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么说并不否认“中间阶级”在社会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不过须知，“中间阶级”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是在它与当时社会先进的或革命阶级的合作，并在其领导和指挥下实现的，而决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达成的。如我们中国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之所以能在民主革命时期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成为我们取得整个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就是因为他们能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与工人阶级结成了巩固的革命联盟一起奋斗来实现的。同样，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之所以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力军，使我们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是因为他们能衷心拥护并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与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的结果。否则，他们仍将是一盘散砂，一事无成。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即当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和、稳定的状态下，这个“中间阶级”是否就真地会是保持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也不是。如前所述，“中间阶级”本身并不是一种对立的社会力量，并且也不稳定，它的成员时刻都处在分化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其狭隘自私的本性，他们考虑的要么是如何避开风险、防止破产，坠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么是如何投机占营、攀富求贵，上升到社会的上层，哪能为社会承担、为社会分忧？如近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我国的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碰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发生了一定的波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政府也早有准备。然而，这个“中间阶级”或“中间群体”中的许多人却大惊小怪、惊慌失措。面对此，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与政府配合，与职工一道积极应对，在关键时刻为国为民尽一份责任和义务，而是将一堆难题推给政府，自己则一跑了之。这能说明这个“中间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吗？
在这里，或许有朋友会说，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二战”结束后的大半个世纪为什么始终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尤其是没有发生令资产阶级丧胆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它们长期建设“橄榄型社会”，利用“中间阶级”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的结果吗？对此，笔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以后其社会之所以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动荡，没有发生革命，并不是他们建设“橄榄型社会”，利用“中间阶级”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所致，而是西方社会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在经济领域，它们对社会生产关系方面，在不威胁、不影响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所有制形式、人的相互关系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等作了某些调整，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再那么突出、尖锐，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激烈。在社会生活方面，国家利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手段在国民就业、住房、生育、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行了普惠性的福利政策，解除了他们的许多后顾之忧；另外，还通过发展高科技和生态环境建设，向国民提供舒适、方便和相对安全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在强化国家机器作用的同时，加强法制、扩大民主（当然，这里的法制和民主主要是富人、乃至资本的专有物）、利用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及其文化产品等愚弄国民，泯灭他们的思想意识与斗志。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得到有效缓解。这样，整个社会也就自然显得比较平和与稳定，而没有发生大的震荡。此外，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二战”后，国际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的“颜色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修正主义集团的猖獗，使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大倒退，在客观上也大大地帮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忙。
上述这些，才是西方发达国家安享半个多世纪“太平”的真正原因，而决不是所谓“中间阶级”起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作用。
三、中国是否也需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
有朋友说：
【“从近代以来，无论是国外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还是国内各种文化维新、制度革命都离不开这部分人群，中等收入群体由于其自身特点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到了今天，这部分人群更是担起了一国的生产、消费的重担。可以说，国家的发展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依赖度很高。”[3]】
对此，笔者认为，差也！首先，无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还是国内的文化维新、制度革命，“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都“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一说，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倡导和推进这些革命与变革的并不是那个时代或那个时期的所谓“中等收入群体”，而是当时一批代表了社会进步方向和人民利益与意志的各类进步的思想家。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社会的一批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出生各不相同，当他们进入社会、走上仕途时可能正好就是处于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当他们走上推进社会变革与进步的舞台时，已经进入了社会的上层、乃至顶层，而不再属于他们原来的那个阶级或阶层了。这不论是推动西方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拉斐尔·桑西）、还是倡导和实施我国文化维新和制度革命的社会精英，如“百日维新”的“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文化精英、思想精英与政治精英，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成员。因而，把这些倡导与推动社会文化革新、科技革命和政治变革伟大斗争的人都归结于所谓“中等收入群体”实在是有些不恰当。
另外，关于这个“中间群体”即使到了今天，包括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也仍然“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的说法一样不能成立。对此，笔者首先坦承，的确“到了今天，这部分人群更是担起了一国的生产、消费的重担。可以说，国家的发展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依赖度很高。”但是，仅凭这一点，就能说他们仍然“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吗？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理，作为一个时代的推进者只能是那个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及其由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或政党，而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它就是我国的工人阶级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中等收入群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而是说要恰如其分地给它做好社会定位，实事求是地对它的历史作用作出评价。客观地说，我国现存的“中等收入群体”就是作者自己所说的那种“担起了一国的生产、消费的重担”的人，不过就是说，它是社会财富的最大一群生产者与消费者。然而即使如此，他们的生产活动与消费行为还必须在我们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行事，而不能由自己任性。否则，就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给带社会来不良后果。如我国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的那些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黄毒赌黑等危害社会、戕害民众的现象，许多就出自他们中的不少人。所以，在今天把这个“中等收入群体”奉为“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实在是太抬举它了，高看它了。
那些力推要刻意培植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希望依靠他们来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完全是中了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学者的套，而且也完全忘记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党领导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以及由他们的一部分中坚分子组成的人民子弟兵，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因此，我们的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以及为之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共和国最可靠的力量，这才是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柱石，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中坚力量。我国过去几十年就是依靠他们对共产党的信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人民共和国的忠诚这么一路走过来与发展起来的。今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奔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都只能依靠这些基本群众，而不是什么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我们就忘了本、丢了根。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要问：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我们为什么不去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一如既往地去依靠我们的工农兵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这些基本群众，反而要去刻意培植和依靠一个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难道说我们过去依靠了几十年的这些基本群众已经变了，变得不可靠了？他们对共产党不再信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再信仰、对人民共和国不再忠诚了？
另外，按照现在一些主流学者的理论，那些“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群体”是最可靠、最不会出乱子的，最容易出事的可能是社会的另外一些人。是社会上的那个“高收入群体”吗？依那些主流学者的观点看，那都是国家的精英所在，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即所有的社会精英，他们决不会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决不会给社会添乱。而给社会添乱的、制造不稳定的那就只能是那个“低收入群体”了。然而，这些学界的大佬们，你们想过没有？这些所谓“低收入群体”，其主要成员不就是原来的那些国企的下岗职工、农村失地的农民及他们的下一代吗？这些人，跟我们党、跟我们国家、跟社会主义一直奋斗几十年，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仅作了巨大功绩，而且还为之付出了最大奉献，骨子里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国家、对社会主义最有感情，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给社会添乱、制造不稳定的因素呢？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如此看待这些人是不是很不公平？
上述可见，“中间群体”不是社会稳定的柱石，也不是我们“时代的推进者”，真正作为我们社会“稳定的柱石”、“时代的推进者”的，仍然是跟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一道走来、共同奋斗过的工农兵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培植一个所谓的“中间群体”。
另外，如果我们真要刻意去培植一个所谓的“中间群体”，必然会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制造社会不公，真正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众所周知，社会发展规律的存在与作用具有其客观必然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些规律面前，人只能在尊重的基础上认识它，在遵循其客观要求的前提下利用它，而不可任性，不可胡来。否则，就会出乱子，碰钉子，吃大亏。在我国现阶段，只要我们严格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切实执行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是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这才是最真实、最符合客观规律的基本事实。对此，我们就必须接受、必须尊重。如果要刻意去培植一个所谓的“中间群体”，势必以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我们真要刻意去培植一个“中间群体”，又势必对其它社会群体、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中的那些困难人群造成不公。因为我们现在出台的众多的“扩中”的政策、举措，大多都是专为鼓励、支持和保护那些特定人群增收致富而开的“小灶”，搞的“特供”。如我国提出的对新技术研发人才、职业技能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各种激励政策与举措，对私营企业主在市场准入、资源开发、资金融通以及税收，乃至立法与司法等方面开出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就是一种突出的表现。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最要紧的应该是在对那些收入过高的“高收入群体”进行有效调控的同时，对过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功绩，尔后又在改革中付出最大奉献的工人、农民以及同他们一道工作过的知识分子予以特别的关照与爱护。他们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臣，又是促进我国社会进步与稳定的柱石。对他们给予特别的关照与爱护不仅具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即既有利于消除当今出现的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又能赢得未来、实现共同富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奠定更加深厚与深远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家由于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如果真地要刻意培植一个“中间群体”，这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也违背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全民共富的本质要求。如果这样，既否定了我们过去的历史，也违背了社会主义自身发展规律，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四、中国是否可以人为地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真地能刻意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吗？在一些朋友看来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那样热衷于倡导和力推在我国“扩中”，刻意要去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呢？然而，在笔者看来，事情恐怕没有那么值得我们乐观。因为，这首先是由这个“中间群体”的固有本性所决定的。前文已经指出，这个“中间群体”或“中间阶级”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它都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每时每刻都处在分化中、流失中，只不过在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慢一些而已。因而，那种为人们所期望的始终保持稳定扩张的态势总是不曾有过，并且事实还将证明今后也很难有。人们如果留意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就不难发现，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那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从上世纪到现在一直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资料显示：美国，如以同样的成人收入口径（指那些家庭年收入为美国当年平均收入水平的2/3到2倍的成人）计算，1971年该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61%，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就下降到了51%。① 另有资料显示：该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在2008年占全国总人数的比为53%，而到了2014年，仅仅6年时间就下降到了44%，平均每年下降1.5个百分点。②又如德国，其广大劳动力的中间部分――他们的工资为中等收入的70%-150%――从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间，由占总人口的62%下降到了54%，平均每年下降1.0个百分点。③ 再如加拿大，2004年有2/3的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是到了2014年，10时间这一人数已经不到原来的一半了。④同样是2004年，在日本，有9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然而时隔5年，到了2009年东京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人把自己定义为“中产阶层以下”。⑤上述事实表明，在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的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植“中间阶层”，力保它的稳定增长，但是这些努力其效果非常有限，仍然抹不掉它那脆弱的本性，也更是挡不住它那向下滑落的基本趋势。
以下，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情况。我国的“中间群体”能够例外吗？它总是能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形成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吗？最后，它真地能让我们美梦成真，以园那个“橄榄性”社会的美梦吗？笔者认为，未必。众所周知，我国的“中间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一种新事物。经过40年的发展，这个社会群体才达到我国总人数的30%左右。然而，这30%的人的处境与现状也并不令人看好。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力主“扩中”的朋友也不敢否认，并且还为之怀有深深的担忧。财经专家、“腾讯•大家”与“百度•百家”的专栏作家孙骁骥先生如是说：“我们如果从字面上看，所谓的中产阶级即英文的‘middle class’，它指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如果我们把这个较为学术的定义和BBC报道的定义结合来看，会悲哀的（地）发现，中国的所谓‘中产’根本名不副实。无论从他们的消费能力、生活质量、对时间的支配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资源的占有等方面来看，‘中产’也只能配得上一个‘惨’字。......要知道，在今天这个竞争极度激烈，任何事情几乎都是‘零和博弈’的社会，社会资源的两级分化是极为明显的。在社会财富精英化的背景下，贫富阶级的两级分化是大势之趋，而所谓的中产，不过是夹在贫富两者中间，位置略显尴尬，且不断向下层滑动的悲催阶层。”[11] 孙骁骥先生对我国“中产”或“中间群体”的描述，基本反映了我国的社会现实。这说明，我国的“中间群体”的确是有些“名不副实”，并且还很不稳定，具有“不断向下滑动”的趋势。
面对这般景象，我们“扩中”的政策举措能奏效吗？我们真地能刻意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吗？下面我们首先来听听专家们的声音。在今年（2018）9月14日由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关于“中间群体增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专题座谈会上，来自我国最高级别与最高权威机构的专家们一致指出：现在，“当人们再次讨论‘扩中’的时候，无疑表明‘扩中’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了。”请注意专家们说的这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两点：一是“扩中”历来都是有难度的，不是想扩就可以扩、并且能够扩成的；二是轮到现在“扩中”的难度“无疑”是更大了。为什么？专家们的理由是：“以国际经验而论，‘扩中’之难，难在‘扩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既会触及税制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往往关涉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调适。而中国‘扩中’的特殊性还在于，中等收入群体还可能存在脆弱的一面。”[2] 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海东教授也指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职业带来的中等偏上收入。只要职业稳定，他们的劳动收入就是可以预期的。不过，与更加具有优势地位的阶层相比，在资本收入方面，他们并不具有优势。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不少人通过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却无法获取更多的财富，而拥有一定资本或财富的人则可以轻松赚钱。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当勤劳不再成为致富的主要、有效途径时，在‘资本为王’的时代背景下，食利性的‘不劳而获’收益远远高于辛苦工作的收益。......从这个角度而言，中间阶层及以下阶层实现‘向上流动’似乎变得日益艰难。”与此同时，郑教授还特别强调：“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既要看到其具有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群体脆弱性的一面。从全球范围看，中间社会阶层‘向下流动’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美国，三四十年前‘中间阶层’占比达到七成以上，但最近十几年来这一比例不断减少。”另外，“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讲，中等收入群体依然有向上流动的愿望，希望获得更高阶层的地位。但很可能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实现这种向上流动。甚至有时候，中等收入群体如果不能通过种种努力或者即便经过各种努力也不能保持现有的地位，那就极有可能向下‘沉沦’。”[12]
另外，即使是那些力主“扩中”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今国内的中等收入群体普遍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然而，“不得不说，狭窄的收入渠道确实对他们形成了不小的压力，据统计，中等收入群体93%的收入来自工资。前一段时间有个高管患癌的新闻，高管在癌症治疗过后，其工资水平一落千丈，直接导致家庭收入来源被截断，如果考虑到当今家庭负债的情况，失去稳定收入来源可能造成系统性的社会风险。”[3]看来，不论是专家，还是力主“扩中”的那些朋友，他们对在我国刻意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也是心中无数，缺乏应有的底气与信心。
以下，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为“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是否真地能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园众人所希望的建设所谓“橄榄型”社会的梦？
在如何扩大“中间群体”的问题上，我们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领导机关动了不少心思，使出了不少招数，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其中，人们提得最多的是：如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拓宽居民的财产性增收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能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改善营商环境，实施支持创新创业者的税收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高杠杆负债对中等收入者的伤害；减少工薪阶层税负压力，增加普惠性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支持中等收入者提高人力资本。等等，等等。但是，尽管有了这么多强有力的政策举措，但是专家们还是觉得不尽人意，似乎还不能如人所愿。于是乎，来了一个大绝招，即扩大“中间群体”的社会构成。专家们一致指出：为满足“扩中”的需要，必须吸纳新的人群，即将“对农民工、中小学教师等重点群体给予更大关注。”说白了就是要将农民工和中小学教师也纳入“中间群体”之中。可见，这也是一种不得已与十分无奈的举动。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中小学教师真地能成为“中间群体”的构成人群吗？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民工，除了极少数有专业特长者之外，其余的都是拼体力的简单劳动者。这些人拼尽全力也只能挣得一个温饱，更何况还要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及赡养老人的重担。除去这些，他们实在是囊中羞涩，甚至是入不敷出，哪敢进入“中产”的圈子？再说中小学教师。这些人，拿的是国家定的固定工资，享受的是政府给的基本福利。其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国家公务员的水平，想再提高，其空间也将是非常有限的了。因为他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地位已经遭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嫉妒或诟病，如果再提高就会引发社会多数人的不满。这是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要想将这一人群纳入“中间群体”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另外，即使退一步，就算全国1036.38万中小学教师都成了中等收入人群，其最终规模还是非常有限的，造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来。
上述可见，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来看，希望造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且还须注意到，在我们着力培植“中间群体”的同时，由于那个不断分化、不断流失的规律仍在发生作用。这正如人们常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无疑又大大地增大了我们培植“中间群体”的难度。
五、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首先，所谓“中间群体”在形式上看似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无多大区别，然而，在本质上它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种学术范畴，它完全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的衍生物。它以西方主流学者的所谓“超阶级”或“去阶级”、“阶级死亡”论为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对立物出现的，在我国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误导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决定与实施。其次，事实表明，由于“中间群体”或“中间阶级”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保守性与动摇性等先天不足，使它不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都既不是社会稳定的柱石，也不是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即使是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也是如此，没有例外。恰恰相反，无论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我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往往都是因为这个“中间群体”在关键时候表现出的动摇或叛变使得革命遭致重大损失、乃至失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由其无数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一心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献血与生命拼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换来的。因而，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及知识分子才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的中坚与脊梁。所以，我们只能尊重自己的国情，尊重我们党一贯的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地坚持依靠这些基本群众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效仿那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法，刻意去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建设所谓“橄榄型”社会。另外，那种刻意要去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建设所谓“橄榄型”的主张与作法，在理论上是违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对其它社会群体、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群体”中的困难人群也是一种不公。联系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那种刻意培植“中间群体”的作法，难以阻止其向下滑落的固有规律的作用与变动趋势。所以，在我国，要刻意去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建设所谓“橄榄型”社会的主张，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很难如人所愿。
注释
①Rakesh Kochhar and Rich Morin5, 2012.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Fewer, Poorer, Gloomier”, August 22, 2012.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 /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fn-14586-2.
②高攀： 分析:财富向富裕阶层集中 美国中产阶级渐衰落 2015年01月28日 来源：经济参考报
③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1, 2008.http:// www.nytimes.com /2008/05/01/ business/worldbusiness /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④TAVIA GRANT, “Five myths about Canada’s middle class”, Nov. 19 2013.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national/time-to-lead/five-myths- about-canadas-middle-class/article15515586/.
⑤邓喻静等：全球中产者的愤怒和中产阶级的危机 原载《环球》杂志2010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陈芳、梁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文件正在酝酿中 增收、减负是关键词 原载上海证券报2018.09.22
[2]李金磊：国家发改委研究促进“中间群体”增加收入，释放啥信号 中新网客户端2018.09.14消息
[3]盘和林：促进“中间群体”增收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中国网 2018-09-1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II)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M].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资本论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1]孙骁骥：中产阶层如何沦落为“中惨阶层”？http://sike.news.cn/statics/sike/posts/2014/07/218157223.html）
[12]李小佳：“扩中”会产生怎样的正能量——访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 张海东 原载解放日报 2016年11月08日
【屈炳祥，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系《资本论》与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