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四、产品如何制造与生产力科学研究维度的创立

马克思讨论要素的生产力和协作的生产力的维度是“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前者把物质力量向劳动生产力聚齐，后者进一步把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的生产力”，——途径是劳动并入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规定。那么就更为广泛的过程而言，“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如何实现？即机制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客观而论，就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对象的历史研究活动而言，其涉及到的仍然是“生产力的理论科学”，就实践科学而言，仅仅是做了“理论准备”。如马克思的相应阐述：“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4]559

一切的工艺学研究什么？对象固然是生产力本身，而为了根本揭示这个生产力的对象规定，生产力科学的研究对象就必须直接确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过程本体以及和这个“本体实践”相适合的物质交往活动。为透彻说明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关系，我们引入“产品如何制造”的分析维度，进而说明其就是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研究维度，以从中离析出和“生产力理论科学”内在有关的若干具体认识。扼要来说，即我们认为：生产力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仍然隶属于生产关系学科意义的“理论经济学”，而不像程启智教授声言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在这当中，扼要冲的观点是“运动”、“构造”和“发展”。连结生产力对象和生产关系对象的则是“发展”二字。其要义是：贯通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发展规定，并非任何死的“知识构图”。

物的解释学倾向于把对象作为“物规定”看待，其实，对象是亦物亦事的规定，其衍生物——研究对象——则纯属“事规定”。这样，单纯的生产力概念决不能进入“政治经济学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生产力规定乃是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连结部件，即生产力发展——事的生产力规定。

由此可见，生产力的研究维度乃是建立对“生产力如何实现发展”(相应“生产关系如何实现发展”^②)的一个系统性研究，以勘察认识构件，进而以此沟通“生产力实践科学”与“生产关系理论科学”，使前者恰当地进入后者。“这样，我们可以建立关于发生论与矛盾论统一性的生产关系描述。”^[10]这就要求转变“构成说”的结构主义的解释学路径，变单纯的要素构造分析为“运动-构造”的规定分析，遵循“物→事→过程流变”的流程来看待劳动和物质的发生。因为单纯的要素构造学说执行的是平面构图技术，致使与实践活动有关的产品制造(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完全蜕变为机械工艺过程，变成对物的堆积结果的机械认识的反映。为了避免认识完全沦落为纯物质运动的产物，必须坚持把产品看成“生成物”规定，从而便于从劳动过程中将物质交往的规定性——以主体(人)为主导的物质要素的交往活动——引申出来。

所谓物质生产方式的研究，在本质上亦不过是询问劳动过程的发生发展，即“如何来”的问题。在这一架构下，工艺学演变为“产品如何制造”的实践科学，理论科学成其为对“产品如何制造”社会性质的叩问。实践观和历史观所摒弃者，乃是僵死不易的要素规定。结构的隔板拆开了，物质交往系统演变成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发展的“能动性认识”。这是“彻底的系统生成论”观点。一言以蔽之，要求我们摒弃以平面构图技术组装的“要素说”逻辑。其解决卫兴华和胡钧两位教授的争议：在融合各自观点中有价值的成分的同时，产品或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成说克服了人们彼此的认识不足。^③

既然劳动过程本身的构造分成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两方面的物质内容，认识路径必由此线索介入。一方面，物质交往系统提供对劳动过程的发展的辩证认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规定其实是它的“认识的酵母”；因为，正如协作纽结了人和人关系，劳动乃是纽结了物和物的关系，——在这里，人作为“特殊的物”对待。为方便起见，我们从“知识帷幕”的角度，把由岗位-合作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Ⅰ”；这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体现在“人的能力”的中心维度上，人的实践能力或生产劳动能力遂体现于作业岗位的合作过程。与此同时，从“帷幕撕碎”的角度，再把由分工-交换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Ⅱ”；对应地看，这当然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是体现在“物的能力”(制造工艺)的中心维度上了，其是按照工艺学定制的劳动分工过程。系统Ⅰ、系统Ⅱ是工艺并存的。^④简单而言，一者和劳动合作型生产关系接通，一者则和劳动非合作型生产关系接通。就本质而论，系统Ⅰ和系统Ⅱ：一者是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一者刚好反过来，乃是物质条件对人本身实施占有活动的发展规定，并且在后者当中，主体并入了客体的规定，一句话，主体“客体化”了。这是马克思《资本论》锁定演化路径：系统Ⅰ→系统Ⅱ，并把客体批判逻辑建基于“系统Ⅱ”讨论经济必然性问题的内在根据。

在相对独立的物质设施的历史世界里，系统Ⅰ显然代表了主体实践和认识的维度，系统Ⅱ则代表“超主体”的实践与认识维度。通过将系统Ⅰ、系统Ⅱ定格成为“认识维度”，就避免把生产力等量齐观为“要素构成”，相应把技术结构等量齐观为技术规定的物质要素了。因为将生产力概念的物质内涵从社会状况中划分出来，并不意味着生产力规定以狭隘的“物质能力”为限，相反，应规定为以主体能力的运用和发挥为依托的不断处于历史生成运动中的物质生产结构。本质上看，它是劳动过程的历史生长规定。系统Ⅰ和系统Ⅱ：一者是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一者刚好反过来，乃是物质条件对人本身实施占有活动的发展规定，并且如上指出，在后者当中，主体并入了客体的规定，一句话，主体“客体化”了。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对体现在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规定的恰当处置：既基于商品生产关系的前提，又充分遵从了劳动过程的“两个认识维度”。^⑤二重性规定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系统Ⅰ的“此消”和系统Ⅱ的相应“彼长”；换言之，就是使人的能力维度相对越来越弱，相反地，制造工艺维度相对越来越趋强。马克思给出了这种经济现象的工艺学基础的描绘：“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14]55，56而如此一来，它内在说明了商品生产的协作关系确实将造成物质交往系统的扭曲性生长的“事的发展”：一面是系统Ⅱ的过度发育，另一面的情况是，系统Ⅱ愈加发达了，其社会向度的生长力确实是更加强大了。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并未改变生产力系统生成与运动机制，只不过是提升其发展基础，迫使物质交往活动直接建基于系统Ⅱ。本文的认识推进是：运动构造Ⅰ到运动构造Ⅱ、系统Ⅰ到系统Ⅱ，从而可能凸显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之统一。关于如何使“历史研究”科学化，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统一的历史科学只有一门，即总体历史的科学本身。生产力研究维度显示了这样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能够通过对唯物史观建设性认识元素的把握，使理论最大程度地贴近实践，这样，概念和范畴获得了具体历史系统的规划性与社会行动特征。很显然，这是对“物质生产”进行多维度表述的历史现象学基础。

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学科基础再探讨

为明确到目前为止的问题讨论的性质，我们看以下生产结构的汇总意义的“构图”：

图3  生产对消费关系的总体实现

          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形态包括有两种社会历史的构造：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前者立足“产品配置运动”，由身份制推向工作岗位的自由发展，而奠立越发成熟的产品经济社会形态(劳动力不自由+劳动自由)；后者立足“商品交换运动”，由独立个体不断推向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奠立高度矛盾型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劳动力自由+劳动不自由)。一者遵循“产品批判→劳动批判”路径；一者遵循“商品批判→资本批判”路径。此二者相生相克，相互构造，补充各自需要的历史发展元素，从而编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丰满的对象结构。其决定生产对消费的实现关系有两条基本道路：(1)经由“产品配置运动”，(2)经由“商品交换运动”，并且在行程中，这二者都可实现对于“分配(关系)”的内化。显然，《资本论》重点讨论后一路线。对于前一路线，马克思在探讨上确实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存而不论的前提。但是商品生产因应产品的发生而发生，这也是历史发展上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它给我们提出了理论任务：由生产力的总体研究出发，以期有助于分析在历史中互动演化的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的各自发展及其相互依存的社会机制，重新审查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并重建学科基础。

这或许是生产力研究真正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有意义的”历史知识，是进一步的有理论价值的逻辑知识。如此看来，程启智教授的如下理论构想也是“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三个重大发展方向的课题，即当前面临三个独立学科的发展：一是传统的以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二是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的制度经济学发展；三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尽管基于错误的理论改造方向：“显然，后者借鉴了现代经济科学中的‘纯经济学’的概念和含义，即表明，它是以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因而是‘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经济学。”“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概念，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广义的，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它包括上述理论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以及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二是狭义的，指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9]

不管怎样表述，程教授的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但是我们来看“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纯粹的”生产力科学，又是怎样的规定？其是实践科学的规定。而说白了，就是各门工艺学——生产力的历史实践科学，所以，它仅仅研究物质内容。这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有了实践科学作为内容，生产关系的理论科学就免除了工作上的空泛性，就不可能是黑格尔体系的形式运动或构造。客观而论，这种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是无关的，因为它们仅仅提供对物质运动和构造关系的系统性认识，为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材料准备和逻辑基础。显然不能因之而冲击理论经济学研究。

如前所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的生产力包括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两个研究层面：一个层面是工艺学领域内的研究活动，一个层面是“生产力(规定)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规定；前一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无涉，后者在实质目的上在于搭建“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沟通平台，从而导向了“总体政治经济学”。真正对政治经济学有意义的是后一方面的研究。生产力科学则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传统上说的狭义的生产力经济学指的是这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运动，是有关于劳动过程-物质交往活动的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和构造。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工作领地。它形成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沟通的“中间地带”，或可说成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管”的一个学科。^⑥因为，“狭义的科学即理论科学，是在物质工艺学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前者把握物质生产运动和构造关系，构成‘广义的人类学’；后者把握社会生产运动和构造关系，构成‘广义的社会学’。可见……这是生产力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要义：因其不断实行本体批判，而将自身从形式规定上隶属于经济范畴，作为研究前置，成为基础组成。”另外，“从本质上看，‘中间地带’并非独立学科，实为统一历史科学之工作组成，它的特殊性恰好在于确证科学本身的统一。实际上，这才是波普尔试图推荐给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历史学’之学科原像。这门理论科学有待开发，它的基石是生产力实践科学。这意味着本体论之撤除，制造活动不断迈入新境界，否决了物役力量具有永恒绝对性的认识幻觉。”^[1]266

生产力经济学意义的滥觞和生产力研究维度的创立是同步的，两者相生相克。这需要我们在生产力研究中，同样坚持批判性。如果不能够把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总体”的现象看待，那么，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定的“逻辑隔板”就没有可能得到彻底打通，有关于“生产力的发生”和“生产关系的发生”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到最终统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识到所谓的“协作生产力”，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于发展层面的互动，那么，合作的和非合作的生产关系发展类型就会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被引入进来，乃至于作为归入了“生产关系理论科学”的规定，和“生产力科学”建立联系。由此，生产力理论经济学的全部研究内容也即传统上说的生产力“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该种研究有可能直接增进人们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而把经济形态的“运动构造(规定)”放宽到全历史域的高度和范围来把握，总体掌握国史、天下史以及世界史生成运动的统一，把握“百科中的一科”的特殊经济学科性质。^[17]

程文中反复提到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和“生产关系依赖理论”，其实所指的是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生成论的观点来认识它，即以统一化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社会发展规定(如商品社会之“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以及产品社会之“生产关系-依赖关系”)来综合它们的。但是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纯经济学”之构想必然需要全面予以撤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