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仅学理论、用理论，而且写理论、讲理论 “事实证明，进行写作和大搞讲演是巩固学习效果、提高学习质量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做到大讲大写，就必须有认真读书、联系实际的基础。”[51]因此，许多工农群众不仅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还撰写理论文章。“今年以来，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写理论表现出迫不及待的要求，以大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大写文章。赛文活动风起云涌，几十个基层、十二个区委先后开了赛文会，在此基础上，又开了全市工人论文比赛大会，参加历次赛文活动的工人总数达一万余人。上海电影机械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写了文章。普陀区工人在短短的几天中，就写了一千五百多篇文章。”仅1960年4月，上海“全市有八千多个工人写了论文，其中有四千多篇有一定质量”。[41](pp.8~9)武汉市学习毛泽东著作“写出理论文章及诗歌40多万篇”，“工农青年上台发表讲演，几乎遍布各工厂、街道、学校”，“武汉全市和各区举行的讲演会就有500多场”。[15](p.562) 五、学习运动的历史评价 这场运动自年初发起以来，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在时间安排上，根据农村生产季节，“大忙少学，小忙多学，闲时集中学，忙时分散学”。[52]在人员动员上，考虑了群众对理论学习的要求和迫切程度的差异，“一方面积极提倡，广泛宣传学习理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41](p.18)对于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和观点，要求“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有必要的耐心和等待，一般不展开反对右倾那样的激烈批判和斗争”。11在学习内容方面，不仅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而且还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如哈尔滨师范学院举办的业余政治大学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也学习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37](p.171)青海省机关干部不仅学习毛泽东著作，而且还学习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文章。[53]此外，不仅学习了理论知识，还学习了文化和技术知识，如河南省登封县芦店人民公社三官庙管理区既抓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又和文化技术学习结合起来，每星期一、五学习毛泽东著作，星期二、四、六学习文化，星期三、日学习技术，做到了互相配合、互相促进。[37](p.76) 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取得了积极效果。第一，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普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的主要观点和思想都广为传播，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第二，营造了读书学习特别是学理论的浓厚氛围。据鞍山市新华书店统计，仅1960年2月“就销售毛主席著作各种单行本十六万多册，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五十倍”。鞍山市图书馆在20天时间里，“借出政治理论书籍达一万三千多册”。[45]书店和图书馆的毛泽东著作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有的单位通过油印毛泽东著作解决资料紧缺的问题。为此，1960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文化部党组关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增加出版问题的报告，批准各地增加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第三，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很多人从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中学会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会了找矛盾、抓关键，提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推动工作、促进生产。特别是这次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目的比以往学习运动的目标更加明确，鲜明地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与鼓干劲、争上游，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更加强化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各类新闻报道和文献资料中反映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促进生产活动的先进典型人物模范很多，尽管一些相关描述存在夸大和牵强的成分，但学习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实际上都是不可否认的。第四，增强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挫折，人民生活面临较大困难。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客观上团结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鼓舞下，以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坚忍的耐力战胜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 但是，这次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因此在学习方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一是“夸大化”，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虽然学习中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工作实际、思想实际的文章在当时的报刊上比比皆是，如《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紧密联系实际》[54]、《读、想、问、写、讲、用——哈尔滨市第七百货商店毛泽东著作自学小组总结出“六字”学习经验》[55]等，但是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似乎只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思想，就能解决实际工作遇到的各种难题”[56]。二是“教条化”，忽视了原著发表的特定背景和含义，生搬硬套，相关的学习文章出现了格式固定化的现象，如“出现了什么问题，学了哪段语录，问题解决了。学了哪段语录，体会到或认识到什么问题，就有了解决什么问题的办法并相应作出了什么成绩”。[57]罗荣桓对这种现象多次提出批评。1961年2月2日，罗荣桓在接见《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干部时要求，“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引证某些词句”，“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也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说的，但他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58]三是“庸俗化”，最常见的是生硬地把毛泽东思想和很多实际工作成绩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1960年3月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59] 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学习的重点转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自年初开始的这场学习运动，有力地带动了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开展，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高潮的到来奠定了群众基础，做好了舆论准备。 [参引文献] 《学习毛泽东著作，为真理而冲锋陷阵》，《长江日报》1960年2月26日。 《为第二个十年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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