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农村经济发展

灌溉和土地改良工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产党领导下的即墨县政府加大了解决旱涝问题的力度。它组织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项目，但即墨农村的农民仍然受到自然力量的支配。1959年在大跃进时期建造的三座水库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它们没有配备必要的灌溉设施，而且数量还远远不够。在大跃进时期挖掘出的数量不多的传统水井在严重干旱时期也没有太大帮助。这些井很浅，当地下水位在严重干旱期间下降时，经常干枯。

因此，每当发生严重干旱或洪水时，村民都会很无助，食物短缺的情况就会出现。然而，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开始改变。由刚上任的村干部、公社和县革委会领导的即墨农民开始努力解决他们共同的自然困境。他们开始挑战自然。从1966年到1976年，使用铲子、篮子、推车以及后期使用拖拉机的农民建造的水库和其他灌溉系统比文革之前和之后年份建造的还要多。1987年即墨县的八个中型水库都是在文革期间建造的。[ 即墨县志，6：20。]在1987年运行的37个小型水库中，有19个是在文革期间建成的。[ 即墨县志，6：23。]从1970年4月到6月底，仅已完成就有1,636个大型水井、池塘和水坝，灌溉面积增加到了40万亩，约占即墨县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即墨县志，即墨大事记，77。]

利用电泵泵水的大井对灌溉至关重要。在文革期间，这些水井的数量大大增加。传统上，灌溉井很小。辘轳是一种手动装置，由一个桶，一根绳子和一个围绕木轴旋转的圆形木制装置组成，是唯一的在地上取水的装置。它的容量非常小。一天的辛苦的劳动只能灌溉三分之一亩地。[ 即墨县志，6：27。]水车是在20世纪50年代引入的简单的机械装置，它也是灌溉量小而需要大量人力的。四个人沿顺时针方向推水平杆，通过铁泵将水送到地面。它每天能够灌溉一亩田地。[ 即墨县志，6：27。]在大跃进期间，即墨农村的农民开始首次使用煤气和柴油发动机进行灌溉，但数量很少。到1959年只有33口水井装配了发动机。[ 即墨县志，6：27。]在文革期间，装备电动机和柴油发动机的大井数量开始迅速增加。

南河村在1969年挖了口大井。配备了当地工厂捐赠的电泵，灌溉了约450亩土地，约占该村总土地面积的一半。由江志合这个新的村干部领导的革委会，组建了一个灌溉小组，专门负责挖井。其他村民，在白天做其他的工作，晚上过来帮忙。政府职工，商店职工，以及来自村办中学的教师到晚上都来帮忙。[ 公社领导和教师都属于国家干部。 他们都由政府发工资。 他们对村庄的生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兴趣。]40多岁的女教师朱继静在她六年级学生的帮助下，在那一段时期内每晚劳动两个小时。

这些青少年和他们的老师并不起到太多实际的作用，但他们的存在有助于鼓舞大家的干劲。当外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以及和农村生产没有太多直接关联的政府干部和教师来帮助时，就会形成有利于实现共同目标的气氛。人们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满意。[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包括窑头、郭家乡、胡家村、花园等其他许多村庄，在文革的前两年都挖了井。到1970年，即墨县挖了751口这样的大井。[ 即墨县志，6：27。]

水井和水库的建设使得大规模灌溉成为可能。但是，在实现灌溉之前，必须对田地进行平整。土地平整工程比建造水井和水库需要更多的付出。从1966年到1976年，冬季和早春，传统上的农村萧条季节，成千上万的农民正在建设灌溉渠道和平整田地，以便水可以顺利地流经田地。当时山东省的口号是“冬天不休息。即使土冻三尺，我们还是一样干。”另一个口号是：“即墨人不会在春节休息。吃过饺子后，我们第二天接着干。”[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饺子是这个节日的主要食物。在正常情况下，农民们会在这个节日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停下地里的劳动。]

1971年冬，仅在即墨县西北低地，就有10万农民参与了基础土地改良工程。在冬季，他们建造了63个排水沟，645个灌溉沟，总长度达300公里。他们转运了131万立方米土，并在此过程中建造了1,378个灌溉工程。通过去除地表的咸土，并给每亩地覆盖了在其他地方收集的装满300辆小推车的好土壤，将57,000亩盐渍地转化为优质地。第二年，这些土地的生产力提高了30％。[ 即墨县志，5：16。]39000亩土地被改造成梯田。农民将盐碱地划分为大块，并在每块地周围建造一个30厘米的垄。他们给每块地浇一段时间的水。当水流过在田地里挖出的沟渠时，水带走了盐和碱。这个过程，农民叫做之为土地清洗，盐碱地的单位粮食产量从每亩50公斤增加到100公斤。[ 即墨县志，5：16。]仅在1975年，即墨农民就在土地改良工程上投入了大约19万个工作日。他们利用从其他地方收集的土壤给7.5万亩的丘陵地增厚了20cm到40cm，每亩覆盖10000斤有机肥，极大的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 即墨县志，5：16。]

机械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机械首次大规模应用。中央政府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而这激发了工厂通过生产农业机械来展现对农业的支持。与此同时，正如下文所述，许多农村工业企业是在文革期间建成的。这些小型工厂以相对实惠的价格开始生产大量农机以满足本地需求。仅1975年，即墨农村社办农机厂就生产了1108台农机。1976年，即墨农村的35家社办农机厂生产了包括拖拉机、磨机（mills）、磨床（grinders）和播种机等类别的5112台农机。[ 即墨县志，9：6。]

文革期间引进的机器包括拖拉机、种植机、喷雾器、收割机、磨机以及轨道，这些都极大地帮助了种植、收割和其他田间劳动。集体有拖拉机能运送有机肥料到田地和庄稼到打谷场。收获和耕作主要由机械完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发动机和机动泵在文革结束时已经可以完成大规模灌溉。

从表1可以看出，机器是在文革时开始使用的。在1965年，即墨县的机械功率容量仅为8271匹马力，折合每个村庄8.1匹马力。到1970年，即墨县的机械功率容量增加到25676匹马力，折合每个村庄为25.3马力，是1965年的三倍多。到1975年，即墨县1,016个村庄的总功率容量达到116,586匹马力，平均每各村子114.75马力，是1965年的14.2倍。磨床和磨机等设备在数量上的快速增长也在改善农村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下，人们把机器加工食品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1965年，即墨绝大多数人还是使用石磨来加工他们的粮食。妇女和儿童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做这种缓慢而劳累的工作。到1976年，电动磨机和磨床完全取代了石磨机和磨床。妇女和儿童得以从这种折磨人的家务活中解放出来。农民们生活的轻松了许多。[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文革初，南河村只有一台小型燃气机连接到一个小型水泵。到1975年，它有两辆20匹马力的拖拉机，两辆100匹马力的卡车，10台电动机给村办工厂的车床和刨床提供动力，磨床和磨机能够加工食品和动物饲料。几台柴油和燃气机用于驱动水泵。这个村子还拥有许多磨床、磨机以及其他农机。到1976年，大多数农田工作都已经是机械化的了。

在文革期间，化肥的使用大大增加了。1965年，即墨建立了第一家化肥厂。第一年生产合成氨117吨。1966年，产量增加到3685吨，到1973年增加到7000吨。到1976年，产量增加到15000吨。[ 即墨县志，319。] 1971年，即墨建成了磷肥厂。到1974年，磷肥厂产销了2576吨磷肥给农民。1978年产销15543吨。[ 即墨县志，320。]文革时，即墨有机肥的使用也大大增加。1973年，张家岩下村试验组生产并使用了一种叫做“920”的有机肥在作物上，使作物产量提高了12%。[ 即墨县志，5：30。]1973年，段村、南泉、刘家庄、高玉、华山等公社的农民在小麦田施用“5406”菌肥，平均增产20%。同年，城关、段村、刘家庄、南泉、丰城等地公社的农民在小麦田试施磷菌肥，平均增产13%。[ 即墨县志，5：30。]

农业生产快速增长

基于辛勤劳动、科学试验、土地改良、灌溉、机械化以及化学肥料和有机肥料用量的增加，即墨农村的粮食总产量在文革期间增加了一倍多（见表2）。从1949年到1965年，即墨县平均单位产量为69.1公斤。即使不把1960年、1961年和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对农业生产的严重损害计算在内，平均单产也只有74.2公斤。

1976年每亩粮食产量达到180公斤，是1965年的2.16倍。尽管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建设用地的减少，耕地面积在几年内有所减少，但1976年粮食总产量是1965年的2.12倍。粮食质量也有显著提高。小麦是中国北方村民最喜爱的食物，产量几乎是1965年的四倍。玉米是人们第二喜爱的食物，产量成倍地增加。小麦的单位产量从1965年的每亩49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每亩126公斤，1985年增加到209公斤。玉米的单位产量从1966年的每亩100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每亩226公斤，1987年增加到1987年的每亩353公斤。

1967、1968、1969年三年的年降水量仅为460毫米，为常年降水量的一半，是即墨几十年来最严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 即墨县志，2：16。]尽管这些干旱条件存在，单位产量达到96.5公斤，这比自然条件相近的1957年高出近43％。1974年和1975年这样的好年份的单位产量是文革前最好的年份的两倍多。这些是即墨开展科学实验和改善生产等集体努力的直接结果。在这十年里，即墨遭受的灾害不亚于前几十年。共发生4次严重干旱、4次严重水灾、4次风灾、9次冰雹、3次严重虫灾。[ 即墨县志，2：63-75。]尽管这样，农业生产依旧稳步快速增长。

一些评论家认为，实施“以粮为纲”这个中央政府的政策导致在文革时过分强调粮食生产而损害了其他农产品。[ See, for instance, Zhou (1996), page 29.]这和即墨经历的不一样，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在文革期间，地方自主性还是活跃的。“以粮为纲”的中央政策只是建议性的，因为生产决策是在当地制定的。正如一位即墨农民所讲的那样，如果本地农民不想实施特定的中央政策，任何人都无法强迫他们去那样做。[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南河村的一位村民说，如果农民在文革期间砍伐果园并填堵鱼塘，很可能是基于好的经济状况。果园可能已经太旧了，无法提高生产力。鱼塘可能没有足够的利润来维持，或者它可能阻碍了在大块土地上使用农业机械。[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在历经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农民们拒绝盲目地遵循上述政策，除非他们确信这些政策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整个文革期间，即墨县和公社派出干部到村庄参与农业生产并向村民提供建议。但是村民们不必一定要听他们说的话。事实上，有些农民远离了干部。[ 1990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即墨农民听取了外面人的一些不好的建议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为了确保农村地区不会再次发生大跃进。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发布的著名的五七指示鼓励农民同时向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农村工业的多个方向发展。即墨农民正是这样做的。[ Tsung Chao, An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88.]新成立的即墨革委会关注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积极实施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中央政策。[ 这项政策鼓励农民利用当地条件发展各类企业以改善人民生活。 例如，如果有池塘，鼓励当地人鱼类养殖。 如果有木材供应，鼓励农民开办与该资源相关的企业。]

1966年文革开始时，南河、郭家乡、姚头村在毛泽东五七指示的鼓励下，首次尝试林业。傅增山、王淑芳等知青在文革开始时回到自己的村庄，在南河、郭家乡和姚头村建立了林业队。他们在沙地上种植了桃树和梨树。傅宗山、傅增杰、王淑芳和其他许多知青在研究如何种植和嫁接这些果树。在果树的间隙里，他们在春天种植西瓜，在秋天种植花生。这是这些村庄的人们第一次种植西瓜和花生。沿着河岸，他们种植了杨树、榆树，这种中国式的遮阳伞和中国式的学者树，以便在春天挡风并在夏天保护河岸免受洪水侵袭。沿着路边，他们种下了胡椒树。村民们从集体第一次收到了苹果、桃子、梨、西瓜和辣椒。后来还在他们的辛勤下增加了猪和山羊等产品。在春天，他们给那些想养猪的村民提供猪仔。在农历新年和其他节日，他们为村民供应猪肉。他们用河岸上的果树和灌木枝条在冬天制作篮子，然后卖给村民。南河林业队的创始人傅增山和王淑芳自豪地说，这些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文革时南河还建立了一个蔬菜队。在文革前，如果村民靠近村庄并且可以灌溉，他们就会在他们自有地上种蔬菜。否则，农民会在他们自有地上种粮食：冬季小麦和夏季玉米。除了在市场上售卖蔬菜外，有菜园的人可以经常吃到新鲜蔬菜。那些没有菜园的人不得不在市场上买菜。当手头现金紧缺时，村民们因为没有自家菜园而很难获得各类蔬菜。他们全年只有两种白菜，三种萝卜和腌制使用的芥菜。由于蔬菜队的工作，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村里菜种的最好的两个人张同旭和孙克贤被选为蔬菜队的队长和副队长。他们和村里的一群家庭妇女一起经营着一个20亩大的菜园。在整个文革期间，他们能够定期向村民提供各种蔬菜，也可以通过在市场上售卖来赚钱。[ 1997年夏与即墨农民的访谈。]

即墨农村的经济作物包括花生、大麻、烟草和蔬菜。花生在沙地生长的最好，不需要太多的雨水。另外，大麻在厚实的黑土中生长的最好，具有抗洪的能力。即墨的农民通常在靠近村庄的田地里上种上蔬菜。种植少量烟草主要是农民为了自己消费。从表3中可以看出，种植这些作物的土地面积每年都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源于政府的强迫。这取决于天气条件和本地市场情况。文革前，除了1959至1963年发生水灾的这四年，花生种植面积保持在11万至20万亩之间。文革期间花生种植面积在144,300亩到208,000亩之间浮动。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平均单位产量为117公斤。这比1949年到1959年十年期间每亩101公斤的产量上增加了17公斤，即提高15％的产量。

在文革前，大麻种植面积以平均每年6,112亩增速从600亩增长到36,300亩。文革时，大麻种植面积以平均每年63,436亩大幅增速从37,000多亩增长到96,400亩。 文革十年大麻的单位产量比1949年至1959年的平均单产64.9公斤增长了79％，增长到了116公斤。

即墨县行政区划的变化使得它蔬菜的种植面积变得有些复杂。文化大革命前有三年蔬菜的种植面积很大：1949年是9.5万亩，1958年是12万亩，1959年是14万亩。对此有一个简单的解释。1949年，靠近青岛市的三个农村地区在即墨管辖范围内。1950年，城阳、棘洪滩、陶村这三个地区划归给了青岛市。 1958年，三个地区划归即墨县，因为这时即墨县从莱州市完全划归到了青岛市。作为传统蔬菜供应地，这三个地区的划归是1958年和1959年蔬菜种植面积的增加的主要原因。1960年，即墨县划归烟台市，向青岛市提供蔬菜的三个地区作为条件也从即墨县分离出来。[ 即墨县志，5：34。]这就是为什么1960年蔬菜种植面积减少的原因。但从1968年开始，蔬菜种植面积再次增长。在文革期间，烟草种植面积也有所增加。

即墨农村的畜牧业也没有受到文革时“以粮为纲”的影响。养猪是即墨农村畜牧业的主要方面之一。猪是肉类和有机肥料的主要来源。1949年，当该县的土地面积在近代以来最大的时候，即墨有22,400头猪。这个数字在1963年增加到148,000。文革时，为了生产更多的农业有机肥料，人们开始饲养更多的猪。1967年猪的数量在增加到306,000头，1973年增加到345,400头，1975年增加到422,000头。[ 即墨县志，5：49。]这是1949年的猪的数量的18.8倍，是1963年的2.8倍。[ 即墨县志，5：50。]

传统上野兔是被当做宠物在即墨农村饲养的。当时国际市场上需要野兔肉和毛皮时，在1957年，野兔成为一项收入来源。在1957年即墨的野兔总数飙升至18,700只，到1960年飙升至37,500只。在文革期间，野兔的数量在1967年达到了30万只的最高水平。之后，随着国际肉类和毛皮需求的减少，这一数量下降。

鸡肉是即墨农民群众另外一种受欢迎的肉类。在中国春节期间，即墨大多数农民会饲养一些下蛋的母鸡和一只肉鸡。根据1932年的统计数据，即墨的鸡总数为289,700只，平均每户2.17只。到1957年，鸡的数量达到了文革前的最高水平416,700只，平均每户2.64只。到1960年，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后，鸡的数量下降到119,000只，平均每户0.75只。当群众食物匮乏的时候，他们无法养鸡，因为鸡要在人嘴里夺食。文革时，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鸡的数量也开始增加。 1970年，鸡的数量达到371,100只，到1980年，鸡只数量飞增到769,000只，比1932年增加了3倍，是1957年的1.8倍。鸡饲养数量同样在文革期间在增长。[ 即墨县志，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