战后的1917—1920年那几年,反垄断运动溃败掉,而垄断资本家(特别是,考虑到国家的调节政策之后)才得以牢固树立起支配地位。此时,“新的国家调节功能”为稳定大企业而发挥作用。但是,长波扩张已经进行了25年之久!实际上,它距离大萧条只剩十余年时间。

一个SSA中“制度组成部分”滞后发展的另一个例子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它通常被认为是二战后SSA的核心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贸易和投资的关系组合,包括黄金支撑的美元、货币以固定汇率可自由兑换、开放的世界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监督该体系运转的主要机构。

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这场著名会议。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并没有立即发挥作用,美元作为主要的世界贸易货币也没有立即就开始运转,而IMF开张营业是在1946年。但是,该体系两大关键要素——“开放的世界经济”和“货币可自由兑换”,是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落实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部分西欧国家保留了对“开放经济”政治上的强烈反对,对经济仍保持显著的控制力。直到1958年12月,欧洲的主要货币才可以自由兑换。直到1950年代后期,美欧贸易才“蹒跚而行”,这是建立在一系列权宜之计基础上的,如马歇尔计划和美国重整军备的经济效应。布雷顿森林体系,被认为能够促进积累,这是通过创建了固定汇率和开放经济的稳定体系来实现的,这种稳定体系能刺激国际贸易和投资,并使具有国际交换内涵的长期投资更为可靠。但是,直到1950年代中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才得以充分建立,并有效发挥这种功能,十多年后才介入到长波扩张之中。直到那时,也无法保证该体系如最初设计的那样工作起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完成的那年,1958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黄金外流,这种现象将在15年后使该体系崩溃掉。

所以,看起来被认为是SSA组成部分的某些制度,是在长波扩张开始很久以后,才真正出现的。为解决此问题,也许会有人通过简单化地修改SSA的制度清单,来排除掉那些“后起之秀”。但是,这种解决办法会带来其他问题:上面列举的两个“迟缓发展的制度”,一旦它们发展起来,确实明显有助于积累。按照文献给出的SSA定义:“所有深刻影响积累过程的那些制度”,不包括“仅仅轻微触及积累过程的那些制度”;“政府对商业的调节”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必然是相互独立的两个SSA的组成部分,至少对长波扩张的后半段来说是这样。对于此问题的替代性解释是,拒绝这个假设——“整个SSA”必须在长波扩张一开始就在场。这种拒绝会导致,对“积累”和“SSA”之间关系的一个修正观点,本文第五部分将会谈及。

认为构成SSA的那些制度是“稳定的和耐久的”这种观点,在SSA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度”是通过“稳定冲突”和“产生可预期的氛围”来促进积累的,这种影响似乎依赖于制度是稳定的和耐久的。如上所述,“长波扩张的长度”被解释为制度耐久性的结果。

然而,对于构成SSA的那些制度的详细考察表明,一些制度并没有在长波扩张过程中体现为稳定的和耐久的,而是在此阶段经历了显著变化和发展。例如,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被视作美国战后SSA的一个要素。在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早期,该政策被付诸实践,以一种犹豫不决和不连贯的风格出现,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失业率。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被运用得更加犹豫不决,主要目的在于防范低失业率诱发通胀。1960年代,凯恩斯主义政策最终获得公开支持,并以一种相对一贯的风格来实现经济刺激,至少是在长波扩张的尾段是这样。另一个例子,是上文讨论过的,20世纪早期美国政府对商业的调节。它在一战期间经受“矫正”,此后开始衰退,“自由放任”开始支配“咆哮的20年代”。

倘若SSA中的那些制度不是稳定的和耐久的,它们将如何促进积累呢?“扩张”又如何是长期的呢?下文还会谈及。

一个SSA,不仅应被视作促进积累的制度集合,更应被视作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这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个或多个制度开始崩溃时,整个SSA就会停止运转,一场危机随之而来。不仅一个或两个制度,而且更多制度必须转型,这解释了“长波危机的长度”问题。

倘若SSA中某些制度出现得较晚,而其他制度在扩张过程中变化和发展了,这时SSA不再表现为一个统一的、相互协调的整体了。尽管一些制度构成部分暂时缺场、其他制度也在连续变化,SSA似乎也能够运转。这时,我们需要应对另一个问题。

五、一个改进的SSA方法

本文最后一部分的考察,将给出“SSA”和“长波”之间关系经过一定改进后的图景。第一,一个新的长波扩张的启动,或许不要求一个完整SSA的在场,而是要求一个SSA的核心在场即可。这意味着,“一小撮新制度”可能就足以开启长波扩张。这个“制度核心”必须足以有效稳定阶级冲突和竞争,进而保证长期市场稳定。美国20世纪早期的扩张,如下制度或许构成了核心:垄断或金融资本、对工会的打压、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二战后扩张的核心制度大概是:和平的集体谈判、经济的军事化、美国跃居世界统治地位。每种情况下,这些制度在扩张开始的时候就到位了。在扩张时期,上述每个制度都体现了显著的稳定性和耐久性。而且,每个制度都是稳定阶级冲突、竞争和市场的重要力量。

一个SSA的“新核心”,必须与来自过去SSA的“任何留存物”相兼容。所以,战后SSA“和平的集体谈判”与“垄断经济”是相适应的;这在小商业经济中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一个SSA中“核心”的产生,可能来自于危机时期混乱的阶级斗争过程;这种观点,比那种认为“全套新制度”要同时产生的观点,要更为可信。人们甚至可以想象“此种核心”产生于某种“联盟计划”。

接下来,随着“积累过程”积聚能量、“核心制度”增强实力和认可度,SSA的“其余制度”逐渐产生。在此过程中,“其余制度”不得不与“核心制度”相适应。从此视角出发,一个相对统一的、相互协调的SSA的发展似乎更有道理。

然而,不论SSA的“核心制度”,还是“外围制度”都不是完全稳定的,它们都在持续的阶级冲突和竞争的影响下发生演变。SSA内部的矛盾较早出现,“SSA”与“积累”之间的矛盾以及“积累过程”内部的矛盾也是这样。但是,在SSA持续扩展的刺激下,扩张不断向前发展;SSA的持续扩展,通过新制度的产生以及通过长波扩张早期阶段中的长期投资的刺激效应(即康德拉季耶夫—戈登效应)而实现。

当总体——“SSA—积累”——中的矛盾变得足够尖锐,“核心制度”开始崩溃,“长波危机”就此发生。这会导致作为一个整体的SSA的崩溃。没有一个可行的“核心制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会由“相对顺利推进”变得“困难和群龙无首”。只有经历一个长时期的争论、实验和“联合构建”,才能产生一个新的、可行的核心制度,并迎来另一个长波扩张。在这里,“历史”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其中的“独特矛盾”对于造成崩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危机结束时最终产生出来的“核心(制度)的类型”。“集团和阶级”将会努力理解危机的原因,而这种理解将会影响“改革方案”的出现。例如,对作为“大萧条”原因的“消费不足”(源于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重要性的认知,影响了下一个时期所能产生出来的“核心制度的类型”。

这种“SSA—积累”关系的“核心模型”的解释,相比以前的理解有两个优点。它更加符合历史证据。而且,它对于SSA的产生来讲,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剧本”。这里或有益处的,是能够使用一个简短的尽管是实验性的例子,来说明“核心模型”如何解释“一个长波”。

上文已经谈及,美国战后SSA的“核心制度”,或许是如下这3个:美国在世界的统治、和平的集体谈判和经济的军事化。这些制度在1940年代的长波扩张一开始就在场了。美国的统治地位在1945年得到证明。和平的集体谈判,源自1946年罢工浪潮失败、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条款、1946年开始的对左翼工会和会员的清洗。经济的军事化,在战争中得到实现;军事开支在1946—1947年有所回落,但是战前水平的两倍(相对于GNP来讲),在1948年又开始增长。

这三个制度能够颇为合理地被视作源自“一个内聚性政治纲领”:在1940年代,“冷战自由主义”获得由政治人物和公司管理者构成的一个独特联盟的拥护。这三个制度在很长时间内是稳定的,贯穿整个长波扩张时期。它们非常有利于积累。美国在世界的统治保证了获取廉价原材料和占有国外市场。和平的集体谈判维护了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劳动过程和工资关系。经济的军事化以——对工业资本特别有利可图且对私人营利活动没有害处——各种方式保证了需求的增长。

这三个制度,对于战后SSA的其他制度发展来讲,也是重要基础。美国在世界的统治,使其最终把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强加给不情愿的同盟者,且它有助于营造冷战氛围,而这种冷战氛围又以多种途径促进积累。和平的集体谈判给“对劳动的官僚控制的引入”提供了框架。经济的军事化为运用需求管理策略提供了一个手段,这对冷战产生了很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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