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出版《曹禺选集》时, 他声称到《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 或许是一声呼喊，《日出》是“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1979年应《收获》之约谈，提到《雷雨》时曹禺说“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反响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评论家们说我写这个剧本有比较进步的思想在指导着我, 我当时还不大领会”。他说“说实在的, 那时候我对阶级呀，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呀这样一些概念并不很清楚”。可见，虽然《雷雨》上演后得到左翼文化圈的好评，但写作时原作者完全是处于个人经验来创作，绝无被“裹挟”的可能。 说到被“裹挟”，历史上倒是也有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迎合新时代，突出阶段斗争，1951年开明书店要求原作者修改《雷雨》《日出》《北京人》。曹禺领会时代精神，增强了人物的阶级特征：侍萍由原来忍辱负重、呼天抢地的宿命论者改为敢于同周朴园直面斗争的劳动妇女；鲁大海成了一个“有团结有组织的”有着“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的罢工领导人。 但强行拔高的结果不是“比原来接近于真实”，而是相反。周恩来后来曾评价， 《雷雨》之所以“站得住”，就是因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也“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他说“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总理都这么评价，50年代的修改算是费力不讨好。实际上，解放以后历次上演《雷雨》，从未采用过1951年修改本。以“拨乱反正”的名义去删除罢工戏分，这靶子竖的很虚。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 1979年到1980年，思想理论界被要求集中批判了封建主义，同时在事实上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时曹禺对《雷雨》主题的解释也变了，1980年10月他在杭州讲学时，说“写《雷雨》是为了反封建”，构思时“只有一个反封建的思想”，“我心中反封建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 这一说法又和曹禺自陈的当年构思《雷雨》时只是想表现天地间的“残忍”相矛盾，因为他“暴露大家庭的罪恶”（反封建）是朦胧的。”可见曹老先生是个不和时代力量作对的聪明人。 时隔一年多，风头过去，曹禺又换了个说法，他对中青年话剧作者说：“我写《雷雨》时, 并没有明确要通过这个戏去反封建, 评论家后来说这里有反封建的深刻主题，我承认他们说得很对， 但我写作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的。” 转了一圈，曹禺又回到了1936年《雷雨·序》中的立场。 所谓“不忘初心”，我私下揣度一下，无论是谁，如果在26岁就写出影响整个华语世界的名作，最初的写作动机一定是他最看重的东西，是他一有机会就要反复强调的东西。 3、悲剧源于现实 “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这是周恩来对《雷雨》的定性。进步作家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 曹禺本名万家宝，他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末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是阎锡山的同学，1909年初回国，当过黎元洪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万德尊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论出身，曹禺怎么也算得上二等权贵。 不过，曹禺的生母薛氏是妾，出身商人家庭，生下曹禺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薛氏的胞妹薛泳南为了照顾曹禺来到万家，后来也被万德尊收入房中。姨母兼养母变成了继母，但她和万德尊感情不错，也始终把曹禺看作自己的亲生骨肉，终身未生育。曹禺喜欢戏剧，很大程度上是受继母的影响。 曹禺6岁的时候，万德尊把和原配妻子生的一儿一女接到身边来。曹禺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原来还有兄弟姐妹，这让他觉得有哥哥姐姐作伴是件很开心的事。 原本父亲和继母都将出生三天就丧母这件事瞒着曹禺，准备等他长大后再说。但万德尊一个随身马弁的妻子，同时也是家里的奶妈，因受到薛咏南的教训怀恨在心，将曹禺生母去世的情况告诉了他，挑拨曹禺母子关系。 这对曹禺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成年后每当他同别人谈起自己生下三天便丧母这件事，便极其悲痛。他说：“我从小失去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曹禺回忆过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和流氓；《雷雨》、《日出》、《北就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很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明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写他们说的话、做的事。那时我对阶级，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这样一些概念并不清楚。比较准确地反映我的思想，是这样一句话“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旧社会制度和统治者，我痛恨，什么时候你们灭亡了，我跟着一起死掉都心甘情愿。统治者，是周朴园、金八、潘经理，甚至曾皓，这样一些腐败、专制的人物和寄生虫们。这三部作品里写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很少有正面人物。当时我很少接触正面人物；不是完全没有接触，但的确了解很少。 知道点资产阶级的生活、历史，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人了解，旧社会是一种如何复杂的社会。《雷雨》我写得出，因为我对这种生活熟悉了。 生活在类似《雷雨》中周公馆的封建家庭中，曹禺认为“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 十分可怕”。类似剧中的人和事他也见了不少。“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最先浮现在作者头脑中是繁漪的形象，她的原型是曹禺同学的堂嫂。这个女人漂亮聪明，会唱昆曲，然而丈夫比她大十多岁，又呆板，于是她与丈夫的堂弟关系暖昧。从封建伦理看，她是不规矩的, 然而曹禺同情她、了解她，经过塑造, 让她成为《雷雨》中最先定型的人物。 总之，曹禺的创作冲动源于他耳闻目睹的封建大家庭，源于封建家庭的罪恶。但他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个人感受时，表达的是单纯的个人观感，并非受到某种思潮的“裹挟”。 4、鲁大海从何而来 《雷雨》是一部家庭剧，并没有直接反应社会阶层斗争，曹禺为什么要塑造鲁大海，为什么要谈劳资斗争？ 首先要看时代背景，曹禺写作的1933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斗争还在，“劳工神圣”仍然是响亮的口号。剧中周朴园就嘲笑周冲：“现在一般青年人， 跟工人谈谈， 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另外是曹禺参加过五卅运动（1925年）。当时曹禺是初中生，加入南开新剧团不久，参与了大戏《织工》的演出。这个戏是19世纪剧作家霍普曼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原型创作的。剧中工人同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搏斗，结尾是最后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被流弹打死，织工们终于击退了敌人、欢呼胜利，这给曹禺留下深刻印象。 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争强》，那个戏就是写了一个资本家和一个罢工代表的斗争。 归根结底，鲁大海出场的原因还得听作者自己说： 旧的必然要灭亡, 新的会是什么样子? 谁又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呢? 我当时不能回答得很好。但一也并非全然没有希望, 没有寄托。在《雷雨》里我写了一个鲁大海, 这是一个工人，当然写得很不象样子、很不成熟, 但我是同情这个人, 甚至佩服这个人的。 5、同人到底不是原著 纵观曹禺一生，八十六年间，他从来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行动上始终不与时代的“主流”唱反调。解放前几十年，尽管左翼文化圈对他评价极高，曹禺却并不积极“接近组织”；解放后当了北京人艺院长，曹禺也不坚守“民主人士”的身份，于1956年顺理成章地入党。上面提到，1977年，组织要他谈反封建，他就说自己的作品反封建。等风头过了，他再把自己原来的说法拿出来。 理解曹禺的行事方式后，再看“赞同删掉鲁大海”的说法，别有一番滋味——1993年的王晓鹰固然只是个博士生，但他上门“请教”，一同前往的还有自己的导师——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石维坚。看在这两个人压阵的份上，曹禺无论真实想法是什么，都不太可能驳面子说“不行”，当然会做一个积极的表态“年轻人加油！”。 所谓“曹禺支持删掉鲁大海”，其实不过如此。 归根结底，曹禺写作《雷雨》时只是个在校大学生，如果不写他身边的真实社会，不塑造他耳濡目染的真实人物，怎么可能打动整个文化圈，影响全中国？而每当政治压力有所放松，曹禺总会重申《雷雨》的基本色调是绝望，唯一得到“希望”评价的角色就是鲁大海。 当然，《雷雨》是属于20世纪中国的时代剧，中国人为了迎合21世纪的需求做一番修改并无不可。但是，一面删掉原作者唯一赋予“希望”的人物，一面声称自己在绝望中发掘了希望，这和原作者的设定是不是差的有点大？ 善良的理想化人物四凤和周冲，作为全剧的首尾呼应，平衡了原剧中无处不在的闭闷与绝望气息，就像沉闷的雷雨之夜偶然吹过的一缕清风，让观众透一口气领悟到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憧憬 ，是我们挣脱"狭之笼" 的可能途径。 写同人作品是你的爱好，但自称比作者更理解作者意图，实在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最后，为新版《雷雨》辩护的文章有一点没错，剧本修改不是新闻，而是2006年的旧闻，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但有意思的是，之前几次删掉鲁大海的戏份，只在学界引发了有限的讨论，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响。这次全社会关注剧本修改，原因除了互联网的普及，恐怕还和最近的“996”话题有关系吧。 要我说，真打算体现“当今的时代精神”，还是留着鲁大海的戏份好，不妨让周朴园跟他讲讲“福报”，再讲讲“混日子的不是我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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