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民的历史与未来

食物主权：刚才说了，政府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效果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的生计问题，关键是因为没有改变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农民的主体性仍然缺失，你再怎么想方设法，采取什么举措都作用有限？

滠水农夫：对，主体性很重要，怎么样确立农民的主体性，是让农民保持小农生产者地位吗？搞小岗村那样的分田单干，看起来是农民自由度扩大了，但并不代表农民的主体性就增强了，如果那样说的话，封建社会岂不是农民有很大的主体性，那怎么会受到地主的压迫剥削呢？改革开放后，伴随小农经济的恢复，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单打独斗的小农怎么可能在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汪洋大海里占据主导？我们只谈农民摆脱了集体束缚，就没有讲随之而来的落入强大市场经济的陷阱。经过痛苦挣扎后，才终于明白还是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合作的力量把自己做大做强，才能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新型合作化”，要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看看，似乎是经过40年的一个轮回，中国农村又回到了当初的合作化、集体化时期，于是有人就说，塘约道路是“新时代的大寨”，现在到了小平同志所说的“二次飞跃”的时候了。要我说呀，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农经济”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尽管当初被改革者夸成一朵花，但最终还是要消亡于社会发展的潮流中，从本质上讲，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的印证。作为封建社会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产生于封建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这种与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小农经济就必然会被更高形态的生产关系所取代，所以小农经济没落是必然的事，而其发展方向则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没有第三种选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选择了通过合作化、集体化，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个时候也讲合作化，也成立了合作社。而今天我们所讲的“合作化合作社”，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与当年差不多，而其本质则完全是不同的。如果说当年的合作化、合作社是私有小农经济向公有集体经济过渡的必要途径，那么今天的合作化、合作社则是由原公有集体经济过渡到私有股份经济的必要手段，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一个反方向的过程。这种方向的规定性有其内在规律，是与国家的整体制度相一致的，不可能脱离整体而独存。按照马克主义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合作社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资产阶级政府和垄断资本双重势力设置的重重障碍下，合作社的作用只能限制在资产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内。

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合作社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包围中，不可能断绝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相反，它必须参加和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遵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才能存在。因此它就有可能蜕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危险。比如说塘约村通过七权同确然后流转到集体，本身就成了一个土地股份公司；再有广东崖口村，曾经因为坚持人民公社至今而名声远扬，而这几年由于卖地纠纷，长期受市场经济浸润的村民不断闹事，已经对集体制度产生动摇；还有南街村、华西村一方面面临人亡政息的危险，一方面也在形势所迫之下不断发生改变，人民公社的余光还能存留多久很是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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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喜的是，近些年来，一批新兴的农村合作社蓬勃兴起，如永济蒲韩乡村的出现，成为灰色农村背景上的一个亮点，如果把这些亮点做得越来越多，我们的农村就会更美好。我非常敬佩像蒲韩乡村那些富有牺牲精神，有理想信念的有志之士，他们真心的帮助农民，有一份力，发一光，给农村增加了活力，给农民带来了精神和物质的财富，他们的工作是富有成效而有价值的，不能因为我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而对他们有丝毫的轻慢。

食物主权：经过40年发展，现在我们已经基本明确了今后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那么这意味着将来的中国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

滠水农夫：根据严海蓉、陈义媛等阶级分析学派的三农学者研究论证，中国的农业资本化、私有化是确定无疑的。我也根据他们的研究写过一篇拙作，随着农业资本化、私有化的深入延伸，大多数农民将从半工半耕的半无产化到无产化。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规律，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只是野蛮程度不同而已，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就很野蛮，发生了羊吃人的现象，而中国则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模式。

当年台湾、韩国的情况也与我们今天类似，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廉价劳动者，为本国、本地区的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巨大的经济发展成果被国内外资本家窃取，工人们依然过着苦难的生活，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些也是今天中国工人的写照。到上世纪80年代，在进步学生的参与下，韩国爆发工人yun动，工人jie级正式走上国家政治舞台，推翻了韩国军人独裁政府。历史的发展往往有共通之处，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已使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将来随着农村的进一步资本化、空心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人jie级将正式走上时代舞台的中央。

当然，农村的工作也还是需要人去做的，中国新生的工人jie级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他们共同受到城乡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因此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完全可以团结起来，扩大斗争力量。实际上在一些国家，农民开展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比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我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反圈地抗争，这些斗争形式结合本国特点，都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

除了这些以外，还可以通过民间中介组织，将农民与市民直接建立联系，发展生态农业，开展反转基因宣传，建立人民食物主权，摆脱资本对我们健康食品的控制。

总之，工农的命运永远是联在一起的，就像这40年来发生的一切，而工人农民是占社会绝大比例的劳动者，为着最大多数人民的事业服务，当是有志之士永远的追求。

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1.请问农夫老师对农户资产入股的问题有何看法？

答：农户的资产包括土地、集体财产等等。实际上，资产入股相当于一种股份化，我觉得这跟国有工厂转制时期工厂职工的集体股权差不多。我认为股份制是介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一种形态，但是将来完全有可能演变成彻底的私有制，加速中国农村的资本化。

2. 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运动的现状是怎样的？中国失地的农民到底有多少？

答：总体来说经过这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农民已经处于一种半私有化的状态。根据统计数据，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土地都已经确权流转了，把权利“确”给农民，这就是一种完全的私有制了，再流转回来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保守估计，中国所有土地都处于一种私有化和半私有化之间的阶段。

3. 我们都知道华西村、南街村坚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发展的很好。但去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就是状告南街村村办工厂违反《劳动法》之事，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这些村庄的富裕生活靠的是剥削外村人，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对内社会主义，对外资本主义的村庄经济，可能并不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发展模式。请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答：南街村、华西村这些村庄都是毛时代的产物，它们在毛时代打下了制度基础，现在碰上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却又能够靠着集体在市场经济中独占鳌头，所以对它们发展道路的讨论自然很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这些村庄必须跟外部的资本市场打交道，要适应它才能把村集体搞好，所以对内实行供给制，面向所有的人，对外遵循市场经济，有雇佣劳动，就成为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4. 农夫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失地的农民，请问如何阻止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回归社会主义？

答：刚才我也提到过，这跟我们国家大的趋势相关，比如现在中国经济当中民营经济占很大一部分，即使是国有经济也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资本国有制。所以一下子回到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还是不现实的。具体到土地私有化的前景，我不是很乐观，我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阻止这个进程，比较可能的解决方案就只有希望政府能够多关心保护劳动者，减少他们的痛苦和损失，具体措施比如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在劳资关系中着重保护劳动者等。

5.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包括“三产融合”等举措，农夫老师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答：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讲了一个现象：中国大部分的合作社都是空壳合作社。一种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搞的挂牌合作社；一种是能人主导，为了骗取国家补贴搞的冒牌合作社；还有一种就是资本挂着合作社的名义下乡。就像我刚才讲的，目前中国的农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在这种条件下，就算政府有政策，最后的利益还是被精英俘获，无法真正惠及广大普通农民。

6. 请问您对目前转基因主粮化的加快推进有何感想？

答：转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可以说成效还是蛮显著的，大家渐渐有了这个意识。但是目前问题依然很严峻，第一个问题就是群众没有知情权；第二个就是某些宣传推广转基因粮食的科学家、研究机构都是从获利的角度出发，没有从人民群众健康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所以社会上始终存在为转基因粮食开脱的声音。我认为转基因主粮化的危害还需要进一步宣传，因为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7. 前段时间一直宣传的精准扶贫有什么作用？现在政府好像也不怎么谈这件事了，是不是没什么成效？

答：“精准扶贫”这件事，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也有所了解。“精准扶贫”在基层政府是一项政治任务，硬指标一定要达到，否则是要被问责的，所以都抓得很紧，这就难免落入形式主义，效果好坏和程度深浅很难说。我觉得有些贫困问题，并不是扶贫能够解决的，比如说老弱病残的贫困户，你咋扶，他们都是贫困的；还有一些偏远地区，整村都是贫困户，怎么扶贫？如果直接给钱，那钱用完了还是贫困。我认为扶贫的关键还是要解决城乡分裂的问题，这个不改变，乡村的贫困还是解决不了，所以“精准扶贫”可能只能起到兜底的作用，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8. 您能讲讲您身边的农村，这几十年来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造成了哪些问题吗？

答：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就是粮食安全问题。我的家乡是城郊地区，后来被开发纳入了城市的范围，现在已经多年没有人种田了，到处都是种的树、建的房子。不仅仅是城郊，就是离城市很远的的地方，农民也不怎么种田了，很多地方的农田都荒废了，要知道这里过去可是鱼米之乡，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啊。我曾经问过我统计局的同事，我问他们：“宣传上地方政府总说粮食产量连续十一年十二年增加，可是我看到的却是大量的土地被抛荒，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就笑笑说，上面要求下面怎么报就怎么报，下面不报也得报。

另一个问题就是乡村旅游的过度发展，这虽然给一部分农民带来了收益，但却忽视了农村的根本——农业生产。农村是不能以旅游为主业的，我觉得规划的思路要调整，我们现在总说搞第三产业，发展旅游业，太不把农业当回事了。

第三个问题是基层治理。因为我家乡这边是城郊，有很多土地需要征用，所以牵扯到很多经济利益。我们这里两委选举都是拿钱来竞争的，因为老百姓都心知肚明，这些人选上来就是要来捞钱的，所以投票的时候都是无所谓的态度，谁给的钱多就投给谁。这样选出来的人，自然都是竞选时承诺得特别好，选上来就什么都不是了。村子卖了多少地，拿了多少钱，都不是公开透明的，村民都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多大的损害。但因为吃亏都吃亏，村民之间好像没有特别的利益比较，所以很少有人去争取去反抗。而且选举经费都是地方上的富人、狠人才出的起的，普通农民实际上是没有资格参加竞选的，所以现在农村的基层民主，可以说是很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