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认为，多数派只看到五月风暴的失败，而对五月风暴在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几乎一笔勾销，这是其取消主义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是取消了共青盟在组织上的成就，不仅是共青盟本身，还包括共青盟在很多工厂已创立的融工组织形式——“扎根”运动。共青盟的绝大部分“扎根”人士（établis）在五月风暴后都放弃了“扎根”活动，离开了工厂。29 多数派（所谓“取消主义者”）和少数派（所谓“自发主义者”）的论争从1968年6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2月。论争的结果是转入地下的共青盟的实质解体，多数派的一些人退出现实世界的斗争，转入理论研究，或加入更正统、更重视纪律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少数派在邦尼·莱维领导下，在1968年9月成立新的毛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左派”，另一部分人和南泰尔大学“3月22日运动”的一些人于1969年7月自立门户，成立了典型的自发毛主义组织“革命万岁派”。 法国自发毛主义的兴衰 自发毛主义色彩的“无产阶级左派”成立后，继续践行其母体——共青盟的一些做法，尤其延续了共青盟的“扎根”运动。但共青盟进行“扎根”运动之前着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却不太为“无产阶级左派”重视。前共青盟领导人黎纳也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为在工人中扎根串连，没有任何工厂体力劳动经验的黎纳于同年9月去了舒瓦济（Choisy）地区的雪铁龙汽车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非技术工人。日后，黎纳将自己在雪铁龙工厂的经历写成了L’Établi一书。“L’Établi”在法语中有双重意义。一是“扎根”，此处指作者黎纳所属的“扎根”运动，二是指工厂中的工作台。该书以纪实手法，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以外国移民为主的雪铁龙汽车工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如实记录了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作者如何克服种种困难，逐渐赢得工人们的信任，从而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长达数个星期之久的罢工。30 1969年2-3月，数十名在五月风暴中叱咤风云的“3月22日运动”的活动家加入“无产阶级左派”，大大增强了这一新生毛主义团体的力量，也增强了“无产阶级左派”的自发主义色彩。“无产阶级左派”的影响日渐扩大，成了法国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毛主义团体。“无产阶级左派”的重要活动家除邦尼·莱维和黎纳外，还有阿兰·吉斯玛（Alain Geismar）、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居伊·拉尔多（Guy Lardreau）、朱迪特·米勒（Judith Miller，拉康女儿）等人。“无产阶级左派”致力于反资本主义、反威权主义和反等级主义。从一开始，他们就力图将反威权主义和反等级主义倾向引导到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为此于1969年3月出版小册子《从反威权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左派”的理论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等更将当时的法国统治者视为新法西斯，将自己人视为“反法西斯游击队员”31；“无产阶级左派”的团队歌曲即称《新游击队员》。 1970年3月，法国政府逮捕了“无产阶级左派”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前后两位总编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和让-皮埃尔·勒当泰克，并宣布如果报贩售卖这份报纸，就会被判一年监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权。在政治高压下，曾在五月风暴期间担任全国高等教育联合会领导人的著名运动领袖阿兰·吉斯玛接任《人民事业报》的总编，不久亦被逮捕。“无产阶级左派”此时也被法国政府取缔。但“无产阶级左派”并不气馁，其成员并未溃散，他们继续以“前无产阶级左派”（ex-GP）的名义开展斗争。32在几任总编被逮捕后，毛主义同情者萨特出任《人民事业报》名誉总编，为“无产阶级左派”保驾护航。 1970-71年，“无产阶级左派”在一些工厂，包括巴黎附近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制造厂、里昂的布朗特和贝利耶厂、南特的巴蒂诺厂、邓科克的造船厂以及北部的煤矿中致力于巩固和建立基层委员会以组织和指导工人斗争。由戈达尔导演、伊夫·蒙当与简·方达等主演的布莱希特式电影《一切安好》（1972），戏剧化地对“无产阶级左派”参与的工人斗争表示了支持。同时，“无产阶级左派”还在中学组建行动委员会，在社会上建立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组织。另外，一些支援“无产阶级左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外围组织如“红色救援者”、“人民事业之友”、“真理与公平委员会”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无产阶级左派”重视移民工作，在工厂里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员会以吸引阿拉伯工人，同时也支持农民运动，帮助小城镇商人的抗议活动，甚至支持布列塔尼（Brittany）和奥辛塔尼（Occitanie）地区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33总之，哪里有群众的自发性运动，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为此，该组织受到法国政府的严厉镇压。从1968到1972年，有一千多名“无产阶级左派”人士被关入监狱。这些犯人被法国政府当作普通刑事犯关押，剥夺了其作为政治犯的权利；另外，一些毛主义政治犯在监狱中也遭遇到非人的待遇。所以“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些人跟福柯等一起创建了“监狱信息小组”，发动了影响深远的犯人权利运动。
1972年2月的皮埃尔·奥维内（Pierre Overney）事件是“无产阶级左派”，乃至五月风暴后整个法国革命左派发展的一个转捩点。时年23岁的奥维内是前雷诺汽车公司的毛主义工人、“无产阶级左派”成员。他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雷诺公司开除。2月25日，奥维内返回到雷诺公司门口散发“无产阶级左派”的政治宣传品，被该公司的一个保安当场开枪打死，史称“二月枪杀案”。3月4日，绵延长达7公里，由20万人组成的队伍举着旗帜在沉默中为奥维内送葬，其中包括思想界领袖萨特、波伏瓦和福柯。然而法共和法国总工会的人却没有来；对于奥维内的被杀，法国工人也没有起来罢工抗议。奥维内葬礼那天，阿尔都塞不停地对周围的人说：“今天我们埋葬的不是奥维内，而是左派政治。”34奥维内的死亡也象征了五月风暴所引发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的终结。面对毛主义同志被惨杀这一悲剧性事件，“无产阶级左派”的准军事部门“新人民抵抗”决定报复，于3月8日绑架了雷诺公司的一位人事干部。然而这一绑架行动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总统蓬皮杜对此也加以谴责。“无产阶级左派”希望有条件释放被绑架者的企图被政府断然拒绝。“新人民抵抗”的行动也在“无产阶级左派”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议。如果为了报复而无限期扣押或伤害这位人事官员，“无产阶级左派”必将招致政府更大力度的镇压；如果将其无条件释放，对奥维内被杀事件不做任何报复，这对于很多毛主义革命者而言，无异于宣告向政权举手投降，也等于宣告“无产阶级左派”一直鼓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号召以暴力反抗“新法西斯主义”政权之宣传的彻底破产。两天后，“无产阶级左派”不得不无条件释放了雷诺公司这位干部。35可以说，奥维内事件是“无产阶级左派”乃至因五月风暴而兴起的整个法国革命左派运动的最后终结。 1973年发生的两个事件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层找到了解散本组织的借口：1973年黎浦（Lip）的贝尚松（Besançon）手表厂工人在夺取工厂后实现了工厂自治，这是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然而令“无产阶级左派”尴尬的是，这一胜利却不是由当时执革命之牛耳的“无产阶级左派”主导的。同时，在拉丁美洲的智利，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领导的民选政府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右翼力量推翻，阿连德总统本人被杀。贝尚松手表厂工人的成功夺权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层相信，工人斗争已经成熟，能够实行自治的法国工人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左派”去领导了。而智利政变使得他们相信，受到中产阶级强力支持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无产阶级革命短时期内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这两件事情从正反两方面，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们确信，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是该结束的时候了。36于是邦尼·莱维等资深干部在1973年底宣布解散组织，同时停止出版《人民事业报》。在1974年1月份出版的“无产阶级左派”系统的杂志《无产阶级手册》中，其领导层对此解释说，组织必须服从于群众运动，任何的组织理论都要依赖于人民革命的理论。而当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要求不相协调的时候，组织就必须终止。37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勉强的辩解。组织难道不可以作出调整乃至重组，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吗？在革命高潮的时候狂热地投入，在革命低潮的时候灰心丧气，甚至解散革命团体，这其实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可叹以邦尼·莱维为首的“无产阶级左派”领导层以反对共青盟内部的“取消主义”多数派安身立命，却以另一种版本的“取消主义”解散了自己的组织。随着“无产阶级左派”的正式解散，法国漫长的60年代（1960-1973）才算真正结束。在“无产阶级左派”正式宣布解散后，其内部一些较为年轻的成员拒绝接受这个决定，他们一直将《人民事业报》接编到1976年。 “无产阶级左派”解散后，阿兰·吉斯玛与一些朋友发起了一个公社，转向了“日常生活的革命”；雅克·朗西埃与一些前“无产阶级左派”的同志创办了《逻辑造反》杂志，并开始研究工人档案，编辑出版了《工人的话语：1830-1851》。在“无产阶级左派”中的政治活动经历，给朗西埃的思想烙下了不可磨灭的毛主义的印痕，例如，他在2008年的著作《被解放的观众》一书中写道：“假定有知识的人实际上是无知的：因为他们对于剥削和反抗一无所知，他们本应该变成所谓无知的工人的学生。”38在这里，毛主义的影响卓然可见；塞尔日·朱利等人则联合萨特创立了《解放》报，这份报纸逐渐发展为一份具有中左倾向的法国大报；而1970年代中期以后，“无产阶级左派”运动中的一些前弄潮儿如格吕克斯曼等人则华丽转身，蜕变成所谓的“新哲学家”，他们从修正马列主义转变到猛攻马克思主义本身，完成了从“极左”到极右的变脸过程。 除了“无产阶级左派”之外，另一个影响较大的自发毛主义团体是“革命万岁派”。和“无产阶级左派”一样，它也是由共青盟的一部分人与南泰尔大学“3月22日运动”运动的一些人于1969年7月联合成立的，成立时只有40人，盛期也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组织，而且在1971年7月就解体了。“革命万岁派”人数虽少，但它却有着很大的文化影响。 “革命万岁派”的主要领导人有罗兰·卡斯特罗（Roland Castro）和蒂耶诺·格吕巴克（Tiennot Grumbach），其机关报是每两周一期的《一切!》（TOUT!），共发行16期，在法国是第一份广泛发行的分析性、妇女解放、同性恋等问题的报纸。“我们要什么？一切！”他们的这句口号解释了其机关报为什么叫《一切！》。在当时男权思想仍然相当严重的法国左派运动中，革命万岁派是独树一帜的。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受到带有毛主义色彩的哲学家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维尔海姆·赖希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强烈影响。与其他毛主义组织一样，“革命万岁派”也派成员到巴黎地区大约20个工厂进行活动，尤其是巴黎第十五区的雪铁龙汽车制造厂。可是当“革命万岁派”成员带着重视“力比多经济学”的《一切!》到工厂时，经常遭到工人的抵制。反感《一切!》这份报纸的人中一部分是在性别问题方面持传统保守态度的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报纸的性政治内容转移了当时工人斗争的大方向。当时的一些左派书店也拒绝售卖他们的出版物。而第12期《一切!》的粗俗化，也使法国政府找到了取缔的理由。39 由于法国政府的镇压，也由于“革命万岁派”内部对相关问题的分歧，使得“革命万岁派”归于解体。但是它的政治和文化活动经验对后来的法国新社会运动，包括法国妇女解放运动（UFL）和同性恋（FHAR）运动，都有着极大影响，这些运动最初也多是由前“革命万岁派”的政治活动分子领导的。40 随着“革命万岁派”和“无产阶级左派”两个团体的解体，自发毛主义大体上在法国落下了帷幕。 巴迪欧的法国毛主义运动批判 早在1960年左右，巴迪欧就积极涉足政治活动，是1960年成立的统一社会党（PSU）的创建元老之一。在巴黎高师期间，他师从阿尔都塞，从阿尔都塞那里接受了强烈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巴迪欧等人创立的统一社会党在五月风暴中表现突出，在学运一开始就站到了学生一边。但统一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也遭到了共产主义人士的强烈批评。对于巴迪欧来说，五月运动未完成的原因之一正是缺少真正的革命领导层。经五月风暴一役，巴迪欧的政治立场进一步激进化。1969年，他脱离统一社会党，与从“无产阶级左派”脱离出来的娜塔莎·米歇尔（Natacha Michel）、席尔万·拉撒路（Sylvain Lazarus）等人另立毛主义组织——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UCF-ML，或缩写为UCFML)。
为什么要另建毛主义组织？巴迪欧后来声明，是出于对当时毛主义运动日益转向“日常生活政治学”的不满。他也强烈反对“无产阶级左派”做作的、表演性的革命姿态，认为他们常在政治活动中使用欺蒙手法。在后来的访谈中，巴迪欧对此冷嘲热讽道：“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左派宣传制造的一切有一半是不真实的——本是一只猫，他们却描绘成一只孟加拉虎。”41 巴迪欧对当时法国的毛主义组织做了梳理，认为当时主要有三种毛主义团体：第一种是以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派，他们反对法共和苏联的修正主义，怀念多列士（Thorez）时代的法共，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正确地坚持了斯大林主义。巴迪欧认为这是对毛主义的一种教条主义的误解，认为他们是“右倾分子”，是保守主义者。第二种以“无产阶级左派”为代表，他们几乎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经常发动一些鲁莽的攻击，也善于表演，说是到群众中去，可是眼睛却盯在媒体上。他们是“左倾分子”。第三种是巴迪欧自己这一派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他称其为“中左”，是处在“左倾”的“无产阶级左派”与“右倾”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之间的毛主义团体。42 巴迪欧等领导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详尽地调查了法国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在巴黎郊区的棚户区展开工作，也在工厂车间积极组织基层委员会（comités de base），希望为下一轮的法国革命浪潮做耐心和细致的准备工作。43 70年代，巴迪欧写作了大量体现毛主义思想的著作和文章，例如1975年的《矛盾理论》、1978年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核心》等。1980年代的“冬之年”及其后，巴迪欧对背叛五月精神的前毛主义“同志”如格吕克斯曼等人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巴迪欧对这些叛变革命的“新哲学家”的猛烈批判，一直持续到今天。在2008年出版的《萨科齐的意义》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巴迪欧揭下了这些“新哲学家”的画皮： 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吃惊,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随后的动荡中,一帮骗子聚集在“新哲学”的奇特招牌之下走上了前台,再一次指责革命者,表现出他们对革命的憎恶,歌颂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美国军队以及整个西方。这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中某种冥顽不化的劣根性的延续：可以肯定,这是大众歇斯底里症的令人侧目的爆发,也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成见的表现。44 余论 始于60年代初期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在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经受了试炼。戴高乐政府1968年6月取缔参与五月风暴的两大毛主义组织——共青盟以及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并没有达到在法国禁绝毛主义的目的。相反，法国毛主义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继续蓬勃发展，出现了有重要影响的两大毛主义团体“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万岁派”。而1972年2月发生的奥维内被枪杀事件是法国毛主义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以此为标志，法国毛主义中断了发展的势头。1973年底“无产阶级左派”正式解体，标志着法国长60年代（1960-1973）的终结。虽然在1974年以后，创始于1969年，由阿兰·巴迪欧等领导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仍继续存在，同时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毛主义团体，但毛主义运动在法国再也没有此前那种深广的社会影响，在政治上完全边缘化。到1985年，巴迪欧等领导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亦宣告解体，至此，五月风暴一代的毛主义运动的主体陆续谢幕。但60年代播下的毛主义的星星火种仍被一直传承到21世纪的今天。在今天的法国工厂、学校、社区和网络，仍然活跃着几支有组织的毛主义力量，分别是成立于1979年的“马列主义共产组织——无产阶级之路”（OCML-VP），2002年左右成立的“马列毛共产党”（PCMLM），以及2015年由两个毛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毛主义共产党”（PCM）等。 法国毛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已长达半个多世纪，期间也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值得细致讨论。 首先，法国历史上的一些毛主义团体，以“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万岁派”为代表，有着比较强烈的自发主义色彩。如何正确处理群众的自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自觉性的关系，如何处理自发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先锋党的关系，是关系到一个革命运动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五月风暴期间的法共“在群众的自发性面前表现出保守的本能，造成了民众运动以明白无误的失败而告终”45。它在风暴期间的彻底沉沦，是国际共运的一个沉重教训。面对一味倡导经济主义和议会道路，反对革命性政治运动的法共的保守和堕落，后五月风暴的法国毛主义者深知创立新的革命政党的重要性。然而，革命者是先根据先进理论创立先锋党以领导自发性的运动，还是先加入到群众实际的、自发性的阶级斗争中去，然后在群众的斗争中形成革命党？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派别的毛主义有不同的思路。持后一种思路的毛主义团体就往往具有自发主义的特点。重视并积极投入自发性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就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具民主性、人民性的革命政党，也更有可能在群众的自发性运动中抓住转瞬即逝的革命“时机”；然而，对于不少人来说，这种对群众运动纯粹自发性的推崇，忽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的做法，不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政治偏移而已。 其次是其行动主义（activism）。法国毛主义者在“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口号的激励下，勇于参加往往具有暴力色彩的斗争，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疲于应对，也取得了不少实际斗争成果。但片面强调斗争性，过于强调直接行动，也使得一些毛主义团体具有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色彩。不能料事在先，不讲究策略就贸然行动，遇到反弹后又没有后手应对，这是其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具体表现。例如在奥维内被枪杀事件出现后，“无产阶级左派”的准军事人员抓的不是杀人者，而是雷诺公司的人事官员，使得社会舆论朝向不利于“无产阶级左派”的态势急剧发展，使其不得不很快无条件释放被绑架的人事官员。在盲动主义造成进退两难的不利后果、无法施加有效的反击之后，一些人往往又会一变而为取消主义者和逃跑主义者。 再次，法国六七十年代的毛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工人主义”（workerism）色彩。他们认定，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天然主体，是革命的天然领导阶级，所以一些毛主义团体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工人运动方面。对其他方面的工作，例如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往往抱着忽视乃至轻视的态度。例如由黎纳领导的共青盟，对学生抗议运动所引爆的五月风暴一开始持不信任甚至轻蔑的态度；所以在五月风暴进行了一周后，共青盟还在忙于派遣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巴黎和外省的工厂去进行工学联合的宣传，或者进工厂“扎根”。这种“工人主义”思想在共青盟的一些年青人那里，甚至达到了一种准宗教的地步。他们带着对工人的无限理想化的美好想象进入工厂，试图在短期内发动工人，在工厂中建立起革命工人领导核心，结果连连碰壁，铩羽而归。根据黎纳在其仍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杰作《列宁·农民·泰勒》46一书中的观察，这些人往往由对群众的“神秘崇拜”转变为对群众的“厌憎”，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处于革命低潮的70年代中后期之后），转变为一种“全然反工人意识形态”的鼓吹者。47对于造成工人、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疏离，这种人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视。五月风暴在不仅革命被“提上了日程”，而且事实上已经是革命的局面下功败垂成，当然跟法共的百般阻挠和叛卖有关，但也跟很多止步于经济斗争的工人对学生运动的观望、怀疑甚至冷漠有关。1968年6月10日毛主义学生托坦为宪兵溺毙，对这件震动全法国的事件，法国工人没有起来罢工抗议，就很说明问题了。当然，“秩序党”法共及其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应该对一部分工人的这种政治冷漠负主要责任，因为作为控制了法国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政治力量，它们平常用来教育工人的，基本上是去革命化的议会主义、和平道路和一些去政治化的经济主义算计。但如上所述，某些毛主义知识分子形而上学性的“工人主义”思想及其对工人运动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利用，也对工人的政治冷漠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阿兰·巴迪欧就在1969年对共青盟的“工人主义”做过剖析，认为共青盟的一些激进分子是“工人主义”这种“革命运动中的严重弊病”的牺牲者。巴迪欧认为“工人主义”由三种互相联系的错误构成：对工人生活的感情用事的描绘；对工人自发性的盲目信仰；以及认为革命可以由工人阶级单独进行，而不是由工人、学生和贫苦农民所构成的人民联合阵线来进行。48巴迪欧对“工人主义”的批判足以警醒后人。 要言之，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毛主义运动的问题，还是毛泽东早已指出过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点论压倒两点论，形而上学遮蔽辩证法的问题。如何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未来的任何毛主义运动都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动此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可能还是要先回到毛泽东所倡导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也就是从事实际的革命行动之前，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7年夏，法国的共青盟在调查研究方面做过一些尝试，可惜由于历史给予该团体的时间太短，这一尝试开始不久就夭折了。而70年代以后残存或新兴的法国毛主义力量，除了巴迪欧领导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之外，似乎久已没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了。21世纪的法国还会有新一轮毛主义运动的兴盛吗？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它还会有生命力吗？有志于毛主义在法国之复苏的人们，可能除了要对现实进行详尽深入的调查研究外，还要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历史进行全面盘点，对其起源、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承续至今的脉络进行精细的梳理。历史上，法国毛主义有其顺势而为，快速发展的经验，亦有其左冲右突，进退维谷的困境；其经验和困境，都充分体现在众多法国毛主义团体的丰富理论和实践中。也许可以说，忽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不对历史上毛主义的经验教训做出很好的理论总结，扬其长而避其短，就解决不了毛主义运动实践中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也就谈不上毛主义运动的未来。在对法国毛主义的研究方面，尽管国外已经有了不少初步的成果，但总体上说，这一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限于学力，本文处理法国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可谓浅尝辄止，难免挂一漏万，豕亥相淆，希望能引发有识之士对这一课题的更精彩讨论。 注释： 1 Johan Kugelberg and Philippe Vermès (eds.), Beauty is in the Street: A Visual Record of the May ’ 68 Paris Uprising, Four Corners Books, 2011, p.76. 2 据法文网站archivesautonomies.org的统计。 3 [美]克里斯汀·罗斯：《1968年5月及其死后之生：导言》，赵文译，载《生产》第6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4 [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5 其中黎纳、布鲁瓦耶勒、里斯和勒当泰克，与另一位学生斯图尔姆（Sturm）等五人在1967年8月应邀访华一个月，坚定了他们对毛主义的信心。关于他们访华的情况，参阅[法]弗朗索瓦·杜费、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巴黎高师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6-137页。 6 同上书，第129页。 7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陈越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8 见《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出自1967年1、2月合刊的《马列主义手册》（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 ，总第15期。 9 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63页。 10 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A Memoir, translated by Richard Veasey, New Press, 1994, p.354. 11 établissement这个词亦可译为“据点（组建）”。 12 “安家落户”英文一般翻译成“settling down”，法文翻译成“s’établir”。See Donald Reid’s “Etablissement: Working in the Factory to Make Revolution in France”,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p.86. 1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14 参见共青盟1968年的文件《论扎根》（ Sur l’éta-blissement），英译文见网刊《视点杂志》（viewpointmag.com），2013年9月25日上线。 15 参见共青盟1968年的文件《论扎根》。 16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第354页。 17 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94页。 18 Donald Reid, “Etablissement: Working in the Factory to Make Revolution in France”,p.88. 19 Ibid.pp.88-89. 20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1968年5月5日《新闻稿》，原文见法国“共产主义档案”网站（archi-vescommunistes.chez-alice.fr）之PCMLF历史档案部分。 21 关于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政见及其演进和分裂情况，参见[法]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126-128页；Robert J. Alexander, Maoismin the Developed World, Praeger Publishers, 2001, pp.68-72. 22 See Belden Fields, “French Maoism”, Social Text, No.9/10,1984, p153;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 Maoism: Theo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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