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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2018-12-7 23:1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2171| 评论: 0|原作者: 贺雪峰|来自: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摘要: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当前中国基本制度设置中,一方面,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也可以选择进城安居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为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万一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退回农村。正是因为进城失败有退路,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城,国家也不担心因为经济周期造成进城农业失业所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中国因此有了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和相反相承的关系。 ...

三、为什么农业和农村对农民弱势群体十分重要

当前中国城市向所有农民开放,就为农村中相对强势的农民提供了在城市务工经商获利的机会,也为农村精英群体进城提供了便利,表现出来的就是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和年富力强的群体进城,缺少进城机会或进城失败的弱势农民群体留在农村。

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从发家致富上讲,农村和农业的机会比较少,但对农村弱势群体来讲,农村和农业却具有极为重要的保底作用。农村精英群体所抛弃的负担却是农村弱势群体所需要的机会。相对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农村生活不够体面也不够舒适,相对于城市漂泊无定或贫民窟生活,农村生活却是稳定的,有归宿的,是更体面且有尊严的。

有能力进城的农村精英以及年富力强的农民群体,因为他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和城乡融合体制下面的强者,他们就自由到市场上博击去了。我们来重点关注为什么农业和农村对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群体)无比重要。

当前中国70%的农户家庭仍然保留“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也就是说,70%农户家庭仍然需要有农业收入这一块,这70%“半工半耕”农户家庭,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务农收入+务工收入,农户家庭就有较多储蓄,就有更大的进城能力,以及就可以实施家庭城市化计划。

总体来讲,农民进城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中有各种艰难险阻,他们往往要调用全部劳动力来获得进城的基本条件。农民年龄大了,在城市失去就业机会,他们一般都不愿待在城市子女家中作为一个纯消费者,而愿意与土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土地上的生产者和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者。这就是当前中国农村第一代农民工一旦年龄大了,在城市丧失就业机会就会返乡的原因。第二代农民工年龄大了,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也会返回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

在城市是消费者的老年人,回到农村,有宅基地和住房,有承包地,他们住在自己房子里,居有定所,十分安全。与土地结合起来耕种小块土地,不仅可以有农业收入,而且通过季节性的耕种而有了就业,有了随着季节而展开的忙与闲,有了与生产季节相匹配的生活节凑,而不只是一个“等死”的无用之人。他们还利用房前屋后空地养鸡养猪,种瓜种菜,并周期性地将自己生产的粮食、瓜菜、鸡蛋送到城里子女家,之前天天住在一起的“仇人”,现在分开了关系反而变得亲密起来。当前农业生产基本上已经机械化,相对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得年龄大的农民也可以种得了和种得好地。农业生产忙季忙一些,其他时间都是闲暇,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有闲的老年人很容易创造出丰富的闲暇活动出来。

小结一下。在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人与土地结合起来,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可以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其他缺少在城市就业机会或进城失败的农户家庭回到村庄,与土地结合起来,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生活,一些农户通过扩大种植规模,提供农机服务、开作坊、当经纪人,而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些农户就是“中坚农户”。简言之,只要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有了远好于在城市落入底层的漂泊不定的生活水平,有了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贫民窟生活水平。具体来讲,他们在农村有自己的房子,种地可以保证问题,还有农业收入,农业收入较少同时农村消费较低,村庄熟人社会增加了每个人的社会资本,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让人有安全感,落叶归根与在城市漂泊是完全不同的。只要农户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轻松解决底线生存问题,温饱基础上还可以有其他各种获利机会,子女长大也可以进城务工经商,逐步积攒进城资本。退可以回到村庄过平静的甚至安逸的生活,进则通过逐步积累获得进城资本。任何时候都对未来具有信心。

农村为中国最为弱势的农民提供了保底生活,提供了他们的家园,让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进可攻退可守”。正是因此,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民是不能失去土地的,既不能失去农村宅基地,也不能失去承包地,因为只有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才有保底的条件,也只要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农民就有保底的条件。只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弱势的农民群体有了保底,中国现代化就会有最为宽松的缓和的政治社会条件。

也是因此,当前的各项农村政策就不应当是加剧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也不是要在农村造富,而是要解决那些还离不开土地还要依托土地农民与土地的结合:比如如何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对接,如何解决当前农户普遍存在的土地细碎化,如何为包括老人农业在内的小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如何解决小农机易坏的问题,如何为农户提供有保障的灌溉,以及如何解决好“村内户外”的环境整治。总之,当前及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三农”政策的重点都应当是服务于占中国农民最大多数的弱势农民群体,应当是服务于为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农民群体保底的生产生活,是要解决小农户生产所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

四、乡村振兴战略的两种解读

以上从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面看乡村振兴战略,得到与当前主流学界和政策部门完全不同的理解。实际上,中央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长远的战略。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2020年、2035年、2050年分“三步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并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长期历史性任务,要求“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风搞运动”。

也就是说,当前对乡村振兴战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是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比较短时期改变农村外观面貌,提高农民收入,缩少城乡差距。为了筹集乡村振兴的资金,就不仅要有国家大量财政资金投入,而且要吸引城市资本下乡,要采用各种金融手段,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土地价值“显化”出来成为乡村振兴的资本,从而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城乡差距大幅度缩小的局面。当前地方政府正在力推的绝大多数乡村振兴规划都是这样一种思路。这样的力求短期内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乡村振兴思路,是一种典型的激进解读。这种激进解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指望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来让所有农民致富,完全不具备可行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本质上是靠城市人的“乡愁”消费来赚钱,目前中国户籍城市化率只有42%,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人口户籍为农村,指望靠不到总人口一半的城市人“乡愁”来让所有农民富裕,当然是没有任何可能的。中国农村很大,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具有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的农村,当然可能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来赚城市人“乡愁”的钱,问题是,这些具备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的极少部分农村,既然具备优势,就应当通过市场手段来筹资开发赚钱,而不应该用国家财政的公共资金来支持。富裕是每个个人的事情,国家公共财政只应保底。而且这样的具有资源农村的农民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致富的经验不可复制推广。反过来倒是,其他地方复制这种经验,就会出现同质竞争,从而都赔钱。

在中国完成城市化以前,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前(2035年),占到全国人口大约一半的农民是绝对不可能靠城市人“乡愁”消费致富的。在就业机会都在城市的前提下,农村精英一定会选择进城,农村因此重点要为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保底。或者说,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必须是为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农民(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提供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保障,要为多数农民提供服务,要面向多数农民保底而不是为少数农民造富。乡村振兴战略要通过各种资金、政策支持,让农民能够继续与土地结合起来,解决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中存在的各种困难,从而保证农民可以在农村获得远好于城市贫民窟的生活水平。

这样一种致力于为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农民提供保底的乡村振兴战略解读是一种积极稳健的解读。这样一种解读将乡村振兴的重点聚焦到对小农户生产生活问题的关注上,聚焦到对农民整体的关注上,聚焦到对农民的保底要求上。乡村振兴不能造富,也不需要造富,因为市场条件下面,农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在各个可能的机会中(多半是在城市)正实现着自己致富的梦想。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为全体中国农民提供相对于城市贫民窟更好的生活条件,收入条件,是要解决农民与土地结合中存在的各种困难,也要解决农村存在的乡风不文明,环境脏乱差的问题。

激进的乡村振兴战略解读,重点集中在不可复制的少数地区的少数农民的致富上面,这样的乡村振兴不可能惠及所有农民,且可能因为激进的土地制度改革和鼓励城市资本下乡,而让农民失去农村这个最后的退路。

积极稳健的乡村振兴战略解读,重点集中在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上面,保障他们基本的生产生活权利,集中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让农村仍然可以成为无法进城或进城失败农民的家园。

待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城市化也已完成,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城市安居时,我们再来展开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二步。现在还早得很。

五、结语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经验是,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当前中国基本制度设置中,一方面,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也可以选择进城安居生活,另一方面国家为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万一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退回农村。正是因为进城失败有退路,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城,国家也不担心因为经济周期造成进城农业失业所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中国因此有了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和相反相承的关系。

高速城市化和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利益快速调整、矛盾冲突积累、政治社会不稳的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经验就是保留了进城农民的农村退路。在中国完成城市化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就是要为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保底,要解决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回应他们的诉求,让他们安居乐业。至于农民的造富,那是市场的事情。国家要做的是为城市在市场上失败的农民提供保底。

要防止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实践中已经普遍曼延开来的激进的乡村振兴解读,要倡导积极稳健的乡村振兴战略。

【贺雪峰,博士生导师,华中科大特聘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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