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清真”

三、文革十年：“继续革命”年代里的“清真”

无需讳言的是，在文革时期，“清真”的确遭到了严重冲击。一些清真老字号和清真食堂被当成“四旧”的一部分遭到破坏；宗教场所被关闭、宗教人士被攻击也必然殃及清真食品的供应；宁夏再度兴起强迫回民养猪的风潮。然而，这些事实不代表可以用流行叙事取代全部的历史。我们必须追问：在宗教受到冲击的同时，是否对衍生自宗教的民族习惯的照顾也被取消了？从时间上讲，是整个文革时期都如此偏颇，还是这仅仅是文革内某一时期的做法？从空间上看，这是部分地区的极端现象还是全国普遍的情况？以及，在政治上，中央与地方之间和各个派别之间是否具有一致的压迫性立场，“以言行事”的纠偏机制是否还在发挥作用？

在文革运动最激烈的66—68年，在处于风暴中心的北京，我们发现回民饭店和食堂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会以正面姿态出现在狂飙急进的运动中。1966年11月21日，正当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时期，《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音乐学院接待“串联”师生的情况，其中提到为接待回族师生增添了“回民灶”：“中央音乐学院原来没有回民食堂，但是，外地来的师生当中有回民。他们就从外边请来回族炊事员，做起了回民饭菜。”即红卫兵运动反而促进了“清真泛化”！1968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北京东内回民小吃店一职工讲述自己“节约闹革命”的文章，“继续革命”和“回民小吃”并没有构成互斥。

印有最高指示的北京南长街回民食堂饭费报销凭证

196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尊重回族知青的饮食习惯也被视为积极正面、值得表彰的经验。1973年出版的《热情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一书中，收录有记述丰润前营大队知青工作的文章，其中写道：“对回族青年，还特地为他们单独做饭菜”[42]。在知青插队地点的分配上，有时也会考虑民族习惯问题。如郑州市向阳区北下街的46名回族知青，就被分配到禹县回族聚居的褚河公社巴庄大队，以方便尊重生活习惯[43]。

前十七年屡见不鲜的“清真”话语与“民族团结”、“为人民服务”母题的结合，在文革时期也依然延续。1971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文报道北京国庆之夜的服务商店，其中讲到西单工农兵食堂不仅备有一般的饭菜，还有为回民等少数民族准备的饭菜：“在这节日之夜，兄弟民族的同志们欢聚一堂，象征着我们祖国大家庭里的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紧密团结，携手前进！”。1972年1月古尔邦节到来时，中央民族学院的食堂为维、回、哈、东乡、撒拉等少数民族准备了节日饭菜[44]。1973年2月6日《人民日报》记北京朝内菜市场职工：“他们为回族居民考虑得也很周到，在节日前便挨家挨户地送去了牛羊肉。”1973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宣传了列车员张文的事迹：一次他发现两名回民妇女，为了不给餐车添麻烦，每顿饭都是吃饼干。张文于是请餐车厨师为她们做了鸡蛋热汤面。乘客感激说：“你送来的不光是三碗热汤面，还送来了汉族兄弟姐妹对我们的一片心意。真是上车如到家，事事都方便！”1975年出版的《在平凡的岗位上》，记录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回民食堂老师傅专门为一名患肾炎的学员烧菜的事迹[45]。

1975年6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刊登了一篇文章《份内、份外》，赞扬了一项服务回族同胞的举措：南京路上张贴了一幅标明上海所有回民饭店地点的分布图。文章写道：“不要小看这张分布图。大家知道，回族兄弟的习惯是忌吃猪肉的。在上海这样一个街道纵横交错、路名五花八门的大城市，别说路过上海的回族同胞要找到一家自己民族风味的饭馆很不容易，就是‘老上海’恐怕也很难说全哩”，作者随后鼓励“革命职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狭隘眼界”，积极去做类似画回民饭店分布图这样的份外之事。这篇文章极为典型地体现了，回民饭店、“为人民服务”和文革 话语三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还可以体现文革时期“清真”存在的一个侧面，是文革时期出版印刷物对之前尊重“清真”的回顾。1967年2月北京电影学院东方红公社翻印的《韶山的光辉》记述了许多类似内容，如引用陈昌奉回忆讲长征经过回民区时的不吃猪肉；还有记述毛泽东向陕北汉族农民解释说回族就是“不吃猪肉信回教的人”、“不该叫回子，应该叫回民，他们是和汉人一样的人，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也是抗日的，我们不应当小看他们”。1968年武汉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编印的《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实践》中回顾了毛泽东长征过回民区尊重清真的事例。1974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况》，也提到了红军长征时在回民区“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模范行为[46]。

在文艺作品当中，浩然的《艳阳天》（此书完成于文革前但文革中仍然广为流通）曾多次提到柳镇的回民食堂，这个回民食堂是村民聚会和讨论的重要场所。1973年的宁夏小说《鸭子问题》写道：“社员们学习了毛主席关手发展畜牧业家禽业的指示，大伙儿觉得咱是回民队又在郊区，放羊离滩太选，发展潜力不大，多么想集体养些家禽啊。[47]”这是对汉民队养猪、回民队养羊或家禽的反映。1975年出版的《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收录有一篇小说《回汉联防队》，描写了抗战时期对回民“不吃黑肉（猪肉）”的尊重[48]。在赞扬海城地震救援工作的辽宁相声“幸福饺”中，也有表现回民不吃猪肉饺子、吃沈阳回民饭店牛肉饺子的片段[49]。

文革时的技术类出版物，也会零散提到清真食堂或回族食堂。1973年出版的《建筑设计资料集2》中第148页收录的商业布点图，标出了天津某商场的清真食堂[50]；第448页的“专用食堂实例”列出了某高层公寓食堂的清真厨房和清真餐厅；第449页的“营业食堂实例”标出了北京三里屯餐馆的清真餐厅。1976年9月出版的《节约煤炭经验选辑》，则在第100页介绍了曙光回民食堂的“正餐节煤小灶”[5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也拍摄到了苏州的回民面店。这部纪录片后来受到中国方面的批判，但却无意中为文革时期苏州回民饮食的存在提供了一条证据。

少数民族饮食和民族团结话语，还可以搭配文革后期的批林运动：1973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黄浦区回民饭店“以批林整风为纲，热情为兄弟民族做好饭菜”的事迹。文中批判了林彪“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罪行，在褒扬职工时尤其强调了对“听不懂汉语看不懂菜单”、“不习惯酱油做菜”的西北少数民族的尊重。1974年出版的《批判反动“生意经”》一书，则以北京石景山的北辛安回民食堂为例：“解放前是资本家开的饭馆。资本家用各种手段盘剥劳动人民。解放以后，这个饭馆成了社会主义的食堂，职工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首钢的高炉旁、工地上，增添了多种服务项目方便工农兵，使服务工作越做越好，并且为社会主义积累了资金。”[52]

应当指出，在使用这些文革政治话语、参与这些政治运动时，少数民族并非是纯然的传声筒或应声虫。他们也会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上海普清回族饮食店，因为服务不好，“回族顾客也意见很多，有的还写了大字报，要求认真改变”[53]，“大字报”成为回族顾客表达诉求的方式。再如上海1975年5月上海某工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写给市民族工作组的一份请示：

市民族工作组负责同志：我厂职工铁某某同志是回族，其丈夫是汉族，已有两个孩子。今因副食品供应(如牛肉等)满足不了家庭的生活安排，向户籍警提出更改孩子的民族结论为回族，没有得到同意。现了解厂内其他回族同志的情况，如果男方是回族的孩子均可报为回族，为此，铁某某同志提出这是否为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如今，铁某某同志提出要求把孩子改为姓铁，并要求更改民族为回族。由于过去我们没有遇到这些工作，不了解政策上有什么规定，应如何处理为妥，特此询问，望复函为盼。

食品供应上对少民的“优待”、在户籍上对汉族的“虚无化”、抛弃从父姓的“孔孟之道”……这封信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在任何方面都与今日流行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相对立。但对我们来说，这封信更重要的一点，是揭示了文革时期少数民族不是只有附和者和受害者，他们也有自己的主体性，会主动用泛政治化保卫自己的日常生活。

1972年1月上海市饮食公司革委会在《关于要求增加牛羊肉供应的紧急报告》 中说：“对清真单位如不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54]。即“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在文革时仍然在延续着。1974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况》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做是文革时期对民族宗教问题官方立场的表述：“在反对披着宗教外衣的坏人坏事的同时，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各地回民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一直受到尊重，每逢回民的三大宗教节日，各地都给以照顾。回民较多的机关、工厂、学校一般都设有回民食堂以尊重和照顾回民的风俗习惯。”[55]在宗教本身都没有被宣布要被行政消灭的情况下，更何况衍生于宗教的“民族习惯”呢？所以，一方面要承认文革时期发生的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又要还原这种破坏并没有涵盖全部，并不能代表当时被正式表述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如前文所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既是中国革命史形成的政治正确，也是毛泽东“反修防修”思路中的重要部分，这就为“继续革命”对回民特殊饮食习惯的容纳提供了政治基础。

文革时期民族工作的一大焦点，就是回民养猪问题。自社教运动时起，宁夏就重新兴起强迫养猪的潮流。1971年7月，宁夏革委会又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指示》，在固原回民区推行养猪。然而，被流行叙事所忽视的是，强迫养猪正是在文革中而非文革后被叫停的！1972年1月24日—2月1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会上中央严肃批评了宁夏违反民族政策的错误：“不重视培养回族干部，更不重视培养回族女干部，不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硬要回民养猪。严重地脱离了群众，造成了民族关系很不正常”。同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批评某些同志：“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淡薄，有的甚至发生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56]，要求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至此，宁夏的强制回民养猪被叫停，并恢复和新建了一批清真食堂。

固原工作会议后，1973年1月10日，李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这是一个文革时期中央用“以言行事”反对大汉族主义的突出例子。之后各地方又纷纷展开了“民族政策再教育”的运动，开始了对之前政策的纠偏。

固原工作会议、毛泽东指示和民族政策再教育直接保护和推动了“清真”工作。据1999年版《海原县志》记载，1972年5月，根据国务院转批商业部《关于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报告》精神，在主要商店部门设立少数民族用品专柜，将县副食品加工厂更名为清真副食店加工厂，同时整顿为回族群众服务的食品行业和饮食业，规定凡经营副食品的门市部所进食品都应有“清真”字样[57]。

现存有1973年云南革委会发布的《关于重申重点照顾回族人民生活习惯问题的通知》，也反映了文革后期的状况。该通知在引用了毛的这条“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指示后，重申了保证回族饮食习惯的规定：如单位无回民灶的补贴二元五角（上海的同类补贴是四元），在城镇、交通沿线恢复和新建清真食堂等。这些和我们熟悉的“前十七年”及八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照顾，是高度类似的。

包括固原工作会议和1973年指示在内的纠偏，往往被后来的历史叙事形容为“纠正极左路线”的危害。不过，民族宗教工作上的“软”和“硬”与政治斗争史的“左”和“右”实际并不完全重合。如刘格平，既是一个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又是一个始终坚持清真饮食习惯的地道回族；既在1960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中被批判，又是文革初期著名的造反干部。再如文革“极左”的主犯之一谢富治，在五十年代治理云南时却曾施行宽松的民族宗教政策[58]。以及前引为“回族饭店分布图”叫好的《学习与批判》，乃是“四人邦”直接控制下的刊物……更不用说毛本人的思考与实践了。当然，这不是要达成另一种对历史的的“洗白”和简单“颠倒”，各个政治立场的人都必须严肃地承认历史灾难的存在，并检视灾难是如何真实地发生，而不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凭空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