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新互动：中国与世界
1．重大机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给中国带来一次利用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和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跃迁的重大机遇。作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的中国，受到新工业革命的影响将远超其他新型工业化国家。利用好后发优势，实现“换道超车”，将是中国积极部署和参与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具体来看，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重要机遇及潜在优势。
首先，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导，将引发国际产业分工和生产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从分工方式看，制造业服务化、专业化以及产业链分工细分等特征凸显，服务业也加速向制造业渗透。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业规模和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利用数字化转型加速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不仅将提升制造业效能和产品附加值，还将带动服务业结构持续优化，不断孕育新动能。从生产方式看，新技术将驱动生产格局向网络化、分布式方向发展，个性化定制和大规模定制将占据主流，社交化的制造平台不断涌现。中国企业将有更多机会更加广泛、深度地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特别是有望快速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次，新技术革命将给大量处在后发追赶地位的中国企业带来换道超车、迈入前沿的重大机遇。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基础日渐夯实的条件下，革命性新技术、新模式的群体性突破，必将带来全球产业布局乃至经济格局的革命性变化，也将引发新一轮各国竞争优势的更迭。按照后发国家技术和市场追赶的一般规律，就成熟技术和已有市场而言，追赶的机会窗口相对较小，且进入壁垒和进入成本高，要实现跨越非常艰难，颠覆性创新出现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就新兴技术或需求而言，特别是对处于萌芽期的新兴产业，技术体系尚不健全、技术壁垒（如知识产权）尚未形成、产业竞争格局远未成形、需求变化和商业模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些都为后来者的追赶与跨越提供了全新的机会窗口。当前，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智能终端及服务、高端装备、生物科技、医疗健康、材料技术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技术变轨”和“市场变轨”的机会窗口。近些年中国企业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迈入世界领先地位，恰恰是利用新技术变革实现快速赶超的充分显现。与此同时，新技术扩散也促进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的发展，增长新空间大量涌现。
再次，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将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倒逼”出更多的追赶机会。当前，我国制造业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总体上仍处于信息化早中期的工业2.0时代。企业人均工业机器人拥有量仅为每万人49台，低于世界69台的平均水平，是德国的1/6，韩国的1/10。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装备升级还有很大空间。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可大幅降低能耗和物耗水平，实现清洁、绿色、高效生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最后，中国已经拥有不少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的有利条件。一是伴随数据、知识和网络资源成为新的竞争力源泉，中国的各领域数据规模、信息和知识量潜力、网络市场总价值均居世界首位；二是中国已深度介入包括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3D打印、生物医疗等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科技基础和巨大的市场基础；三是中国在数字化、信息化领域已建立起了较好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全产业链配套能力；四是中国的“科技人才红利”不断凸显，智力型、技能型人力资本规模较大、成本相对较低，成为吸引全球研发和创新机构集聚的重要优势；五是市场环境改善和政府监管机制的转型提速，激发了大规模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活动，为许多“创造性破坏”创造好的产业生态。 2．重大挑战
比较优势转换、发展方式转型与新技术、新产业变革交汇下，在带来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的追赶与创新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已有关于技术和产业变革规律的研究发现：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长周期来看，技术轨道、市场轨道的转换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即便是发生，后来者能否抓住“新机会窗口”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是否有一定的技术积累、规模化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以及前沿技术研发的持续投入；是否拥有支持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需求条件和市场试错机会；是否具备支撑产业链重构、价值链升级的制度环境等。在新工业革命下，中国必需打破传统的追赶与发展模式，跳出路径依赖或锁定，并在技术、市场和制度等多个方面补足相应的后发劣势。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仍然是主要挑战之一。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和迈进前沿需要夯实科技基础，是决定我国迈进前沿还是拉大差距的关键。我国科技发展在个别领域进入前沿、少数领域接近前沿的同时，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足、创新底子不牢等问题亟待破局。即使是在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的部分前沿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以应用为主，原始创新能力、关键共性技术能力仍存不足。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追赶模式也可能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创新范式和创新需求。特别是在新兴科技领域，中国继续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空间大幅缩小，更多需要原始创新、合作创新，而非跟随式创新。其次，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对包括知识产权运用及保护、投融资、营商环境及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等外部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政府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的迫切性、艰巨性加剧。再次，巨大的沉淀资产和较高的转换成本还可能对创新方式和路径的升级造成隐性制约——这就亟需中国日渐多元的创新主体们逐步建立起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跳出“路径锁定”的谋划。最后，新技术革命及其大规模扩散可能对中国的传统竞争优势带来重大影响。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应用，将改变传统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式生产模式，削弱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若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取得重大发展，则中国的产业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将遇到重大挑战。中国既面临国际激烈的创新竞争，又有后发国家追赶，不进则退。
新的重大挑战正在形成，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对我国传统就业模式和教育方式的颠覆性影响。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大规模扩散，所影响的就业范围将远远超越人们可以想象的传统工厂车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的研究预言，未来15年内，全球将有4亿—8亿人的工作可能被机器替代，这相当于未来工作岗位的近50%（尽管目前可完全自动化的工作还仅不到5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并非传统就业岗位是否会消失，而是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能以多快的速度掌握新的技能，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新需求。这不仅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就业挑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场未来教育的挑战。为此，深化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为未来的科技应用培育更充足的人才队伍，促进人类更好地应用科技成果。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培养具备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需要更加重视个性、创造力的教育，大力推进教育创新。
3．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
近十多年来，中国研发投入、科技产出和技术能力的快速增长是改变亚洲乃至全球创新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去除中国因素后，无论在研发投入还是技术产出方面，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创新格局变化的贡献都大幅减少。据OECD预测，中国的研发支出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欧盟和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尽管还存在制约创新的诸多障碍，但中国的技术能力及其国际影响力已不容忽视。中国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不仅影响着自身发展，也将对全球创新活动的分布、强度和方式等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以数字经济为例。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已在全球价值链的纽带作用下变成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未来将是数字全球化的时代，而非实体贸易一统天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企业通过并购、商业模式拓展、成为技术供应这三种方式努力扩展全球业务，这也许意味着中国即将来到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最前沿。中国在世界数字化舞台上的地位愈发突出，也说明中国可以更广泛地参与甚至领导全球治理，为解决竞争冲突、互惠互利、数字主权等挑战做出更大贡献。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创新崛起对全球创新格局乃至国际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众多处于后发地位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具有引领性意义。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到来驱动全球进入高强度、多极化的创新发展时代。许多后发经济体都将有机会在创新上实现快速追赶和重点突破，传统发达经济体的技术领先优势也将相对下降，全球科技力量对比悄然生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预言（2016）：当今世界乃至未来二三十年都将处于转型期，其核心标志是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全球创新格局的新变化将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国际产业分工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多个新兴创新增长极的出现，不仅加速了全球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的新一轮再配置，也催生了更广阔、更融合、更高效的全球创新网络加速形成，国际经济格局也将呈现深刻变化。
面向未来的政策选择
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带来技术发展的多样化，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强，特别是产业发展中蕴藏着大量颠覆性创新机会。因此，创新环境变得更加重要，政府应着重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焕发市场活力。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创新发展基础，未来15—20年处于从“追赶者”到“赶超者”进而到“领先者”的角色转变的关键阶段，数字技术革命为中国“换道超车”实现赶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发挥好网络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弥补制度短板，克服面临的挑战，鼓励创新，有望走出一条从应用创新到原始创新演进的创新道路，最终实现赶超。
（一）积极谋划，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宽带网络、物流、电子支付等成为新的基础设施，需提前谋划布局，抢抓发展机遇。从一些传统的衡量方法来看，目前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普及率在全球仅仅居于中游，在2016年世界银行“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指数”中位列第50（共131个国家），“网络就绪指数”位列第59（共139个国家）。这是以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作为衡量依据的。我国数字基础设施还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很大。应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水平。
（二）主动作为，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推进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模式从需求驱动转向需求和供给交互驱动，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部分领域实现前瞻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突破，逐步从科学技术的“跟随者”“追赶者”“并跑者”向“发明者”“创新者”转变。围绕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应用基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苦练内功，推动人力资源和教育体制改革
根据数字技术革命的人力资源需求加快科技体制和教育改革，培育创新型人才，激励人才创新。应正确认识教育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摒除落后或错误的教育理念、方法及制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营造真正有利于激发创造力的教育生态体系。构建多样性、多层次、开放性的办学体系，适度竞争、包容开放，拓展创新型人才培育的教育模式。引导全社会共同营造自由、宽松、包容的育人生态。需要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和数字化需求，设计过渡计划，构建终生学习体系，鼓励再学习和再就业，尝试零工经济等，避免数字化进程中的职业不适应性和劳动力市场的诸多问题。
（四）扩大开放，建立多元、融合的开放创新体系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的知识基础和技术能力越接近前沿，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高，越需要获取超过本国传统专长的知识基础和创新条件。要顺利实现从追赶向前沿引领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提升我国的开放创新能力，推动形成“走出去”和“引进来”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构建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体系，关键是要营造适宜的创新生态，完善有利于开放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深度和广度。要从根本上改善开放创新环境，首先必须夯实有利于全球创新要素集聚和扩散的基础性制度，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和产权保护、营商环境、政府监管方面，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活力。应不断提高我国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的包容性，特别是涉及人才吸引、数据流动、涉外管理及审批、外商投资及境外投资等方面，要切实推动创新能力的开放合作。我国还应深入参与全球创新治理，主动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积极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规则制定，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凸显“中国价值”，增强国内创新政策与国际竞争规则及主要国家间的制度协调性，不断提升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影响力。
（五）接轨国际，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机、物等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同时信息被数字化后，人们采集、获取数据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一方面，数据中蕴藏着价值，需要流通才能释放潜在的价值，另一方面，数据中包含重要的信息特别是用户隐私，数据的不当利用将给人们带来重大损害。因此，既需要开放数据促进流通，又需要确保数据安全，防止用户隐私泄露。这既涉及国内的政策协调，也涉及全球的数字政策协调。当前，我国数据开放程度较低，在全球144个国家的数据开放排行榜中位列第71，需要加快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建立良好的数据流通制度，使数字化进程中的企业竞争更加公平。同时，政府应注重协调全球数字化发展，力争在网络安全、数字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主权、数字经济量化等领域达成全球共识。通过多边和双边谈判，与其他国家构建共同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降低规则差异给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带来的风险和成本。
（六）包容审慎，打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发挥我国网络市场的巨大优势，坚持从应用创新向原始创新演进的创新道路，积极构建与新技术革命相应的产业发展制度，促进科技成果应用，加快新一轮技术革命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准入障碍，支持创新创业，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获得创新资源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规制。二是对新业态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良好市场监管制度。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消除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通过质量、标准、安全、环保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
（参考资料及部分图表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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