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俄罗斯在历史观和历史问题上的教训

五、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思想祸根

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推动下，如死灰复燃，很快成蔓延之势。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借一些所谓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在1987年6月，由苏共异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画报[23]。80年代中后期，由维·科罗季奇担任主编。此人在70年代曾发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仇恨的面孔》，言词激烈，受到赏识。担任画报主编后把《星火》变成了揭批苏共、仇恨苏联制度的大本营。后来科罗季奇移居美国长期居住。]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可把中农也压扁了，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诺夫20年前写的题为《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等。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中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已由斯大林主义指向20-50年代的社会制度。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材料开始减少，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逐渐转变为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地联系。[24]

1988-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的掩盖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25]现在看来，此文逻辑混乱、叙述繁琐。但由于年轻的哲学博士齐普科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特殊的身份使得此文当时在思想界影响巨大。[26]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也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遭到置疑。人们开始失去了方向、丧失信仰，各种思潮泛滥，使人无所适从。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思想被彻底搞乱。历史根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成为苏共组织瓦解的先导。

自揭批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十月革命，怀疑十月革命后的制度，最后导致美化沙俄历史或否定自我，迷信西方道路。丑化苏共历史最终导致了俄罗斯理论界的肆意“揭批俄罗斯的历史缺陷、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诋毁国家”。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说法，构成了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基础和历史哲学基础。在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27]打开一本当时的笑话集，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一辆美国汽车停在莫斯科，车身下的泥浆中躺着几位正在扎轮胎的俄罗斯人。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答：我们想吸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空气。”

在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在俄罗斯可以谈论何种经济？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经济。”有时，甚至可以听到遗憾的叹息：“唉！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在这一时期，一些改革的风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儿”的演讲几乎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而以赞扬西方结束。“如果人们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对于这个带有一种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极权主义特征的、不合格和未开化的民族来说，有一条简单而自然的出路——这就是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和国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状态。”有的报刊文章还证明说，有必要在苏联领土上引入联合国仲裁、引入“维和部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设立联合国监督员和观察员。[28]有一家名为《自鸣钟》的报纸曾刊载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诚地期待这样的结局，而且殖民地状态有什么不好”？于是，该文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殖民地，并为此建议向西方商人求助。[29]

正是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和苏联打开了历史之门。80年代末期，某些涉及历史问题的书籍、文章和言论公开全面否定斯大林，讽刺和挖苦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把苏共视为“官僚障碍机制的物质载体”和“沉湎于谎言和自我欺骗之中的固步自封的组织机构”，大加挞伐，实际上是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苏联解体后，身为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摇身一变，出任俄罗斯总统，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宣布“由一种意识形态占垄断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教育领域推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实质上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全盘西化、自由化政策，而俄罗斯历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继续混乱不堪。1994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推出了一项过渡时期的历史教育战略，提出：废除人文学科教学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实现研究历史概念方法的多样性，更新历史教育内容，为教学体系编纂新一代的教科书。之后“去苏联化”、“去苏共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书籍泛滥，否定历史、自我抹黑的教材大行其道。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也趁机给原苏联各国出资，赞助撰写符合西方口味的教科书去占领学校讲堂。

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之后，一些独联体国家为了巩固“独立”地位，纷纷寻找本民族的“文化根源”，独自编写自己的历史教材。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这些国家在历史领域开始了“去苏联化、去苏共化”的进程，通过在历史上“去共产党化、去社会主义化、去红军化”来凸显“政治独立”和“西化”立场。一些东欧国家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势力有意诋毁苏联和苏军在二战期间的历史作用，甚至把苏联红军与纳粹占领相提并论。波罗的海三国认定二战后是“被苏联占领”而非从纳粹铁蹄下“解放”。2007年4月27日，爱沙尼亚发生了从首都塔林市中心拆除和迁移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的事件。2008年，立陶宛政府坚持要求俄承认苏联侵占的事实并赔偿高达280亿美元的损失。同年年底，乌克兰也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议案，要求审理上世纪30年代苏联曾在乌克兰制造了“大饥荒”，并要求将此定性为“种族屠杀”。2009年2月4日，拉脱维亚也出现了亵渎苏军烈士纪念碑的事件。上述这些言行严重损害了俄罗斯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也对俄罗斯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支持东欧国家去社会主义化、去苏联化、反俄的文化政治行动，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遥相呼应。2003年以来，在积极支持和策划俄罗斯邻国的“颜色革命”的同时，西方阵营掀起了一股批判俄罗斯的浪潮，纷纷指责俄罗斯压制人权和自由、背离西方民主道路、滑向独裁和专制。2007年欧洲议会通过所谓“批判共产主义的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在华盛顿设立所谓“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支持格鲁吉亚设立苏联恐怖博物馆。欧美大国力挺东欧和波罗的海一些国家在历史问题上对俄罗斯进行挑衅。对于俄罗斯重编历史教材、尊重苏联历史的举动，西方媒体也大肆渲染。2007年夏天，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是普京在宣传自己的历史观”。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指责普京“妄图改写历史”。美国《新闻周刊》认为普京是要“重新回到苏联”。

对此，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日里诺夫斯基认为，如今“歪曲篡改历史是一种新冷战的形式”，歪曲历史事实就意味着对国家的侮辱。面对苏联周边国家在历史和文化领域的“反俄”、“去苏化”行为，俄罗斯社会各界痛心疾首。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如今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和文化困境，实际上是苏联解体的“后遗症”，是20年前由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发动“抹黑历史、否定历史”运动的结果。20年前，正是苏联社会对自己“挖根、掘墓”，割裂苏联历史，否定苏共领袖人物，才导致今天的“自欺欺人”和别人的“忘恩负义”。

六、汲取教训，纠正历史领域的混乱局面

一个自我否定，不尊重、丑化甚至诅咒本国历史的民族，很难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一些俄罗斯有识之士终于切身感受到了30年来在历史领域的惨痛教训：一些人瞄准斯大林，打中的是苏联共产党；本意批判或打击苏共，倒下的却是连同苏共在内的整个国家——苏联。一些曾经将矛头指向本国历史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今感叹悔之晚矣。正像普京当局认定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掌权的15年间是“失败的、混乱的”15年。在这期间，俄罗斯历史已经被肢解、碎片化，俄罗斯民族被丑化，苏联军人在二战的功绩被贬低，苏联历史形象被丑化和妖魔化，俄罗斯失去了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隐藏着进一步分裂和对抗的危险。

历史沧桑，星移斗转。世纪之交，普京掌管了俄罗斯。普京在强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也试图纠正一盘散沙式的混乱局面。普京十分关注俄罗斯青少年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问题。10多年来，身为新俄罗斯国家的总统，可谓是日理万机，但普京在历史教材问题上“事必躬亲”，多次关注历史教育和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非同寻常。这在苏联时期，就连苏共总书记都很少做到。

2000年普京刚刚就任总统，就几次表达对历史教材和历史教育的不满，号召“认真思考俄罗斯历史”。2001年底，普京在西伯利亚地区视察一所大学时表示，他对过去10年间（暗指叶利钦时期）的“破坏”深感痛心。之后普京又提出，俄罗斯应当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历史学特别是历史教材应当团结社会，而不是罗列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应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场所。

2003年底，普京在国家（列宁）图书馆同部分史学家座谈时指出，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糟粕和泡沫，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一个月之后，普京又亲自指示俄罗斯科学院，要对所有的历史教科书进行“鉴定和筛选”。在2004年7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普京再次表示，许多参加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向他表达对学校历史课程的不满。普京为此专门指示：“各个社会组织和青年团体应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该只做一些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工作。”

普京号召加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的教育，学习和珍视自己的历史包括苏联时期的历史，这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极力“抹黑”和“割裂”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2000年3月，在《头号人物·访谈录》一书中普京自豪地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典型。”在2000年12月有关国家标志问题的一个讲话中，普京总统建议国家杜马用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的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旗。他呼吁人们记住肖洛霍夫、加加林等著名人物在历史上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记住俄罗斯历史和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伟大胜利。

七、统一编写历史教材，弘扬爱国主义

10多年来，普京当局汲取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刻教训，决定从历史教育和教材编写入手，整顿历史领域的乱象。

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长德·利瓦诺夫曾表示：“俄罗斯全国范围内有各类学科的教科书1000多种，其中历史教材不下几十种。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不同的教科书。”2013年2月19日，普京主持召开了民族关系委员会扩大会议，部署落实2012年12月签署的《2025年前国家民族政策构想》的具体措施。会上普京提出，俄罗斯政府要拨付巨额专项资金，大力推广和普及俄语，强化对青少年的历史传统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国民认同感。普京当场指示俄罗斯有关部门，要尽快为全国各年级的中学生编写统一的历史教科书。

普京要求“新的历史教科书要用俄语编写，要语言精美，内容不能自相矛盾，力戒含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普京进一步提出，这些新的历史教材应面向不同年龄的读者，选材要得当，以具体的史实来说明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传统组成的一个命运共同体。普京提出，今后各级各类教材的编写都应严格标准、严格要求。普京要求，今后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除以前参与这项工作的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和俄罗斯科学院以外，还应吸收历史协会和军事历史学会参加。

2014年1月16日，普京召见新版统一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成员，指令要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尽快编写出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同时指出，编写当代俄罗斯历史要延伸到2000年之后。2014年6月2日，鉴于克里米亚由乌克兰重新回归俄罗斯，普京签署命令，委托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历史协会要在新版统一历史教科书中写进有关克里米亚的历史。2014年7月3日，普京召集并主持了民族关系委员会，指出理顺民族关系，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友爱意识，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至关重要。在普京的督促下，如今俄罗斯中学生已经使用统一的俄罗斯历史教材。

八、维护历史传统，保卫俄罗斯

近些年来，面对来自西方强大的思想压力和舆论攻势，普京领导俄罗斯，一方面积极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应对，另一方面加紧凝聚社会共识、与西方展开历史与文化上的思想较量。俄罗斯当局认为，近期俄罗斯境内外一些教科书任意歪曲历史、特别是二战史，美化法西斯，这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

2009年5月8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其个人视频博客上讲到：“篡改历史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充满恶意和具有挑衅性”。梅德韦杰夫强烈谴责某些国家企图改写二战史的做法。他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法西斯的贡献不容贬低和篡改。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正是我们的人民摧毁了纳粹，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少2700万苏联民众为此献出了生命，卫国战争才取得了胜利……我们将始终捍卫和坚守这一事实，任何人都不应对此有所怀疑。”他认为，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切并非仅仅是书本上那几页薄薄的纸，无论今天某些人多么处心积虑，历史也决不容许其重写或者篡改。因为这些历史对具有军国主义野心、种族矛盾和任何企图重构世界版图的行为起着威慑的作用。

俄罗斯准备出台“关于反击在独立的原苏联国家境内为纳粹主义、纳粹罪犯及其帮凶平反活动”的法案。根据这项法律，对于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进行任何形式的诋毁都将被视为与鼓吹法西斯同等罪行。法案对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做出一系列惩罚性的规定。触犯法律的俄罗斯人或外国公民都将有可能受到3-5年的监禁，同时罚款10万-50万卢布。法案还对歪曲或篡改二战历史的国家提出了外交和经济制裁意见。对于触犯国，俄罗斯将有权驱逐其大使或与其断绝外交关系，有权对其实施全面的运输和通讯封锁。

2012年1月9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全境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总统令，决定2012年为“俄罗斯历史年”，并开展一系列的历史纪念活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俄科学院院士谢·卡尔波夫指出，举办“俄罗斯历史年”的主要目的是“净化并确立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记忆”。他认为，这是争取俄罗斯民众心灵和头脑的“记忆之战”，俄官方已准备好打响这次“争夺历史的战争”。?

2012年10月20日，普京签署《关于完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决定在总统办公厅成立社会项目管理局，主管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今后俄罗斯将斥巨资开展各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强化历史传统教育，提高国民认同。为此，普京提出“新爱国主义”的概念，更强调包括沙俄时期在内的俄罗斯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敦促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和道德教育。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俄罗斯联邦议会上下两院发表了年度国情咨文。此次普京的国情咨文充满了沉重的历史感和危机感。在咨文开篇普京便开门见山地指出：“单是在20世纪，俄罗斯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场内战、若干革命，国家两度分崩离析。俄罗斯人的生活也有过数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1世纪之初，我们遭遇了真正的人口及价值观危机。倘若国家不能维持现有人口数量并实现增长；倘若国家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和理想，无需外敌，俄罗斯将自掘坟墓，躲不过败亡的命运”。普京讲到，评判爱国者的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常怀尊崇、挚爱之心”。普京提出，为了让民族意识重新觉醒，我们需要将各个历史时期完整地联系在一起，重新认识这样一个普通的真相：俄罗斯不是始于1917年，也不是1991年，我们有共同的延绵千年的历史，依托这个历史，我们才有内力，民族发展才有意义。

普京讲到，2012年“俄罗斯历史年”即将结束，但对祖国历史、教育和科学项目的关注不能减弱。普京希望，重建的俄罗斯历史协会和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以及俄罗斯地理协会要积极发挥作用。普京号召，俄罗斯应当保留祖祖辈辈传给我们的经验。俄罗斯数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文明国家。俄罗斯应当坚定不移地发展，同时也应该保留自己民族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应当是俄罗斯。

2013年2月1日，俄罗斯隆重举行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70周年活动，普京在讲话中强调，俄罗斯坚决反对歪曲二战历史事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允许抹杀那些使世界获得解放的人所建立的功勋。而在前一天，伏尔加格勒市决定每年的6个二战纪念日期间将城市重新更名为“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谁有权解释历史，谁就有权阐述现在。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专家注意到，近年来以普京为首的俄政界高层参与和关心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材问题不是偶然的。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俄罗斯社会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影响甚深，至今俄罗斯社会思想政治分歧仍然严重。受近年来西化和商业化侵袭，俄罗斯学术界、教育界弥漫着浓重的“失败的情绪”，精神涣散，缺乏自信。另一方面，10多年来，严肃史学被边缘化，伪科学和碎片化的“庸俗史学”盛行，社会中不乏各式的“戏说历史”、“歪曲历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没能成为俄罗斯民族前进的动力，反而变成了撕裂社会团结的漩涡，变成了沉重的包袱，阻碍着俄罗斯复兴的进程。

普京成立专门政府机构、拨付巨额财政资金进行历史、道德教育等做法，也遭到俄罗斯内部一些人的垢病，批评普京是在用苏联时期“行政命令式手段”，根本不能有效地教育或感化在信息时代网络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另外，一些西化、自由化政治势力在西方支持下仍极力抵制俄官方修史的努力，反对普京在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的做法。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事关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和评价上，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俄罗斯高层还有不少摇摆不定、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普京的寻根努力以及回归“沙俄历史”倾向也引起境内外的警惕，担心普京的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会不会演变成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可见，今后俄罗斯社会历史思想领域的探索和斗争仍会持续下去。俄罗斯何时能够走出“历史迷茫”和“思想政治陷阱”，我们将继续跟踪观察。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163）《国际智库当代中国研究数据库与重要专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2]参见俄罗斯总统官网链接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957

[3]参见http://www.21ccom.net/html/2016/rwcq_0926/8478_all.html

[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原载于2011年8月16日英国《卫报》，参见《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李慎明主编，张树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

[5]参见[俄]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349页。

[6]参见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载《史学理论研究》杂志，1998年，第4期。

[7]参见[法]玛丽雅·费列蒂：《记忆的紊乱：俄罗斯与斯大林主义》，载www.polit.ru网站，2002年11月20日。

[8]参见[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217页，转引自[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84页。

[9][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86页。

[10]参见[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1]参见[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386-436页，

[12]参见[俄]亚·尼·雅科夫列夫：《看破红尘之苦》，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第93页（Яковлев А.Н. Муки прочтения бытия. М.,1991.С.93.）。

[13]参见[苏] 《真理报》，1987年9月11日。

[14]参见[俄]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349-350页。

[15]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93-94页。

[16]《苏美历史学家“圆桌会议”》材料，载[苏]《历史问题》杂志，1989年第4期，第100页；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载《史学理论研究》杂志，1998年第4期。

[17]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626735.

[18]http://www.felshtinsky.com/?p=195.

[19][苏]《历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1期，第3、6页；转引自[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0页。

[20]参见[俄]亚·谢·巴尔辛科夫：《当代俄罗斯历史导论（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1页。

[21]参见戈尔巴乔夫《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利加乔夫：《有两种不同性质和风向的改革》，雷日科夫：《政治斗争打乱了经济改革部署》，谢瓦尔德纳泽：《我和戈尔巴乔夫商量好要抛弃民主德国》，载《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李慎明主编，张树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

[22]Г.Я.阿列克谢耶娃：《历史·意识形态·政治（二三十年代）》，载《20世纪俄国的历史科学》，第84页，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载《史学理论研究》杂志，1998年，第4期。

[23]《星火》画报是苏联著名的政治刊物。80年代中后期，由维·科罗季奇担任主编。此人在70年代曾发表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仇恨的面孔》，言词激烈，受到赏识。担任画报主编后把《星火》变成了揭批苏共、仇恨苏联制度的大本营。后来科罗季奇移居美国长期居住。

[24]参见1990年春由刚刚赢得选举的莫斯科民主派主办的杂志《首都》周刊，或[苏]亚·齐普科：《我们的原则好吗？》，载[苏]《新世界》杂志，1990年，第4期。

[25][苏]亚·齐普科：《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载[苏]《科学与生活》杂志，1988年第11期、第12期。

[26]亚·齐普科现为俄罗斯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原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共青团真理报》、苏联共青团宣传部、以及苏共中央宣传部（任顾问）工作(1986-1990)。后来先后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和美国学术机构访问。曾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调研部主任（1995-1996）。此人善于发表怪异、先锋的文章，经常被一些学者批驳。近年，齐普科的观点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最近 [俄]《分析通报》杂志2004年第3期刊登了他长篇论文《后苏联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与本质的思考》。

[27][俄]安·米格拉尼扬：《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载《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69页。

[28]在戈尔巴乔夫末期、苏联解体前夕，由于苏联社会商品和其它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向苏联运送了食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一些食品包装直接用俄文标注“人道主义援助”。

[29][俄] 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