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预先决定的结局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意味着什么？是政变、阴谋或篡政？正是这些关于“8·19”事件的说法最符合自由民主派的心愿，后者希望在历史中如此诠释这一事件。
应该弄清问题本身。如果这是阴谋，阴谋者未必会自愿跑到戈尔巴乔夫身边，即跑到一个将要被谋反掉的人身边。政变意味着打碎一切国家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方案支持保留苏联和现存的政治体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政变。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为了保护现存体制，即使想象再丰富，也很难说这是篡政。
大概还是卢基扬诺夫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性质的描述最为准确：这是一些国家领导人一次绝望的、组织不力的拯救联盟的尝试，是一些相信自己会得到总统的支持、相信总统会拖延签署联盟条约的人们的一次尝试，因为条约一旦签署，就意味着苏联在法律上正式瓦解。
1991年8月21日夜，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者决定不向叶利钦分子盘踞着的最高苏维埃大厦进攻，军队开始从莫斯科撤离。白天，巴克拉诺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亚佐夫，还有伊瓦什科和卢基扬诺夫又飞到福罗斯去见戈尔巴乔夫。这一天苏联总检察长Н特鲁宾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委员提起刑事诉讼，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出关于解除戈尔巴乔夫权力不合法的决定。
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和此前飞到福罗斯的叶利钦分子们，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飞抵莫斯科。克留奇科夫在机场直接被逮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逮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根据调查者的意见，与其一起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与委员会积极合作的人，其中包括О.С.舍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Ю.А.普罗科菲耶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В.И.瓦连尼科夫——军队将军、陆军总司令，苏联国防部副部长，В.И.博尔金——苏共中央总务部主任。随着А.И.卢基扬诺夫被逮捕，8月29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彻底解散。所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地方领导被就地解除职务。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事件结局已被预先决定。但这一结局不仅对在亚纳耶夫领导下采取行动的人是悲剧，对我们全党都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的健康部分实际上完全枯竭。国家的主要角色转到那样的政治势力手里，他们利用人们渴望变好的愿望投机，狡猾地操纵了人们的思想，将人们推入长久的贫困与不幸中，直到今天。这是民族悲剧。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本质和道德本性最终在8月那些日子暴露出来。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后，他放弃党，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样他证实了自己在苏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上所有行径的背叛性质，向叶利钦发出自己投降的明确信号，开启了俄罗斯历史上最反动、犯罪最猖獗的制度。
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意味着，叶利钦集团能够取得对联盟中央的胜利，使其高于联盟之上。从1991年秋开始，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甚至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在俄罗斯地域内得到了高于苏联宪法的全权。
叶利钦通往权力的道路被扫清。本质上，他不再隐藏自己最终让苏联消失，从法律上、政治上解散联盟的阴谋。再公平的历史学家只能将这一目的视为叶利钦的政治野心。对叶利钦来说，与成百上千万人的命运相比，成为梦寐以求的俄罗斯统治者的意义大得多。
别洛韦日协议是苏联瓦解进程的逻辑结局。这一协议于1991年12月12日签订，3天之后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直接批准。我们要指出，绝大多数议员赞成通过协议。
最近研究者更经常地提出以下问题：苏联的迅速解体是否存在客观的、首先是经济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者”及各色“民主派”如此喜欢引用似乎无法解决将苏联击溃的危机和停滞现象。
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商业学院下属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莱昂·阿隆认为，没有任何重要的原因导致苏联迅速灭亡。他指出，1985年，苏联拥有众多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没有任何一个关键经济指标表明苏联会迅速滑向灾难。从1981年至1985年，苏联国内总产值增速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稍慢一些，但仍达到平均每年2%的速度。从法国大革命起就一直被认为是衡量未来革命危机爆发迹象的指标之一——预算赤字，在1985年也不到国内总产值的2%。尽管预算赤字增速到1989年已经接近9%，但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同时，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速大于2%，而工资，甚至考虑到通货膨胀，在接下来的5年，直到1990年，仍继续增长，平均速度为7%。
尽管总体状态非常严峻，但正像威尔士大学教授彼得·拉特兰强调的那样，“慢性疾病最终不一定导致死亡”。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领域著名专家安德斯·奥斯纶德指出，从1985年到1987年，局势“还不那么悲惨”。
被西方研究者加以论证的观点再一次表明，以苏联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的进程为基础，对国内宏观经济和社会政治氛围的严肃分析被冒险主义、唯意志论、个人野心、完全的外行、政治家对“新浪潮”的无知所代替，其中后者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几何级数催生出来。
尽管“8·19”事件之后苏共状况严峻，但仍是叶利钦掌握俄罗斯绝对权力和恣意妄为的主要障碍。叶利钦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戈尔巴乔夫无条件的投降，其急切的行动意图明了。8月23日和25日，他就下达了关于暂停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晚些时候，11月6日又宣布禁止苏共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并没收其财产。从8月就开始了对党的机构所在地进行强盗式的洗劫，“民主派”在那里造成道德恐怖气氛。可疑人物四处横行，党的档案被暗中洗劫。患寻宝狂躁症的叶利钦分子们挖掘文件，试图寻找“党的黄金”的踪影。
然而，“民主派”失算了。他们没能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打倒在反动派进攻和统治的艰难时期的劳动者的主要支柱——共产党。人们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不害怕恐怖、镇压和欺凌，没有对党的使命产生丝毫困惑，奋起保护共产党。在宪法法院，得益于党的工作者、积极分子、议员、学者和广泛的社会大众的努力，党被成功捍卫。
党在宪法法院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法庭宣布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组织行动具有合法性，它们有权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这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1993年2月的重建开辟了道路。我党在能够保持党内秩序和组织性的情况下被迫后退，在反动势力借助背叛和谎言的工具架起了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向俄罗斯野蛮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过渡桥梁的条件下，劳动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斗争工具。
保存党的战斗力，有能力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和展开斗争——这是对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集团留给共产党人的失败和教训进行思考的主要成果。
【作者：久加诺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译者：康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二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