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民的历史与未来

食物主权：确实像你说的，去组织化和组织化是相对的，相辅相成的，或者叫不破不立，立在破中，破在立中，这是事物发展包含的两个方面。从表面看，组织也好，去组织也好，似乎是自然的过程，就像当初小岗村分田单干，说是农民的意愿，农民自己愿意那么干的，政府只是顺应了农民的意愿。没想到，现在资本组织起来了，要剥夺农民的土地，似乎并不是政府所料到的，你怎么理解？

滠水农夫：其实，抽象地说所谓农民的意愿，那纯粹是瞎忽悠人，农民有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你是代表哪部分农民的意愿呢？这其实是有很大的选择性的。前面提到，毛主席一再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如果什么都按农民的意愿，就不需要教育了嘛，农民想干嘛就干嘛，那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各干各的。问题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满足了你的意愿就阻碍了别人的意愿，所以毛主席说的农民的意愿不是那种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随意的，而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因此，如果实行这样的意愿，肯定就有一部分农民不愿意，或者他们的思想跟不上，或者阻碍了他们的眼前利益、暂时利益，这个就得少数服从多数，眼前服从长远、暂时服从根本。

这个事谁来做，当然是共产党来做，政府来做，党和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以便更好地实现农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小岗村搞分田单干，按照当时的情况，确实符合一部分农民的意愿，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是不是就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40年了，应该有结论了。当年宣传小岗村，说是有一个十八人的红手印生死盟书（据老田考证其实是个假货），但大家都不知道的是，河北周家庄公社也有一个红手印盟书，却与之相反，是要坚持集体反对分田的，这才符合事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嘛。

假作真时真亦假，小岗村虽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但至今陷入“一夜越过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富裕坎”的尴尬怪圈，这一段“历史佳话”最终被证实是一场为改革而编造的谎言。但小岗村的谎言亦如“皇帝的新衣”，把改革政治性侮辱了个遍。

反看今天坚持集体的周家庄、南街村，与小岗村一比，就是40年来实践检验的结果。所以说，那些嘴里说尊重农民的意愿，好像真的是唯农民“意愿”是从，其实是借以实行自己的意愿，作为整个国家组织的管理者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见。包括现在的农村改革，资本下乡，农民进城，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这里面的关键都是政策方针的引导、领导。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声音，政府只能从中作出选择，选择听一部分人的，那就意味着不会听另一部分人的。

当然，政府作出的选择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不作出选择，或者叫放任不管也是一种选择或者管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什么乡村基层组织悬浮化，农村空心化，是真正地悬浮了吗？空心了吗？不是的，是有接地的，有东西填充的，有些变化看似没来由地发生了，其实是一只手在那里操纵的，就像变魔术，不过使了个障眼法让你没注意到而已。

食物主权：针对当前三农面临的困境，小农经济学派提出限制资本下乡，保卫农民的土地，让进城的农民回乡有退路，否则一旦进城失败，就只能成为流民或到城市贫民窟里，这些失地失业农民得不到安置，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稳定就成了大问题，对农民和整个国家都有害，他们的呼吁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吧？

滠水农夫：小农经济学派，怎么说呢？按独立学者老田的说法，中国的小农经济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伪学，当初在胡yaobang、万li等人的指导下，杜润生及其门徒林毅夫、周其仁等以观念先行的方式，首先认定农民的自私性是农业增长的唯一源泉，目的是要论证单干要比集体更能增产。其实对农民来说，不仅存在小生产者自私性的一面，同时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协作劳动的一面，就看党和政府如何引导。

由于这些雇佣的主流三农学者不能也不敢真正触及农作物增产的根本因素，也就是毛泽东1958年总结的“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就只能从人性自私的所谓“理性”，推断出分田单干能够实行农业增产。现在我们知道，分田单干后短时间的粮食增长，主要是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增加粮食收购价、销售库存粮食等多重因素叠加的效应，且仅仅只过了几年就效益不再，改革者却大张旗鼓的宣扬，不过是贪天之功，为己所用。

可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连主流都抛弃了，都承认小农经济阻碍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改造它，发展规模经营，这是连小农经济派祖师爷杜润生也清楚认识到的，他就讲到，“我们应当发展各种农民中介组织，逐步克服生产规模过小的弱点”。所以，小农经济学派早已没有昔日的威风八面，早已成昨日黄花，小农经济学派今天又拿出一套稳定器、蓄水池、退路的说辞，还想与时俱进，似乎还可以给小农经济学派续命，其实往里看，这一套东西和其前辈的理论一样，都不过是观念先行，不同的是原来还可以被利用，现在则是一厢情愿。他们的出发点、愿望不能说不好，但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并不是说主观愿望好就拿去实行，而是要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个人好恶能决定的。

这个规律就是前面讲到的第一颗扣子怎么扣，决定了接下来一系列的扣子怎么扣，不是你想怎么扣就怎么扣的。还有一点，我之所以对小农经济学派有那么点不感冒，是因为他们老说自己是小农立场，好像是代表了农民似的，其实他们最多代表的只是想拥有一亩三分地的农民，而这样的农民用毛主席的话说，是需要教育的农民。前面已讲过，只有从维护绝大多数农民长远和根本利益为着眼点，这样的立场才是农民立场，如果仅仅只是满足一部分思想落后农民的眼前和暂时利益，这样的立场怎么能是农民立场呢！

因为你即便暂时得到了，最后还是要失去，捡着芝麻丢了西瓜就是这个道理。就像小岗村分田干，先给了你一亩三分地，慢慢变戏法似的，通过土地确权流转一系列弯弯绕，最后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兼并了，你的土地没有了，由小生产者变成无产者。所以，毛主席当年就说，只有集体化才是农民的出路，事实也正是如此，失去了集体，农民就失去了一切，包括土地。

还有一点让我不感冒的是，小农经济学派将农民半工半耕、代际分工模式加以合理化，甚至美化，其实这种方式对农民的物质和精神伤害都是很残酷的。因为它一方面破坏了农民家庭的完整性，割裂了亲情，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城市流动无根的打工者，另一方面它又是农民家庭的一种残忍代际剥削，是以牺牲农村中最弱势的儿童、老人为代价，维持农民家庭的再生产活动。

当然你可以说，农民也可以不离开家乡，在家里种田自给自足也可以，你要到城市里去打工，还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那是你自己的意愿嘛，怨不了人。这样说似乎有理，其实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用马克思的话说叫“人的社会性”，农民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就规定了他不得不采取那种家庭撕裂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一种被动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如果在他们家乡也能过上城市里的生活，他们还会辞别一家老小外出打工吗？肯定不会的，比如现在南街村、周家庄，就很少有这种现象。

我们说这种现象的背后肯定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资本的力量，资本造就了市场，而市场又必须要让消费主义泛滥，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了。而城市的资本需要劳动力通过生产赚取利润，为了获得最大利润，资本一定会把人工成本压得尽可能低，因为城市资本给农民工的报酬不足以支持农民在城市安家立业，那就只能活生生地把家庭撕裂了。所以说，你得承认这个事实，而不是去美化它，你这不是真正的农民立场，你这跟“喂蚊”差不多。

图片来源：百度

食物主权：听你刚才所讲，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给农民留条回乡的退路，总比让农民没有出路强，如果真的像小农经济学派说的那样，整个中国的稳定就出了问题，那些政策制定者难道不会考虑吗？

滠水农夫：所谓农民的退路，想法是好的，可惜是虚幻的。首先是农民自己，他可不可能回去，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回去了，第二代农民工也准备回去，第三代、第四代农民工回不回得去？其实，第三、第四代农民工绝大多数早已从身体到精神都脱离了农村，他们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欲求，对乡土社会也没有体验。其实现在的乡土社会早已被市场经济冲击得体无完肤，可以说这40年来是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来未有的社会大变迁、大变革，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前说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现在看看，非农业人口已经超过了农业人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说是五千年之巨变。

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狂飚推进，每天有多少传统村落消失，有多少农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谋生，这是发展大势，也是必然的趋势。那种认为把农民留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就完事，就万事大吉的人，是自己的主观想象，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那是逆社会发展潮流。还有即使农民自己愿意回去，或被逼无奈不得不回去，那是不是就回去得了呢？看看我们今天轰轰烈烈的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就知道回不去了。

学者吕途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来描述农民工的状况，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徘徊在城乡之间。所以说，虚幻的退路，并不是农民的出路。至于你所说的政策制定者会权宜考虑得失，也就是采取措施节制资本不要过度剥夺小农。道理人人都懂，可实不实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知道节制资本的主张最初孙中山就提出来了，蒋介石也想节制资本，挽救他的政权，可最后还是跑到台湾去了。所以说节制资本不是想不想做，而是能不能做，做不做得到，那是需要实在的力量双方进行博弈的，然后达成妥协，否则资本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占领一切领域。

当然资本扩张的方式有各种各样，有明目张胆的，如政府鼓励的资本下乡，也有润物细无声的，如家庭农场，如农村合作社，反正资本会把社会的一切领域经过改造后纳入自己的链条，农业又怎能幸免，不过是粗暴和温和，有形和无形之分罢了。总之，节制资本也只是节制大资本保护小资本，让资本之间和谐共处，但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就是赢者通吃，唯一的办法就是跳出资本逻辑，不被资本所控制，那就要改变游戏规则了。

食物主权：你说的改变游戏规则怎么改变，现在还有可能实现吗？

滠水农夫：我们知道，为了改变资本的游戏规则，我们曾经进行过伟大的尝试，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那就是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和实践。我把它称作毛主席为实现中国现代化作出的最光辉的顶层设计。

建国迄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定带领亿万农民抛弃落后的小农经济，向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虽然遭受了大跃进的暂时挫折，主要是由于官僚主义引起的冒进和浮夸风，搞了所谓的一平二调，一大二公，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经济困难，毛主席及时研究调整，根据中国实际，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从而探索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又不同于前苏联的现代化道路，而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那就是国家工业化与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在农业人口数量巨大的条件下，实现大批农业人口转移和农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借用张文茂先生的说法，毛主席规划的农村现代化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粮食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农业支持工业；第二步解决粮食问题后，启动农村工业化，城市支援农村，实行国家的工业化；第三步通过人民公社载体，实行农民就地城镇化，城乡融合，消灭三大差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用张文茂先生对华西村的概括，就是造田——造厂——造城的过程。

毛主席坚持两条腿走路，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相互促进、彼此依存，齐头并进的方法，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其意义极其重大，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它不仅指出了改造传统小农，使农民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最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具体路径，而且创造了一个坚持独立自主、摆脱国际资本主义依附地位的发展模式，为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了宏伟蓝图。毛主席说：

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现在，一批仍然坚持集体经济的农村，如华西村、南街村等，一定程度上体现的就是毛主席规划的宏伟蓝图变为了今天的现实。事实是最好的老师，南街村、华西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取得的卓越成绩，证明毛主席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构想是多么高瞻远瞩，多么切合国情，多么幸福美好！而小岗村这个反面教材则也完全证明了，倒退到小农经济，中国农村、农民、农业没有出路。

然而不幸的是，毛主席规划的蓝图中道夭折，历史不可能回到过去，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在事实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深度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这将决定今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然而，不管将来怎样，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和实践都将成为我们的一笔富贵财富。

食物主权：作为理想主义者确实感到有些失落，但是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40年来，我们也看到中国以及农村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人们内心也有一种挣扎，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滠水农夫：我觉得中国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分裂，有城乡的分裂、地区的分裂、单位的分裂、甚至很多家庭内部的分裂，由这种分裂造成的压力无时无刻不罩在人们头上。所以很多人说实际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欧洲的中国，一个是非洲的中国。从各个城市的房价差距就可看得出，有的农民工干活数年都买不起城市的一平米房，但他们还是要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尽管这些年政府搞新农村建设，农村的设施条件也改善了，但就是留不住人，因为当今是一个市场消费社会，住在农村虽好但赚不了钱还得出去。又因为城市所得不能满足家庭再生产所需，就只得把妻儿、老人留在乡下，因此他们的家庭仍然是残缺的，农村仍然是空心的。

农民家庭残缺放大来看也是中国残缺的一个缩影，你想不光是农民家庭残缺，放大来看，整个中国也是残缺的：发达的城市和衰败的农村，繁荣的东南部和落后的中西部，还有城市里的空巢老人等问题。从表面看这是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可为什么会发展不平衡，本质上讲还是资本逻辑造成的，资本的扩张需要造成这种差距，因为有了落差，资本才能加快流动，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利润，农民的家庭残缺也好，整个中国发展不平衡的残缺也好，都是资本增殖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

如果不改变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很难改变这种现状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操控，资本操控的结果就是强者通吃，丛林法则，形成一个食物链，而农民就处于食物链的底端。而农民也要把这种结构性压力传递下去，就只能进行自我剥夺，被迫采取半工半耕家计方式，一方面是代际剥削，一个家庭内年轻一代剥削老一代，另一方面就是家庭分离，老弱者留在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不论是代际剥削还是家庭撕裂，都是非常残忍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折磨。

现在出现的留守儿童亲情缺失问题，比如毕节4个小孩的自杀，还有一些农村老人自杀相当普遍，习以为常，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物质的因素，很关键的原因是精神的痛苦，这个对农民的伤害是最大的。当然，这些事件的发酵，迫使全社会关注农村的问题，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也想弥补城乡、地区之间的裂痕，比如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现在又提出振兴乡村。然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政府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但就是解决不好，关键是要治标更要治本，不是说农村交通不好，修条路就解决了，或者免除了农业税费，农民负担减轻就好了，这些都是治标之策，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你是给农民大仁政还是小仁政，小仁政就是施小惠，治标之策，看似农民得到好处，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实行大仁政就是改变农民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化。

当然，中国事实上回归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空想，或许可以退而求其次，将单个小农组织起来搞合作社，国家再加以扶持，像日韩台那样的农业合作经济，这将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渠道。然而我们要明白的是，即便如此，农民也没有改变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只不过是弱小者的抱团取暖与强大资本抗争，农民的弱势地位没有改变，资本还是老大，还得按资本逻辑办事，受资本的操控。就国际上来讲，也有很多成功的合作社，如日本山岸会、以色列基布兹、西班牙蒙特拉贡等，尽管它们发展得很好，而且有一定的实力，但它们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组织，不可能自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指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并有滑向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