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
一、怎样认识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
本文的政治理论教育主要指政治理论教学。该范畴的重要性在决策层发布的权威文本中给予了充分反映，各级执行机构也在措施安排上力图体现之，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而喻。由此而来关于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探讨性研究似乎不足，大量研究集中于如何搞好政治理论教育，偶一涉及这一问题也往往是泛泛之论。然而充分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是真正搞好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前提。目前政治理论教学的实际状况和总体效果远未达到较为合意的程度，而在力图提高合意程度的诸多探讨和实际措施中似乎忽略了这个根本前提。
这实际体现了一种基本思路：政治理论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对重要性认识不足（或者说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而在于具体操作和实现路径。
这一思路的问题在于：它将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当做一个现实前提，而其依据主要是决策层发布的权威文本的承诺及各级执行机构的表态和措施。可是实际上这个前提并不具备完全的现实性，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它仍是制约政治理论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何在；二是体认这种重要性的主体是谁？就此谈一点认识。
关于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权威表述中原则性话语多，缺乏理论开掘。由于这种表述体现于官方文件，属于决策性文本，因此这种现象尚属正常可以理解。可是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则不应满足于这种对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权威表述和承诺，要进行理论开掘，为进一步加深认识提供理论支持。
这种理论开掘的起点似乎应从政治理论教育的制度背景考虑，这种制度背景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基本制度不但为政治理论教育的合法性提供基本依据，而且也是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基本支撑点。这首先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基本历史特点——公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目前基本是一个边缘性话题，在政策实践中也是一个被虚置的议题。但它毕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社会主张，因此只要声称还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公有制起码应当是讨论问题的背景和支撑点，这在学理上和政治上都是站得住的。
自阶级社会以来，以往的社会形态更迭并未触及私有制本身，只是改变了它的社会形式。由其决定的基本社会观念——私有观念及其衍生观念也未有本质改变。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制度和观念形态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导致了对私有制及其观念形态的自然的社会默认。
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者虽然获得了政治解放，但阶级自在性甚为明显，连谁养活谁的问题都搞不清。他们普遍认为剥削者富有是命好或有本事，自身受剥削却认为是剥削者养活自己。这一幕历史对老一代政治工作人员应当是记忆深刻的。这就是典型的由历史惯性造成的社会默认，这种默认形成了私有观念及其衍生观念的自然的社会传承，它无需构建和塑造。所以一个无人关注但颇有理论意蕴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提培养资本主义的接班人？由此可得到解释的线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本质上是摆脱这一历史惯性的过程，与几千年形成的历史惯性脱轨（马克思称之为“彻底决裂”）需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成自身的历史传承，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不成熟的历史形态，这种传承很难自然产生。
需要传承主体的塑造并形成历史延续，这就是通常所讲的接班人的培养问题。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摆脱几千年私有制发展轨迹的根本性变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史发展形态。它的历史延续性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主义传承主体的延续性，而社会主义的传承主体并不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生成，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为社会主义的延续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传承主体的延续性必须以培养和塑造来保证。现代性的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文化精英是维持和传导社会价值认同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首先是也必须是培养和塑造社会主义传承主体的主要对象。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首系于此，这已为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巨大挫折所证明。
文化精英的主要塑造领域是高等教育领域，主导苏联东欧回归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轨迹的党政精英几乎无一不是高等教育所培养，国内主张回归资本主义的文化精英也是如此。在此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作为重要的塑造手段显然难脱干系，但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手段运用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义传承的延续性，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首创于世界上少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这一历史背景本身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命运多舛。一种新社会形态的历史运行绩效与其初始状态有高度的相关性。历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力图在初始状态不佳的背景下与千年私有制和其观念形态脱轨，并依此追求现代化，必然困难重重。其中至少有两方面可以诠释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
一是初始状态不佳会使这一状态的改观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经济可能较长时期处于困窘状态。同时以低初始状态为起点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出错几率不但较高，而且纠错代价也较大，因此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不但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也很难自发产生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质疑，对此就需要正确的理论诠释。另一方面低初始状态也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甚至直接攻击的有利切入点。西方国家携百年工业化之优势，经济实力成为其意识形态的最佳展示平台。对物质生活丰裕的钦羡导致盲目的精神价值认同——“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源”，是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学的认识逻辑，多数文化精英亦不能免俗。这就更加凸显了理性诠释及其对这种诠释进行宣导的重要性。当然这种诠释必须是正确的，这种宣导必须是有效的，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教训的。
从当年对社会主义的普遍认同到当今之现状，其起点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门洞开后，西方物质丰裕对国人尤其是对文化和权力精英的强烈心理冲击。当时某权威理论部门的一位领导给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作访欧报告，当谈到人家当垃圾扔掉的电视都比他家的好时，全场一片钦羡之情，心理冲击之大至今记忆犹新。当然问题不在于国门洞开，而在于洞开之后面对西方物质文明优势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冲击，如何给予正确的理论诠释并进行有效地宣导，从而在人民尤其是文化精英阶层形成正确的共识。
可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主流理论诠释却是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逻辑上转换为“富裕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以物质丰裕程度作为判读主义之优劣的线性逻辑，恰与西方国家利用其物质文明优势对社会主义进行的攻心战略相吻合。
事实上，初始状态不佳决定了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达到西方国家的物质丰裕程度，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天劣势。将这方面的劣势与西方这方面的优势上升到制度比较的层面，只能是越比越丧气，以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产生疑问甚至否定。
然而初始状态不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面临的问题，当时的基本理论诠释是：首先承认这种劣势，既“一穷二白”。但同时指出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扭转这种劣势。这种理论引导曾使我们整个民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毫无沮丧之气，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从而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解放初期我们就将贫穷与富裕上升到制度比较层面进行理论诠释和引导，包括文化精英在内的民众会有多少认同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选择会是社会主义道路吗？目前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文化精英中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远非当年可比是一个不应回避的事实，也是一个教训。它不但证明了政治理论教育对低初始状态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重要性，更证明了正确的政治理论教育更重要。也就是说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前提是它必须正确，否则会适得其反。而这也正是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就此后文还将涉及。
当然上面关于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与私有制及其观念彻底决裂这样一种理论前提，它诉诸的是一种与私有制历史轨迹完全脱轨的社会主义。
而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受其制约的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长期存在，决定了这是一种“在轨”状态的社会主义。但是只要这种社会主义是以“脱轨”为方向，或者说仍以科学社会主义对私有制的彻底否定为最终历史选择（提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做是对此的一种严肃的政治承诺），那么多元化的现实不但不能否定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而是更加确证了它的重要性。
因为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种多元化的本质还是二元化：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这是两种历史指向，它决定着中国的两种历史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在轨”状态的长期性，或者说多元化现实的长期性，决定了以社会主义为指向的历史任务长期需要传承者来承当，尤其需要一代代认同社会主义历史指向的文化精英来承担。这种传承一旦断裂，社会主义指向的历史性探索就会功败垂成，苏东之变已为前车。
然而多元化现实的合法性存在确实使这种断裂具有现实可能性，并且也会使这种可能性大于当年的苏东国家（因为在苏东国家多元化并不合法，起码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合法）。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以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为本质特点的所谓多元化状态是市场化后的一种无奈的现实。对它的包容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倡导。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必须倡导社会主义，这必须是毫不含糊长期坚持的，尤其在培养文化精英的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如此。应当清楚认识并且明确指出高校政治理论教育就是一场争夺战，这是其重要性的本质之所在。
关于体认高校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主体性问题，是指哪些人或那些群体应当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决定政治理论教育成效的重要前提。然而这个问题的研究即使不是盲区也几乎是空白，至少是处于边缘地带。原因可能在于高校设置政治理论教育始终是以威权操作的形式进行的，所以体认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被认为是领导或决策层的事，或者说体认主体就是领导或决策层。只要他们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就行了，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理论意蕴和研究价值。然而问题远非这么简单，目前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现状没有实质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前提性问题没有解决有关。而之所以没有解决又与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到位密切相关。为此略做抛砖引玉之谈。
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主要涉及四个群体：决策者，执行决策者，具体实施者和实施对象。
决策层对高校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长期以来一般比较强调执行决策者对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既各高校领导层对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把对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主要与高校领导层挂钩并非没有道理，但却存在巨大的视角偏差。
实际上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最重要的认知主体应当是政治理论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和实施对象，既政治理论教师和学生。如果这两个群体并不真正体认或认同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再好的决策意图和领导方略其实效性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让我讲和我要讲，让我听和我要听这种主动和被动的区别所产生的效应是有很大差异的。可是目前有多少高校政治理论教师和学生真正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如果不说官话，实事求是地讲，答案应当是不乐观的。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学生连政治理论教育的必要性都不真正认同，何谈重要性。
当然这并不是为高校领导者开脱，他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同样严重。我国的基本制度决定了我们应当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因此高校的领导应是有坚定社会主义立场和高度政治觉悟的教育家。任何国家的主流教育都不可能是反体制的，而是为维护社会体制培养人才的。那种所谓纯学术的没有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的教育家根本不存在，近年来被主流学术界捧的山响的胡适在中国社会大变局中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选择不是众所周知吗？可是现在连办社会主义大学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单纯提教育家办学。以至于借反对大学行政化之名从而为大学非政治化开路[2]的喧嚣此起彼伏，甚至一些不明就里的高校领导（个别人可能是知其就里的）也跟着起哄，毫无政治敏感性。
目前高校领导层的任用事实上也是以具体工作能力和学术地位作标准。在此背景下选任的高校领导，有多少真正认知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政治理论教师和学生对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还是最重要的。目前领导层的所谓重视无非是多给几个钱考察考察，多给几个课题项目等等，政治理论教师似乎也颇重于此。这是没出息没能力的表现，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是以理服人，与钱无关。只要教师和学生真正认知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真正成为教与学的主体。不管领导层重视程度如何，搞好政治理论教育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上面的认识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如何使教师和学生体认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就确实是一个前提性课题，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首先要指出的是，使学生初步认识到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是政治理论教师的首要任务。有效完成这个任务是真正高水平政治理论教师素质的首要体现，也会为其后的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而目前的教学程式往往一上来就是这门课的研究对象或教学内容。可是政治理论课与其他课程不同，学生对该课重要性的认识几乎不可能自发具备，也就是说政治理论课在学生中的基础认知并不理想，所以这种教学程式是有缺陷的。那么有无可能使学生初步认识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回答是肯定的。关键在于政治理论教师自身要有这种主体意识，成为政治理论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主体。而这在根本上取决于教师的政治素质，由此引出下面的问题。
二、谁更应该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实践
目前高校政治理论课非常强调实践环节，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是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要指向是学生，政治理论教师的角色则是社会实践的指导者，这是极大的误区。社会实践也是一种教育形式，那么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一教育的基本通则在此同样适用，既指导社会实践者首先要进行社会实践，而且作为指导者其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应高于被指导者——学生。政治理论教师首先应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具体分析起来这起码是由以下几点决定的。
首先是政治理论教师的来源构成。近三十年来，随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阶层与基层劳动群众相结合的培养理念的退幕，高等教育的培养程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理论教师的构成主体主要是从家门到校门的“两门”教师，他们几乎毫无社会实践尤其是基层社会实践的经历。让这些自身都没有社会实践经历的教师来组织和指导学生社会实践是很滑稽的事情，也颇为难为他们。
第二点更重要，既目前政治理论教师的基本政治素质状况也决定了他们更应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体系和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核心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它理论体系的根本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之一，但它不构成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本质区别）。这一品质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和接受必须以无产阶级立场或劳动人民立场的确立为前提。虽然“无产阶级立场或劳动人民立场”早已被逐出主流学术的庙堂，甚至已经外在于官方政治话语的系谱，但事实并不因此而改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是立于无产阶级立场之上创立他们的理论的，同样站在非无产阶级立场上是不可能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然也不可能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职业传播者。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性和阶级性这一根本理论品质，就不是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可能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理论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单纯是一个知识体系，它的传播和传授效果不单纯取决于所谓教学技巧和技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传授者的立场所决定的政治素质相关联。
以笔者在教学一线数十年的所见所闻，痛感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整体政治素质才是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真正软肋。将提高政治理论教师学术素养作为提高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基本路径选择连标也治不了，基本是徒费资源。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信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理想的政治理论教师所占比例堪忧才是真问题。这件“皇帝的新衣”一直没被撕破，或者说不允许撕破。不正视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多年来如何提高高校政治理论教育效果的所谓论文和课题不是汗牛充栋，也是连篇累牍，真触及这个根本问题了吗？当然现在强调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似乎只要认同这个理论就行。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本质上真是源与流的关系，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个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流的认同和理解就是走形的，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则往往表现为选择性传授。
【如讲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对改革开放大讲特讲，对四项基本原则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讲，事实上只讲了一个基本点。
再如讲基本经济制度时，谈到发展非公经济的必要性时可以讲得口沫四溅，对公有制为主体则不屑一顾，甚至有语含讥讽者。】
这是不是较普遍的现象？官方认定的所谓骨干教师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大家心知肚明，但如果就此问及各级政治理论教学负责者断无一个承认的。对政治理论教师而言，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单纯个人信仰问题，也是其政治素质的基本指症。这种政治素质的形成必须以立场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实现立场转换的首要途径就是社会实践。问题是最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