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余孽在香江(之二)：从领导权视角回顾港独港闹群体的策略选择问题

　　老田

　　香港舆论场域中间，尤其是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心目中间，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意识，近乎被戒掉了，此种状况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起作用的结果。而港独港闹事件中间，抗争对象与策略的选择，大体而言是沿着这个领导权所许可的合法批判空间去展开的——基本上不面对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紧张的制度要素，改而指向外部竞争者或者政治共同体本身(而非共同体内部的统治阶级及其狭隘利益)。

　　这一轮港独港闹事件，随着警察的强制清场，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过，认真说来，真正避免了港独港闹的最后政治破产，也是这一次清场的非预期后果。反过来，在运动内部，其组织者则表示出惊人的政治“智障综合症”状态，其策略选择和抗争对象锁定，似乎都有助于最后搞垮运动本身。反而是被运动力量视为敌对势力的警方，最后出场帮助维护了运动的潜能，算是这场诡异运动的意外结局吧。时至今日，对这场持续近半年的运动，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策略和政治考评。

　　一、两副截然有别的有色眼镜：批判性视角差异背后的领导权问题

　　大体而言，一场运动能够席卷如此巨大数量的群众，这是无法以学徒工阶段的组织者策略与政治水平去解释的，肯定要反应源于社会结构的巨大排斥性所塑造的高度“政治不认同”水平。港独港闹事件的显著特点，是组织者的策略和政治表达，与造就政治不认同的社会结构因素之间，是完全脱节的，这算是社会运动史上的一个异数。换言之，港独港闹事件的政治领导权(极右)与结构因素(左：多数人感到受排斥无出路)，是相反的，是外来头脑与本土躯壳的错位对接。

　　就香港本土左翼力量的边缘化过程，可以看到潜在的领导权分时段演进状况，曾澍基等人曾经提出过“民主回归论”，但这个没有成气候，曾本人在1993年已经与旧友决裂，似乎那时开始左翼领导权建设就式微了。后来成气候的，是从“民主抗中论”走向“民主反中论”，后一个其实就是席卷港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实存状况，也是在本次港独港闹事件中间发挥作用的领导权样式。

　　反过来，内地民众被港独港闹所激起的反向政治动员过程中间，体现了另外一种领导权起作用的状况，内地民众较为集中地批评各种结构要素及其后果——高房价(超级地租)、阶级固化以及错误的统战(与富豪结盟)，同时绝对不接受反中与抗中目标。在内地民众的舆论介入和压力之下，还有几个香港资本家出面回应，做出过一点点姿态。

　　港独港闹群体的自我表达，与内地被反向动员形成的民众舆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有趣的反而是，党国著名余孽龙应台还对此表态。龙应台看不见砖头和汽油弹，把那些人简化为需要爱护的鸡蛋鸭蛋，这被人骂为“睁着眼睛说瞎话”，龙的表达当然是有选择性的，其真实的一面恰恰是：龙作为党国余孽一份子，完美传承了绝对不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蒋记老店的百年传统。应该说，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批判什么，同情什么，是由领导权挑选的，虽然也与某些事实相关，但其关键之处则是由领导权决定挑选标准和解释框架的。

　　国共相争的历史和政治，之所以难于超越，盖因为今日世界中间，政治领导权两厢并立的结构分野还没有变。为此，党国余孽虽然反对阶级分析，但并没有无视领导权问题，故，也需要时时回顾那场纷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书算是较近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回顾。这本书在老田看来，只能够算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不完备抒情表达，试图给那个被民众彻底抛弃的失败者群体，找到一个新的道义基础，去支撑她心仪的领导权样式。这样的努力很难在事实基础上完成，因为领导权总是由一个具体的统治集团行使的，不管多么聪明的辩护努力，总是避免不了要去洗白肮脏与黑暗，结果被李敖逮住了狠批，说《大江大海》一书完全是骗子的骗术，就材料选择本身以及材料与结论的关系而言，李敖当然是对的。但骗子和骗术本身，还是承载了一些真实问题关切的：时至今日党国余孽已经能够援引新流行的普世价值，去开展领导权样式的意识形态辩护了，这个意识形态生产路数还能够有一点市场和销路。龙应台的努力及其成绩，可以视为党国余孽在领导权建设方面的最新进化状态，这是在从事“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常工作——意识形态领导权领域的斗争。

　　龙应台的言说和站位，不是简单的造谣或者选择性失明，反映的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持续努力及其与时俱进过程。反过来，如果简单指责外部操纵，同时拒绝进行领导权建设的历时与结构分析，那就会变成收买少数坏人、坏人按照买家意愿操控运动的“狭隘阴谋论”思维，这是一种反政治思维框架，说文革是“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下定义方式也同样如此，看来这类“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是由来已久的。完全摒弃了政治分析，引入此类“警察破案抓坏人”思维，这不仅完全无视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作用，还遮蔽了社会经济结构紧张与政治不认同的相关关系，故无法说服局中人，在一些港独港闹参与者看来，不是“别人叫”，而是“自己要”。

　　追溯历史，能够看到历史政治演变与共同记忆对于领导权(世界观)形成的“正相关性”影响。对于港独港闹群体所服膺的领导权样式来说，与这些历史政治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香港在殖民地时代的特殊地位、新旧走狗政权替代年月港英当局的选择、1949年之后成为冷战前哨、1980年代后期兴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影响，都算是那种领导权的促进因素;而对于内地民众而言，近代史的历史记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及其后的政治历史叙事濡化过程，文革反资批修的历史记忆，新时代对于掠夺性积累体制的体验，都会促进别种领导权(世界观)的强化。

　　这一轮港独港闹事件中间，有人分析过香港教育界抹黑大陆的教材，有些内容是直接取自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的宣传材料和所谓学术研究成果。例如，毛时代的价格政策实践一贯是缩小剪刀差的，但为了抹黑从前，1980年代用偷换概念的方法创造出“比值剪刀差”概念，然后据此硬说毛时代搞过剪刀差，这也被港版公民课教材援用。不惟如此，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塑像，应该准确地归功于人民日报等官宣的“非毛化”或者历史虚无主义宣传效果，彼时西方无论宣传还是学术进入中国的渠道欠通，均对中国青年影响甚小，对西方的认同是透过对毛时代的舆论抹黑而反向建立起来的——这正如一个跷跷板，把社会主义搞臭了之后，资本主义自然就香起来了。此后，得益于改开事业的深化，本土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一直是致力于瓦解民众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

　　许多人往往爱说内地民众受官宣误导，从领导权角度看正好相反，民众的反帝反资批判性恰好是近四十年来官宣反对的对象，只是至今尚未取得最后成果而已。内地最积极的老资格官宣工作者胡锡进，与香港的高中生辩论时完败，这个其实不值得奇怪。毕竟，作为官宣系统的成功者，四十年来的主要努力方向在于瓦解民众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意识，职责就是塑造那种与邓朱积累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他本人可能也高度认同于这样的努力方向，因此，对这样的领导权实践形态就不可能具有批判能力或者分析能力。

　　犹记得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初提出的是“纪念四十周年”，后来可能是担心有人跳出来“以反思的名义说坏话”，所以直接更改为“庆祝四十周年”，此种更迭的背后，体现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方面对于民众“反帝反资”的忧患意识——似乎给此类言论保留一丝表达机会，就会导致否定改开成绩似的。在主流精英眼里，一个人批判资本主义或者民营企业的腐朽性堕落性，似乎就有了反对改革的嫌疑;而郎咸平强调产业链阴谋和新帝国主义的不平等价值分配，这似乎说“有些过度开放吃亏了”，当即就被主流学者看做是贬低开放成就了。内地民众中间，所保留下来的反帝反资的批判性，完全是顶着官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淹没性”成果而幸存下来的。

　　说到底，领导权问题最终会转化为个体的批判性指向，那些成功地逃脱了批判锋芒的制度要素，就享受到了“掩体”或者葛兰西所说的“阵地”的保护。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作用，就在于消解制度排斥作用所激发的批判性和革命潜能，借用阿尔杜塞的两分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性会削减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出场机会，促进制度认同并降低统治(镇压)成本。准此，领导权往往难于进行肯定性描述，适合进行否定性的功能界定，很难说清楚领导权是什么或包含什么，但可以较为清晰地界定领导权可以避免什么——这个关键功能其实才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之所以被需要的关键，其肯定性内容需要据此作出调整而不会有一定之规。

　　与此相对应，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批判性和问题意识均被恰当地引导到了批判外部竞争者的方向上了，欧美如此，香港亦然。从这一的“合法批判性”指向延伸出来，本文预备展开一下港独港闹事件的批判性与策略选择问题。

　　二、为什么对抗争运动而言民望最为重要

　　老实说，就港独港闹事件的策略选择而言，极其糟糕，很难相信这不是“特务破坏”的结果。据说陶杰在这个群体中间声望甚高，这群人动不动就要揽炒，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陶杰所说的很中国或者很不中国的体现。陶杰等人的言说逻辑、苹果系黄媒的宣传策略，以及运动呈现出来的歇斯底里状态，存在着一种可以相互解释的内在同构性。

　　大体而言，一场抗争运动参与者众多，组织发展不足与节制能力受限，这是必然的，但是，对组织者而言如何保持一个道义现象，给民众以信心和信任，这是争取舆论同情和民心民望的关键。极而言之，任何运动除非想要走向自取灭亡，否则如何费心地维持一个道义形象和民众信任，都是第一位的标准。

　　一般而言，以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从增进追随者的信心着眼，最低限度，哪怕是装，也要装出一个通情达理的正派人形象来，但是港独港闹群体偏偏拒绝这样的选择。而对于民间抗争运动组织者来说，争取民心民望还意味着谋求“民众政治忠诚的转移”——忠诚于新的运动组织力量和新方向，一切民众运动都需要以夺取旧组织的民众基础为出发点。

　　所以，如果是以民间身份和力量提出诉求的话，显然，争取民心民意的重要性，就处在最优先地位。而且，一般的民众作为政治上的外行，往往会以道德审视眼光去看待政治行为，保持抗争行为在道义上的不越界，就需要成为第一戒条。但港独港闹运动对此却根本不在乎，选择以暴力攻击平民和商号的激越行动，还常常以堵塞交通要道和破坏秩序的方式，去升级抗争运动的烈度，完全不考虑此类选择对一般民众造成的实际影响和带来的心理疏远。

　　通常来说，哪怕是以无敌的力量介入政治，为实现目标也会有节约成本的要求，不会直接选择与所有人为敌，刻意地扩大对立面数量和增加阻力，拉高目标实现成本。而节约成本的操作，总会选择反对力量最小化的路子，这就需要争取同盟军，还需要避免授人以柄以减少人心人望方面的损失，所以预先分清楚敌我并策略性地选择一个相对小的敌对集合作为批评对象，至关重要。但港独港闹群体也不是这样，他们四处放火、八面开枪，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勇武派”，而是“头脑匮乏症”的恶性发作状态。

　　说到底，错误的领导权肯定会导致错误的策略选择，肯定就无法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共同的敌人，这种错失是根本性的，不是强化“斗争彻底性”或者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所能够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