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改革

对文革课程改革的评价

批评文革的教育改革时，人们会说比如这一时期的物理课程被简化成只研究“三台机器和一台泵”——发电机，柴油机，电动机和水泵[ 1996年对前任教师的访谈。]。教育改革被视为一种静态的改革。事实上，文革期间的课程变化是动态的，并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968年至1970年教育改革的初始阶段，更强调关于机器和泵的实用知识，而牺牲了比较抽象的理论。这些教科书被称为试用课本，表明它们的实验性质。但到了1971年，这些课本的编写更加成熟了，内容比以前更平衡了。比如，即墨和山东省其他县使用的物理课本中包含了许多理论要素，如磁场，静电和热力学，以及这些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后来的课本就不叫试用课本了[ 宋英发从1969年到1974年担任党委副书记。他现年六十多岁，半退休。]。

受当前中国政府的评价以及教育精英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的影响，如今即墨的一些农民也觉得他们的孩子被文革的农村教育改革给骗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有旧有教育系统的毕业生学得多；写字不够好看；记得汉字不够多，背的历史不够多。南河村前党委副书记宋永发评论说，虽然他在解放前只受过四年的小学教育，但他的字写的比南河联合中学的大多数毕业生要好[ 刘世正在他的团队中受过最好的教育。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高中毕业，并去了一所师范学院。他教了几年。但是在1960年大跃进之后即墨县严重粮食短缺期间，他离开了即墨的教学岗位，回到家乡照顾他的父母和妻子。]。南江村第八生产队前任会计师刘世正说，他小组里的十个公社高中的毕业生中，没有一个人字写得很好看[ 高中音乐教师胡大伟是当时同龄人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是1977年在即墨县六个科目参加全国入学考试的50,000多名候选人中选出的前54名大学生之一。因为这是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这样的考试，过去12年的每一个中学和高中毕业生都有资格在支付十元费用后参加考试。年龄从35岁于1966年高中毕业的候选人，到1977年仍在高中的17岁学生。由于大学空间有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竞争。]。胡大伟是通过高考入学的50,000名前高中毕业生中的五十名学生之一。1977年的高考，他因为字写的不好看而在火车站被嘲笑。一位火车站的职员，看着他的笔迹，轻蔑地说：“你字写得这么难看，怎么通过高考的？”[ 于波，《劳动参与简论》，《教育研究》，第9期，1982年，26页。]在旧中国，把字迹是否好看作为衡量人才和受教育程度的标准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是孩子们所受到的教育。很多人用好看的字迹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但如果再把字迹作为衡量现代教育质量的标准，就很荒谬了。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文革的教育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于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指出了三河县农村教育改革取得的切实成效。三河在教育改革期间有1500名高中毕业生学会了如何修理柴油发动机，电动机，水泵，收音机和扩音器。，1800多名毕业生掌握了种植新作物种子的技能和其他农业技术。另有4,000人接受了培训，以治疗常见的动物疾病，同时完成所需的课程。这些高中毕业生成为三河农村技术人员的支柱，并继续在当代的农村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同上，28页。]。

除了这些成就外，于波还指出，从1970年到1981年，三河的学校所经营的工厂和农场总共创收了1300万元。这笔钱不仅有助于改善学校设施，还为全县405所中小学的所有学生负担了学费。大约有196所学校负担了教科书费用，96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纸和笔。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儿童都能入学，三河的入学率一直高于97％，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读完了初中[ 1995年对前任教师的访谈。]。在即墨，学校也会利用学校工厂产生的资金来完善他们的设备。其中，即墨第一中学用学校工厂赚来的钱买了第一台拖拉机[ 同黄炳德的访谈。1968年，黄在文革期间毕业于耒阳县的一所教师培训学校。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他将被分配到城市的一所重点学校任教。教育改革使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在南河联合村中学任教，直到1979年他获得政府职位。现在他领导管理即墨县退休官员事务的市政部门。]。

南河联合中学的前任教师黄炳德说，文化教育改革为那些一直处于教育劣势的农村儿童打开了大门。他列举了即墨市教育改革取得的三项重大成就。首先，在教育改革期间建立的农村学校在当地培养了大量掌握了实际工业知识和农业技能的青年，这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即墨的经济发展需要这些实践经验。其次，教育改革也改变了老师对农民的鄙视心理。当老师被强制要求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时，他们学会尊重村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第三，它赋予了村民权力。农民不再觉得教育精英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了，因为在与他们合作之后，更加了解了这些受过教育的老师。据黄先生介绍，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其局限，但却极好地满足了农村的历史需求[ 1995年采访双庙小学的前学生。]。

很多人担心过多参与体力劳动和对实践经验的依赖导致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科学和研究水平普遍下降。这种担心也非常合理，因为这样也可能对过往的错误矫正的过了头，即所谓的“矫枉过正”。就实践经验和参与生产而言，很难在“恰到好处”和“矫枉过正”之间确立一个明确的界线。不过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总是一个相对的问题。

如果有更大比例的人口能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甚至还掌握了重要的技术知识，这能否表明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果有更多的村民开始在农业中运用学到的科学知识，更多的村民在农村工厂使用农业机器并在村工厂生产机器，这是否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有所提高？还是说只有在尖端领域产生的重大突破才能证明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的进步？

并不是说中国在文革时期没有科学上的重大进步，核弹的爆炸和卫星的发射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它们与民生联系不大。往往是技术上的小创新，比如耕具和农作物种子的改进更直接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及其对农村人民赋权的影响，恰恰促进了这些技术上的小创新。

改变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文革在学校带来的另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取消了老师的绝对权威，这有助于赋予学生更多的权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学生，都开始对教师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仔细审查他们的行为。在文革初期，学生、还有学校里的小孩会写大字报来表达对老师的不满。在双庙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会写大字报去批评老师。其中一个学生写大字报抗议他的老师没收了他的扑克牌和一把古董刀，把它们给了自己的儿子[ 采访1996年双庙小学的前学生。]。另一名学生不满老师仅因自己与同学讲小话而用棍子打他[ 1997年夏天访问南河小学的前任教师。]。学校的墙上挂满了批评教师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改变了课堂的风气，许多老师非常认真地对待学生们提出的批评。一些老师在采访中告诉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会了更多地尊重学生的意见，之后再也没有打过他们[ 1997年夏天对前教师和学生的访谈。]。孙志贤女士曾经经常对学生扔粉笔，但她看完大字报后，就不再朝学生脸上扔粉笔了。有一次，她还邀请一些学生到她家一起做饭，并更多地去了解学生[ 1995年对双庙小学的前教师进行访谈。]。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对学校在文革前开展工作的方式感到满意的。一方面，频繁的测验和学校与班级之间激烈的竞争给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文革前几年的政治气候并不能让他们去自主管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顺应当时的潮流，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学校施加给他们的超乎寻常的学术压力了[ 1995年访问兰成武。他说，当他和同学们在学校组织红卫兵小组批评学校的教育当局时，老师们参与了他们的讨论，并帮助他们准备了一些大字报。]。在文革期间，许多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也反抗学校当局，并要求改革学校的管理制度[ 各省在教育改革辩论中发表了数十卷选定的文章。这些文章非常简短、不怎么正式，主要由小学和中学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和士兵提供，涵盖各级教育的各个方面。]。在首批批评即墨学校当局的造反派红卫兵当中，就有许多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不同省份发表的数十卷关于教育改革的辩论中，对教学方法的最强烈的批评来自于教师，而且也是他们提出了最激进的改革建议[ 1997年夏季采访前学生。]。

许多教师开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并和老师进行讨论。一些老师还更进一步，让学生参与备课。学生和老师还为每个主要学科选择了一个班级代表，他们负责从学生那里获得老师的反馈[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根据退休村中学教师褚继英的说法，有的老师会和学生一起备课，她自己也会尝试着和学生轮流上课[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

教师在课堂上的权力下放，使学生在课堂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学生会一起讨论，辩论，有时还质疑老师。不过也有学生会在课堂上滥用新获得的自由。王新发以前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纪律。他故意与老师争吵，因为知道老师不能拿他怎么样，他会坚持说老师错了，他在任何争论中都是正确的[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的访谈。]。宋延昌也很淘气，他觉得上课无聊的时候，就会和同学一起玩划拳[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和学生的访谈。]。

一些教师和家长被越来越松弛的课堂纪律和秩序吓到了。之前严格的课堂规定放松了，意味着学生不用再坐着的时候把双手背在背后了。但是大多数学生还是想要学习的，并不想破坏课堂纪律。对捣乱的学生，老师并非完全没有办法。他们可以通知家长学生在学校的行为。宋延昌的老师就这么做了。延昌的父母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并以自己的方式管教了他。之后，他在课堂上表现得很好。教师还可以动员学生对捣乱的同学施加压力。王新发的老师就采用了这个方法。王新发两次中断课堂纪律之后，孙振贤和褚继英这两位班主任就和同学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全班决定与王新发进行公开辩论，大多数学生表达了对王新发捣乱行为的不满。最后，他们决定王新发在被允许继续上课之前必须写一份悔过书。王新发被孤立了，他生气地离开了教室。老师和学生代表向王的父母说明了学校发生的这件事。王新发缺席了一周。但最后，他还是交了悔过书，并被允许恢复上课。他吸取了这次教训[ 1997年夏天对前任教师和学生的访谈。]。有的老师在处理有问题的学生方面比其他老师更有经验，也更灵活。有的老师积极处理课堂秩序的退化，有的老师虽然对此非常痛恨，但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97年夏天采访了前任教师和学生。]。

有的老师和家长儒家观念比较重，不能轻易接受平等的课堂观念。因此当国内普遍充斥着对文革的批判声的时候，可以理解他们也不满于文革期间上课纪律的缺乏，还是支持更加守规矩的课堂。这表明新的民主文化不容易扎根。有人说，培养一个高尚的人需要三代人的努力。民主文化和价值观的培育肯定需要充足的时间。

这里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在保持活跃的课堂气氛的前提下达到一种平衡。首先，学生要是在课堂上享有自由，肯定会使老师在课堂上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更具挑战性。他们不能仅依靠教师的权威来压制学生的问题和要求，还得让自己的课程变得更有趣。否则，学生不会听他们的，还会带来各种麻烦。高中数学老师姜妮虎教课就比较无聊，学生张秀一觉得无趣了，就开始闹事。老师想要控制他，骂他“真不要脸皮”。张秀一也模仿老师说了同样的话，结果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最后，姜不得不私下与张秀一沟通，并努力改善他在课堂上的教学方法[ 1997年夏天对前学生的访谈。汉字“鲜”由“鱼”和“羊”两个字组成。宋延昌从分析这些汉字中汲取灵感，以独特的组合创造出独特美味的羊肉菜单，吸引了大量顾客，使他的餐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刘元德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也是班主任。他希望自己的班能够超越其他班，部分原因在于自己比较争强好胜。但班上的学生并不配合，他们表现的就是中规中矩。他很失望，指责整个班“哭笑一个模样”，说大家都是平庸之辈。他这种不恰当的批评激怒了班里的同学。他们决定拒绝交下个学期1.2元的学费。刘收了几次都收不全。当他意识到班里同学是故意让他难堪的时候，他只好要求学校把他调到另一个班级。当新的老师接管班级的时候，每个人立刻就交了学费。根据班上学生的说法，刘不仅不尊重学生的感受，而且也不擅长教课，他需要吃个教训[ 同宋延昌的访谈，1997年夏天。]。

课堂纪律的退化会不会阻碍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在文革期间，南河联合中学的四个“臭名远扬”的捣蛋鬼现在都三十多岁或者四十出头了。王新发现在是一家货运公司的老板，做生意如鱼得水。张秀一经营一家服装企业，也很成功。周家山是他那个村的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宋延昌开了家餐馆，经营得顺风顺水，管理非常具有创新性[ 《人民日报》社论，1966年6月18日。]。1997年夏天我在即墨旅行的期间，和一群邻居交谈时遇到了王新发，他在公开场合大声谴责当地政府的腐败和愚蠢。从他说话的方式，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农村的知青

文革前的教育体系与其说在教育农村人口，不如说是在消耗农村的人才资源。少数能够上高中的农村学生会继续上大学或在城里找到工作，但是很少有人回到农村。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村民缺乏教育导致农村官员普遍存在腐败和贪污现象，也因为缺乏受过教育的人才去吸收新技能和新知识，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将知识和技能带到农村。这要通过迅速扩大农村的学校系统使其服务于农村的需要，并打破高中到大学的直接过渡来实现。这样一来，农村的高中毕业生就能回到自己的村子，数百万的城市高中毕业生就能来到农村。

1966年6月，高等教育机构暂停了原定计划的全国入学考试[ 1997年夏季采访了即墨的村民。]。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次高考制度的改革打碎了很多人的大学梦，令人深感失望。但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措施就好比不是给病人输血而是“造血”，为农村的振兴带来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毕业后直接上大学不再是高中生的单一选择。在获得入大学资格之前，每个学生必须在农村地区或工厂工作至少两年。学术能力不再是考察高考生的唯一标准。学生在上大学之前还要证明自己同时也是勤奋的农民或工人。从1976年开始，农村地区的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到原来的村子，为把他们送进大学的村民服务[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市的前城市青年。这项改革在1978年得到了扭转。]。

高考暂停后，上山下乡愈演愈烈，即墨第一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即墨市，拥有城市户口的高中毕业生前往位于即墨市北部和西北部的瓦戈庄和段泊岚公社定居。大多数人在城里找到工作之前，在那里待了两年，有的只待了一年。政府为他们建了集体宿舍，还给他们提供了第一年的粮食供应。城市青年的父母希望子女能获得优待，他们会利用关系帮助孩子所在的村子的当地人。有的人帮当地人搞到更多肥料和农业机械，有的人帮村子建立起农村工业企业并为他们提供合同。当地人民对城市青年礼遇有加，把他们引荐给了共产党，当他们有机会加入军队或进入大学时，会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建议[ 即墨县志，即墨事件年表，79页。]。城乡之间发生了双向交易。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是两者之间的桥梁。通过采访这些城市青年和当地人，我发现当地人非常欢迎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年轻人普遍很感激当地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除了本地的青年人，仅1968年1月至7月，就有来自青岛的883名知识青年来到即墨工作[ 即墨县志，27：25。]。农村和城市知青的涌入改变了农村地区的教育结构和人口基础。在1966年至1976年间，即墨有65,597名初中毕业生和19,130名高中毕业生，平均每村85人会回到即墨[ 当然，到处都不一样。许多城市青年都有不好的经历。]。这些学生成为农村发展所依赖的新一批老师、医务人员、熟练工人和技师。高考制度改革和鼓励城乡青年走向农村的运动，打破了中国教育的恶性循环[ （缺尾注）]。

文革期间即墨农村学校的迅速扩张是中国农村的典型特征。中国农村的所有儿童都史无前例的有机会上小学，绝大多数儿童都有机会上中学和高中。从农村的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在教育方面远非官方所说的是十年浩劫，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时期。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履行在农村普及教育的承诺，这将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