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改革

工人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试图让工人、士兵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1968年夏，毛泽东提出全国都采纳这一理念。在即墨，对毛泽东倡议的回应是立竿见影的。工人组立即进入城关中学、即墨第二中学和即墨第一中学。而且农民代表也在所有农村学校都参与了部分管理。进入即墨第一中学的工人组由即墨县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营企业即农业机械厂的七名工人组成。由何宗寅带队的即墨化肥厂的6名工人则进入即墨县公社中学主持教育改革。在农村地区，农民将他们的代表派往农村小学和中学。管理南河村联合中学的队伍则由南河村的张德池和张作教、窑头村的兰英玉、莫西村的楚吉兰和章子勇、郭村的黄克荣、以及胡家村的余立兴组成[ 1995年对村民的采访。]。

自1978年以来，精英教育家还有其他人都嘲笑让工人和农民参与学校管理的做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农民学历都很低。即墨第一中学工人组负责人周松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一家工厂工作。他在工厂赞助的夜校读书，学会了写简单的汉字[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他的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也没有受过更好的教育。小组中唯一的女性成员张美恩也是通过夜校学会识字的，其他五名成员都没有完成小学教育。城关中学工人小组的领导何光银是一位退伍军人，接受过中学教育。他是团队中教育程度最高的人[ 对前工人队成员的访谈，1995年。]。

农民代表的学历并不好。南河村农民协会会长张德池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当他9岁时，就去照看地主家的家畜。郭村农民协会副主任黄克荣连小学都没读完。副村长张子英和莫西妇联的负责人楚吉兰，他们都完成了小学教育，是即墨县农村学校的农民代表中教育程度比较好的一批[ 对前教师的访谈，1995年。]。

从中国传统信仰的角度来看，让这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和工人领导教育改革简直不可思议。没怎么受过教育的怎么能去领导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呢？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样的批判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的傲慢和他们对知识的狭隘思维[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指的是具有较好正规教育的人。我认为将知识分子与其他训练有素的职业区分开来更有意义。知识分子指的是致力于寻求基本社会问题答案的人，与那些接受过特殊任务训练的人不同。我想在这里使用“受过教育的阶级”来强调这种差异。]。虽然这些工人和农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拥有实践经验和对教育的不同看法。他们勇于抵抗中国学校和社会传统对他们的偏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教育改革中负有使命[ 对1995年参加教育改革的农民和工人的访谈。]。他们在学校的经历各不相同。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很快赢得了师生的尊重和合作；那些能力较弱的人开展工作则遇到了困难。

起初，双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黄克荣的背后嘲笑他，因为他在第一次学校会议上说了一句“向毛主席学习”，但是语法和人们平常用的不一样[ 说“向毛主席学习”没有任何语法或政治上的错误，但老师和学生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说过，结果听起来很奇怪和有趣。]。张德池也成了南江村学校师生之间的一个笑话，他谈到了一次自己食物中毒之后还必须带病工作的经历，结果是因为地主给雇工喂了病猪肉[ 老师和学生认为在学校谈论痢疾是庸俗的。]。

面对这些嘲笑，他们没有退缩。他们继续与学生和老师一起工作。有一次黄克荣午夜跑到火车站找回了一台被前管理员偷来转移到另一所学校的设备时，教师和学生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渐地，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在实践经验和判断力方面开始崭露头角，赢得了师生的合作和尊重。学生们了解到张德池是他所在生产队中最受尊敬的农业工人。他播的小麦种子总是分布更均匀，产量更高。他们还注意到张德池和黄克荣乐于帮助学生。由于缺少锅炉，南河村联合中学没法烧热水，张德池就设法为学校买了一个。在冬天，黄克荣说服他的村子为学校提供一些煤炭来给教室供暖[ 1997年对前乡村学校学生的访谈。]。与此同时，张子英和褚纪兰有丰富的公众演讲经验，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师生的合作与尊重。教师们愿意和他们讨论问题，并且他们的意见一般能被尊重[ 1997年与前教师的通信。]。

总的来说，由于社会地位较高，工人在学校比农民过的更好[ 在农村小学，没有革命委员会。]。学生和老师会非常热情的接待工人们。当时的学生和工人组成员至今仍记得那时受到的热情款待[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市的前学生和工人团队成员。]。总的来说，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比农民更好。所有入驻即墨第一中学的七名工人都住在校园里，在学生食堂吃饭。他们还经常访问学生宿舍。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很少在周末回家，因为许多来自偏远农村地区的学生也没有回家[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团队的前成员。]。

当工人们第一次进入学校时，他们组织学生开了许多菜园，为学生食堂生产新鲜蔬菜。工人组负责人周松波和他的同事们放学后会和学生一起在菜园里工作。他们将人类排泄物变为有机肥料，并将其用于园艺中。一位老师感慨地说：“这些工人是什么样的学校领导啊！居然用粪便弄脏自己的手，还去种菜[ 1995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一位大学教授就教育改革进行了对话。]？但根据前工人组的成员的说法，这样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学生，并通过与他们合作赢得了学生的尊重[ 夏天，在即墨第一中学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一些以前的学生说，在农村工作是一件好事，因为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有机会向同学传授他们的园艺技巧，而来自非农村家庭的学生则学会了如何去搞园艺。这些劳动促进了大家之间积极的互动[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

根据我的几位受访者的说法，即墨学校的工人和农民努力去了解学生的生活。张美恩和王克庄说，他们经常去学生宿舍，因为想了解更多学生的生活[ 1997年夏天采访工人队的前成员。]。南江村的张作娇和张德池则认识每个村民及其子女。如果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他们会陪老师去家访，了解孩子在家里的情况[ 1997年夏天对学校农民代表的访谈。]。南河中学的老师褚继英说，她花了很多时间了解班上孩子父母的情况[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前学校教师。]。龚兆林和张素成是朱老师班上的两名学生，他们放学后打架，张的头都被打破了。朱老师放学后去家访，了解到了他们的矛盾。第二天，她与全班同学讨论从打架中吸取到了什么教训。

即墨第一中学的一名学生经常在晚上尿床。由于害怕同学的嘲笑，白天他没有去晒被子。当工人们发现了他的处境时，都伸出了援手。周松波带他到校医那里检查，工人组的女成员张美恩帮他洗了被子，还塞了新棉花进去。他们还与其他学生沟通，希望他们理解这位同学的难处，不要嘲笑他，加剧他的窘况[ 1995年对前工人队和前学生的访谈。]。

张德池和黄克荣说，如果学生迟到或缺课好几次，他们和老师会和孩子的父母沟通，找出问题所在[ 1993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工人们还帮助老师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物理老师李俊平怀孕了，需要家里的帮助。工人们将她的妹妹从泰安调到学校学习，这样她就可以帮助姐姐做家务。肖秦凤是一名英语教师，因为家里的事精神压力一直比较大。工人们与她的丈夫沟通，减少她一个学期的教学负担，这样她就可以好好休养。在冬天，即墨煤炭短缺，工人确保教师有足够多的煤来给屋子供暖[ 1996年对前工人队成员的访谈。]。

周民生因为妻子和母亲吵架而烦恼。每当他回到家，他都得面临这个困境。他年迈的母亲希望他给她带把椅子，但他的妻子不希望他这样做。如果他把椅子带给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就会和他吵架，但如果他听了他的妻子，他就没有尽儿子的责任。无奈之下，他与工人组的成员去沟通。周松波跟他的妻子和母亲谈心，先是分开谈，然后再一起讨论他们的争吵对周民生造成的困扰。周松波又解释了周作为儿子和丈夫的责任，还跟他们说一家人怎么才能和睦相处。他们还要求周民生创造性地发挥他作为丈夫和儿子的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解决他们的内部矛盾[ 1995年对工人队前成员的访谈。]。工人组的参与帮助周解决了他的家庭问题。

化学老师唐克铮和体育老师郑一鸣在教师食堂里开了个玩笑，结果唐被殴打，感到十分羞辱。他多次拜访工人，坚持要求工人在师生联合大会上对郑进行批评教育。工人们说服他，在公共场合去批评郑无助于解决问题。相反，这只会加深他们之间的怨恨，让郑老师在教师会议上道歉比较可行[ 1995年对工人队前成员的访谈。]。

周民生是一位非常认真专注的语文老师。他非常认真地备课，讲课妙趣横生，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他的教学方法，他带的两个班的学生超过了其他班的学生。在他教的两个班里，他提出了“学不好功课，对不起主席”等口号，在学生中很受欢迎。然而，他跟同事处的就没那么好。每年年底，工人组和学校革命委员会选出一批比较优秀的教师作为模范代表。但是模范教师是由老师们共同选出来的，周民生通常不被认可。他觉得他受到的待遇不公平。他向工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问为什么自己不能被选为模范教师。工人们理解他，鼓励他与其他老师沟通，并建议他邀请同事来观摩他讲课。他听从了建议并改善了与同事的关系，最后被同事选为模范教师[ 1997年对前工人小组成员的访谈。]。

上述所有例子均表明，工人作为学校的顾问，不比学校领导做的少。一位前工人组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尽力帮助老师和学生[ 1997年夏天采访了工人队的前成员。]。这符合中国流行的领导观念，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要求领导管的比较宽。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并不总是很明确。人们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同时也是一位好的朋友，能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出主意。吵架的时候，领导人要能调解家里、邻里和同事间的矛盾；经济上突然有困难的时候，要能帮忙借钱，还要解决住房的问题。一个好的上级领导不能对下级同事说不。

总的来说，大部分师生对在学校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表示了极大的敬意。未受过教育的老工人周松波在老师中是如此的受欢迎，四年后当他要离开学校时，老师们都希望他回来。最后他回来了，在即墨第一中学呆了七年[ 1997年夏天采访前工人队的成员。]。

但是，也有些老师不屑于让工人和农民参与教育改革。他们喜欢揭露工人的无知，炫耀自己对马列主义的深刻认识。即墨第一中学的王玉伟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喜欢在理论问题上质疑工人，以取笑他们的无知为乐[ 1997年夏季采访前中学教师。]。许多精英认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他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但他们不需要向别人学习。这种态度和行为是中国传统糟粕的遗留，强调万般皆下品（如农业、手工业、商业），惟有读书高。毫无疑问，这种传统的精英主义偏见是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部分原因[ 中国和外国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自15世纪以来就落后了。其中一个理论认为，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实践知识存在强烈偏见，这种态度部分是由于科举制度而产生的。人们只做回报最高的事。通过科举考试能获得仕途上的晋升和世人的尊敬，大家就都去考科举了。这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强调要去改造精英知识分子的原因[ 王年一认为毛泽东改革知识分子的呼吁是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犯的错误的其中一个例子。]。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被改造，需要去学习新事物，就像党的干部也需要被改造一样。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农村小学、联合村中学和公社高中的建设只是1968年即墨初等教育改革方案所设想的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它还呼吁师生改革旧课程和教学方法。旧课程因脱离现实生活而受到谴责，旧的以老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也受到批评[ 即墨县红卫兵总部《初步教育改革计划》，6页。]。

当时的教科书是由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一些专家编写的。这些专家不理解，也没有费心去关注农村儿童需要什么，或者农村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文革期间旧有的教育实践之所以被农村老师和学生诟病，部分原因是旧的课程设置和教科书与农村儿童的现实生活脱节，使农村儿童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数学，物理和化学教科书所涵盖的大部分抽象材料与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而在农村生活中有用的概念和公式却并没有交给学生[ 郑功，向农，周兵，《课程应简明扼要，与现实生活相关》，《教育革命论战》中的精选文章。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编辑。第10卷，1970年10月，2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即墨第一中学的学生和老师决定在学校工人组的鼓励下自己开发新的课程和教科书。教科书编制小组由教师、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化学，物理和生物被纳入到两门主要课程中，叫作“基础工业知识”和“基础农业知识”。数学开始涵盖实用知识，如簿记，会计和预算[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

什么是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者希望学生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业，但也要学习一些工业和农业技能，最重要的是培养批判性思维[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慢慢产生了体力劳动凌驾于学业之上的趋势，许多学生被分配了太多的体力劳动。不过这也是因时而异、因地方而异。

在即墨教师培训学校，学生们轮流在学校的塑料车间和菜园里工作，每周工作三小时。即墨第一中学的学生和老师1968年在不同的工厂度过了三个月。在工人和工程师的帮助下，他们编写了有关内燃机和电动机运行原理的教科书，内容包括如何绘制和阅读蓝图，以及其他工业技能和知识。在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了如何画图，还有操作不同的机器[ 采访第一中学的前学生，两名教师和一名驻扎在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参与编写了内燃机教科书。在编写基础工业知识教科书的过程中，他们在第一农业机械厂，电气公司和农业工具厂工作了三个月。]。那年，中学学生和老师也在即墨北部的村庄里工作了两个月。他们编写了关于农作物，肥料和农业机械的教科书，并和农民一起工作[ 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市即墨农业中学的前学生。]。但这种实践后来并没有延续下去。之后，学生会花一个下午在学校的菜园或工厂车间里劳动。偶尔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多花一个下午来帮助村里的村民。

在南河联合中学，学生从事两种体力劳动。他们在春天割干草，夏天拾麦穗，秋天为学校收甘薯,冬天去碎石。这些劳动能增加学校的收入，还能培养学生对体力劳动的热爱。在这些富有成效的活动中，学生还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学习怎么和其他人交流，怎么和老师去沟通。

1973年和1974年开始鼓励“开门办学”。除了每周下午例行的体力劳动外，学生还可以去医院或工厂工作四星期，学习他们想学的技能。有些人学会了如何处理急救和注射，还有人学会了如何修理机器和收音机。1971年和1972年的高中学生每周平均花大约四个小时在课业之外的活动上。1973年，1974年和1975年的高中学生每周则花约7小时，占上学时间总数的六分之一[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前高中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跟几个工厂和村子建立了持续的合作关系。即墨第一中学与即墨最大的第一农机厂以及葡萄酒厂建立了合作关系[ 1995年对前学生的访谈。]。南河联合中学与一个小型集体运输机械工厂和一支部队建立了联系。学生们到工厂学习蓝图以及如何操作机床，还邀请工人和农民给他们讲课。当他们学到数学的会计和簿记那一部分时，还会邀请村会计师去讲课[ 1995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

83* 1997年夏天，对村民的采访。]。据张所成介绍，他在教育改革中学到的技能在1974年毕业后在乡镇工业企业工作的时候很适用[ 即墨县志，事件年表，78页。]。

除了去工厂和农场，邀请工人和农民讲课外，学校还建立了自己的车间和农场用来做实验和创收。到1970年底，即墨县的大多数学校建造了一个或多个车间和农场[ 采访南河联合中学的前学校教师，他们当时负责在1995年建造学校铸铁车间。]。即墨第一中学有一个工厂，两个车间和两个小农场。南河联合中学建立了一个铸铁车间，一个生产有机肥的车间，和一个由学生和老师开辟的两块小土地组成的小农场。他们在自己的农场尝试不同的播种和耕作方法[ 1997年对前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访谈。]。学生轮流在学校车间和农场工作，大约每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与即墨第一中学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的通信。]。

在工厂工人和村民的帮助下，这些工业和农业项目得以完成。工厂和村子还为学校提供后勤支持。比如即墨第一农机厂为即墨第一中学提供所需设备，用于他们的第一次研讨会，并在一开始就为研讨会的运作提供技术支持[ 采访了一名退役士兵刘长征，他带领一群士兵帮助学校进行教育改革，1995年。]；部队会给学生们军训[ 1995年对前农民代表的访谈。]；南河联合中学从七个村子的生产大队那里获得了财政和物质支持；郭家祥村帮学校建立了第一个铸铁生产车间，并培养学生使用该设备；南河村每年都为学校购买和运输煤炭[ 广州派遣员，香港《文汇报》，1977年11月23日;香港《大公报》工作人员记者。1997年11月24日，胡素珊引用《教育与革命：重新审视中国模式》，《亚洲调查》第9号，1978年，8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