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废寝忘食七天七夜创作《论持久战》，修改七遍方定稿 ...

前言

今年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81周年。

中美贸易战以来，全国形成了重读《论持久战》的热潮。80多年过去了，《论持久战》为什么还有如此的魅力？笔者根据自己收藏的10多种《论持久战》的早期版本和有关资料，介绍一下《论持久战》的前世今生，以飨读者。

笔者收藏有：

1938年7月1日延安解放周刊社出版的《解放》杂志第43、44期合刊发表的以《论持久战》为主标题，副标题是“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这是《论持久战》最早正式发表的文献

1938年7月解放社出版的草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初版本

1938年9月4日上海译报图书部出版的《论持久战》单行本

1938年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翻印的作为“抗日战争研究院抗日战争丛书2”的《论持久战》石印本

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馆出版的《论持久战》订正本

时间不详的“五区印刷厂”出版的《论持久战》石印毛边本；

1945年10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翻印的铅印本

1946年9月10日日本东京都神田区共和印刷株式会社印刷、人民社发行、尾崎庄太郎翻译的日文版《论持久战》

1948年1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论持久战》铅印本等

这些早期《论持久战》版本，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蕴积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

梁漱溟拜访 促使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此，中日两国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7月下旬，日军大量调增兵力，迅速攻占了北京、天津。特别是在日军攻占了国民党首府南京后，当时特邀国民参议员（后改为参政员）、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随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他一路上看到国民党的军队无心抗战，只顾逃跑，十分失望。这时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等一系列主张，他很感兴趣。为了寻找中国抗战的前途在哪里的答案，他决定去延安拜访毛泽东。

梁漱溟和毛泽东同岁，他们早年有点“旧缘”。1919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由其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那时梁漱溟已是北大的学术界知名人士，曾在同事杨昌济家中见过毛泽东，毛泽东那时还是一个不名的青年，梁对毛没有多少印象，但毛对梁则印象颇好。因为梁在北大教授中的地位也不高，不像胡适等留学归来的洋教授们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对毛还比较客气，所以毛泽东对于梁漱溟有颇好的印象。

1938年1月，梁漱溟经与武汉和延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接洽，在外甥邹晓青等人的陪同下到了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欢迎。梁漱溟和延安中共各级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交谈最多和时间最长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从繁忙的事务中抽出时间与梁漱溟畅谈6次之多，此外还有两次礼节性的见面，一次是毛泽东设宴招待，一次是梁漱溟临走之前毛泽东为梁漱溟送行。毛泽东和梁漱溟的6次谈话差不多都安排在夜间，每次至少有两个小时，最长的有两次，均为通宵达旦。在交谈中，梁漱溟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抗战前途的担忧、失望和悲观，并向毛泽东请教：“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

毛泽东十分认真的听完梁漱溟的谈话和疑问后，斩钉截铁地指出：

【“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十分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论，别的可能没有！”】

随后毛泽东具体的分析了国内外敌、我、友力量的对比，战争的性质，人民力量强弱的转化，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抗战应遵循的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是“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从而得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毛泽东讲完后，梁漱溟立即称赞道：

【“毛先生说的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么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

特别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的分析，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

【“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

毛泽东意识到，通过交谈，梁漱溟的认识渐渐明朗了，但全国还有很多人认识不到。这时，毛泽东也收到湖南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给他写的信，这位青年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做抗日宣传工作很困难，即使对自己的几个亲戚谈话，他们也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毛泽东更觉得这个问题非同一般，必须全面细致地给予分析、论证，给人们指明抗日战争的方向。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全国抗战抗战以来，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声称：“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后来又出现：“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等论调。特别是在南京失陷后，一方面“亡国论”似乎有了证据，因而流传更广；另一方面，有的认为国际干预，苏联出兵，依靠国民党正规军，战争很快就可解决，“速胜论”仿佛也有了市场。面对梁漱溟等知识分子的困惑，特别是全国人民严重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十分警觉的意识到，这些思想障碍不克服，对于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毛泽东决定在百忙中写一部论述持久战的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形势、特点、如何进行、如何发展、结局如何、中国能否取胜以及怎样取胜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从理论上武装全国人民。

可见，梁漱溟先生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和当面请教，促使毛泽东把自己多年思考的抗日战略思想写出来、讲出来、传播出去，让全国人民树立持久抗战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写作《论持久战》。

毛泽东废寝忘食 写作和修改《论持久战》

毛泽东一旦进入潜心写作时，几乎达到彻底“忘我”的境界。5月上旬，延安的窑洞里依然凉气逼人。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吴家窑院内，是在一张开裂的木方桌，一把掉漆的木靠椅，一只熏黑的木炭盆，还有一排吱吱作响的木书架的条件下写作《论持久战》的。毛泽东挥动着强劲的笔，在粗糙的草纸上，龙飞凤舞地奋笔疾书起来。从写作开始，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就叫警卫员打盆水洗洗脸，清醒一下脑子，或者在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靠在椅子上养一会儿神，稍作休息，又继续伏案疾书。一天半夜，该是毛泽东吃饭的时候了，警卫员翟作军把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送到毛泽东面前说：“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了，吃完饭，睡一会儿吧。”毛泽东边写边说：“你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完，睡不着啊！”翟作军恳求说：“主席，您身体不太好，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一会儿吧！”毛泽东抬起头来，望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好，等一会儿就睡。”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以为毛泽东吃完饭了，但进门一看，毛泽东仍头也不抬地写着，桌上的饭菜一点未动，只好把冷了的饭菜又拿去放在火上热了热，再给毛泽东送去说：“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又要凉了。”毛泽东抬起头来说：“啊？我还没吃饭？好，就吃就吃。”翟作军出去等了一阵子，心想这一次主席总该吃了吧。哪知过去一看，不但饭菜没有吃，连翟作军走过去毛泽东也没有发觉。

毛泽东为了写作《论持久战》，已经五六天没有睡觉了，两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了，颧骨也凸了出来，脸上呈现了一层淡淡的黑色。

到了第7天晚上，毛泽东还在继续写作。这时虽已初夏，但延安的天气还是较冷，特别是深夜，还很冻脚，翟作军就弄来一盆炭火放在毛泽东脚边取暖。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呼唤道：“警卫员，过来一下！”翟作军走过来一看，毛泽东正在弯腰脱棉鞋，两只鞋上还在冒着烟，散发着焦糊味。原来毛泽东的棉鞋烤着了。见翟作军进来了，毛泽东说：“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发觉就烧了。”翟作军帮毛泽东脱了烧着的棉鞋，发现毛泽东右脚的棉鞋连帮带底都快烧没了，袜头也烧了一个窟窿，左脚的那只鞋上的那块补丁也烧了一个洞，棉花也露了出来。这时警卫员只好把毛泽东的布鞋找了出来给他换上。

翌日，毛泽东意外地睡着了。原来他是突然病倒了，头痛，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警卫员赶忙叫来跟随毛泽东长征过来的傅连璋医生。傅医生看了看，诊了脉，然后说，没有别的病，是太劳累了，傅连璋给毛泽东开了药，劝毛泽东一定要休息。毛泽东吃了药，总算休息了一天，可是没等病全好，就又坐到桌旁，一手撑着头，一手拿笔又写了起来。

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书的初稿，终于写成了。这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轻松的微笑。

《论持久战》的初稿写完了，翟作军心想，毛泽东该休息几天了吧！不料接着又投入了紧张的修改。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抄一遍，自己改一遍，改好一遍，又让工作人员再抄；他再改，让工作人员再抄……就这样，他反反复复不分昼夜地斟酌修改了不下7遍，才最后定稿。定稿的《论持久战》5万多字，120个自然段，共21个问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9个问题），主要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第二部分（包括后12个问题），主要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顺利，主要论述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不仅对《论持久战》文稿进行反复修改，而且还非常注意文稿付印的校对。有天半夜里，毛泽东叫警卫员把一大卷用报纸卷着的稿子送过延河的清凉山的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当出版社将第一和第二部分清样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即作了校对，并写信给出版社的同志：“第一、二部分都校了，唯有第三部分未校，请将第三部分再送来看一次。”同时，又叮嘱出版社的同志：“请对第一、二部分作最后的校对，勿使有错。”

新华印刷馆的同志终于给毛泽东送来一叠新书，只见书皮上印着毛泽东书的《论持久战》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作者是“毛泽东”，也是他自己的手书。毛泽东拿着自己的新作，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欣喜之余，毛泽东又吩咐警卫员立即把书分别送给各位中央领导，请他们再提意见，再修改。

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六如同志看到了毛泽东不分昼夜，废寝忘食，连续作战的写作和修改《论持久战》的全过程。他非常敬佩和感动，曾激动的对妻子王英兰说：

【“我真佩服毛主席，文章一改再改，一丝不苟。我想帮他又插不上手。”】

上述警卫员翟作军、秘书李六如见证了毛主席写作和修改《论持久战》的全过程，并且都有他们的回忆录作证。可见，时下社会上流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某某人写作的，是无稽之谈，无耻之极。

白崇禧向蒋介石推荐《论持久战》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得到《论持久战》之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研读，及时撰写社论送到我党在武汉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向大后方人民系统阐释《论持久战》的思想，并在武汉各界做了许多场关于《论持久战》的报告，场场听众如堵。

周恩来为了对桂系的白崇禧进行统战工作，他向被称为“小诸葛”的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口头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将《论持久战》单行本送给他一本。

白崇禧得到《论持久战》便认真阅读起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客观的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和特点，深刻的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正确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全面扫除了溃散人心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论调，清晰的描绘了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将有力地鼓舞抗战军民的信心和决心，白崇禧对书中的立论和见解非常佩服，深表赞赏，不禁拍案称赞：

【“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宏略！”】

于是，白崇禧又以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根据论持久战的观点和精神，归纳并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口号，征得我党代表周恩来的同意，又推荐给国民党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建议作为全国的抗战指导书印发全军。

其实，抗战初期，日军打算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未料到，八路军会深入敌后牵制他们，也没料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这时，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军采取硬碰硬的单纯防御战是不利的，并且一败再败，于是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总的方针，是在敌人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建议后，他感到毛的建议高明，与日本人打仗，确实应这样。但他生性好疑，又想到毛泽东同自己打了10多年仗，怎么会有好心提醒自己呢，几经犹豫，蒋没有采纳毛的建议，结果使蒋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对日持久作战的机会。日军一路南下，攻占了中国大半的领土。毛泽东见蒋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不再对蒋抱多大希望，坚定以战为主，再进一步深入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局面。

蒋介石看了《论持久战》，这次再不敢马虎了，他还在书上边勾勾画画，做了不少眉批。有次，蒋介石把白崇禧和他的幕僚叫到自己的住宅，对幕僚们说：

【你们看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把抗战的形势、特点、战略战术讲的多么透彻。毛身边有高人，他的那些秘书有真本事啊。】

说到这儿，蒋介石叹口气，又继续说，

【我与毛泽东打了这么多年仗，虽说是不共戴天，不过我感觉毛这人还是很坦率的。你们看，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允许枪指挥党，只允许党指挥枪……这些话，他很诚实，说是向我学的，说我是他的先生，他这话很诚实啊。】

幕僚们忙点头称是。没想到老蒋说到这儿突然转换口气，愤怒的大骂起来：

【娘希匹，我还算什么先生，你们说说，我还算什么先生？他毛泽东有这样让他光彩的书，你们怎么不给我写本这样的书！】

蒋介石使劲敲着茶几，继续发火：

【你们这些人呐，坐的是洋车，穿的是呢服，吃的是洋米洋面，可就是弄不出像延安这样的东西来。可毛泽东的秘书呢，人家在延安是粗食布衣，住的是破窑洞，却干的全是让老毛光彩的事，写的是给老毛争面子的文章。你们呐，从来不能给我争点面子。你们就不能也写几本书出来，让党国和我这个当总裁的也光彩光彩。】

无论如何，蒋介石为了抗战胜利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批准《论持久战》破例出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全国，要求全军学习，作为全国“对日作战方针”。从此，奇迹般地在国民党军队中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热潮。

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地下中共党员）余致浚在其遗稿中记载，蒋经国仔细反复阅读《论持久战》达七八次之多，对《论持久战》佩服的五体投地。蒋经国曾说《论持久战》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在对《论持久战》的认识上，蒋经国与其父蒋介石有相通之处。

国民党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在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答案，便令所属军官们阅读，并指示该部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研究。

国民党中日战争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让他的秘书赵荣声（地下中共党员）陪他一起研读《论持久战》。研读后，他不但改变了自己的“速胜论”和“唯武论”的观点，而且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认识，还批准支持八路军武器装备一批。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不仅向蒋介石推荐《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书，而且还向李宗仁介绍《论持久战》一书的思想内容，商得李宗仁同意后，把《论持久战》印发桂系军队师以上干部阅读。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恃才自傲，周恩来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他一开始不屑一顾。直到1938年9月下旬，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如毛泽东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他才捧起《论持久战》，认真研读，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尽管他自己也出版过《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但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无法相比，并结合战例在《论持久战》的书眉上做了许多批注（这本书现在还存放在台北陈诚的私人图书馆内）。陈诚和白崇禧一样，报蒋介石批准，专门邀请中共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到湖南衡山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讲授《论持久战》，还邀请八路军派教官到衡山培训班传授抗日游击战术。直到1950年，蒋介石退出大陆之前，在成都搞了个游击干部培训班，培训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骨干，当时指定了两本教材，一本是他本人的论《中国之命运》，还有一本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得到《论持久战》后，立即自费印了3000册，送给国民党要人和发给抗日部队。

一时间，《论持久战》洛阳纸贵，一扫国人心中的迷茫。它像茫茫大海中的航标灯和漫漫长夜中的北斗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据说，苏北一晚清秀才，是当地的名绅，他在读完《论持久战》后，惊喜的连连感叹：中国有救了！中华民族不会亡于倭寇！因为中国又出了一代圣人。

王明向共产国际 状告《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讲演后，就像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在延安引起了轰动，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建议下，《论持久战》被油印成册，在党内传阅。然而，由于延安当时物资匮乏，技术有限，油印的册子不但质量差，而且数量也非常少，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于是，陈云又建议将这篇文章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印刷和发表，同时也可以扩大影响。《论持久战》的书稿送到武汉的中共长江局，中共中央要求长江局除了将《论持久战》印刷成册外，还要求《新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新华日报》是我党于1938年1月在国统区武汉创刊，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

王明是当时中共长江局的书记，他以文章太长为由，不准刊登。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从土地革命时期起，王明就自诩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瞧不上眼。他负责长江局工作后，曾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个口号实质结果是“一切通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其右倾投降主义已露端倪。此外，他还不经过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一些言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动机日渐明显。此时此刻，对于摆在案头毛泽东撰写的这篇《论持久战》，他十分不屑。他觉得持久战的理论消极，认为“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没有根据。当时，王明还作了一首诗，嘲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直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满肚子洋墨水的王明仍对《论持久战》偏见十足，有其诗为证：

【“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最后在中央一再致电催促的情况下，王明只同意印刷成册。他认为《论持久战》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抗日，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于是，在印刷成书之后，他却暗中送了几本到苏联，并密告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着原则性问题。他信心满满，期待着莫斯科像他的认识一样，会“正视”《论持久战》存在的原则性错误……

可是，这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季米特洛夫，他在与王明共事期间就发现王明这个人夸夸其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并常常谈论国内领导人的不是，使他十分反感。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这封告状信之后，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而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论断充满了赞赏。季米特洛夫还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论持久战》是“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的这样透彻，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头版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这表明，《论持久战》在共产国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而，王明的为人被共产国际领导人更加鄙夷了。从而，在王明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时刻，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明确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中央代表团表态：

【“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这些指示，才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王明本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妄图贬低毛泽东，借助共产国际的支持，取而代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没想到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周恩来托人翻译英文版《论持久战》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科学战略指导思想，使《论持久战》走出中国，传播到更大的世界范围，周恩来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委托多人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形成广泛而巨大影响的，有爱泼斯坦、许孟雄、杨刚三人分别翻译的《论持久战》英文本。

爱泼斯坦在香港翻译《论持久战》英文本。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把书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刻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要求迅速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

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里，1917年随父母迁居中国，1931年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22岁担任美国合众社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爱泼斯坦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他还在伦敦出版了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1938年9月，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并邀请爱泼斯坦帮助其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的事业。爱泼斯坦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主编《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并负责编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旨在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广泛争取各国人民的援助，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保卫中国同盟通讯》是保卫中国同盟组织创办的，当时负责保卫中国同盟主要工作的还有八路军驻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他不仅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还兼任保卫中国同盟秘书长。正是在宋庆龄和廖承志的支持下，爱泼斯坦参与从事中共文件的英文译本的编辑改校工作，所翻译的文件，“要在国际上发表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性长篇著作《论持久战》”。廖承志组织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而来自延安的政治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从香港或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由此可知，当时《论持久战》翻译的对外宣传和出版工作，大都是通过香港向外发行的，这其中保卫中国同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孟雄在武汉翻译《论持久战》英文本。

在毛泽东完成著作《论持久战》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决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公开连载《论持久战》，但当时由于王明的错误决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未能第一时间在《新华日报》发表。为了尽快向国内外人士传达毛泽东的正确方针，让广大人民群众认清抗战形势，周恩来指示对外宣传小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论持久战》译成英文。但是翻译《论持久战》不是一般普通英译人员所能胜任的。此人不但要精通英汉两种语言文字，同时必须深谙更高层次的东西方文化底蕴。这样的人才在那个时代，对于共产党来说真是凤毛麟角，求之难得。恰在此时，爱国抗战心切的许梦雄，毅然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一路奔波找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作了自我介绍，说：

【“徐老先生，请您给我工作，我也要加入统一战线，参加抗日斗争。”】

徐老特别高兴，热情地介绍他去武汉找到董必武。董老又把他介绍给王炳南。王炳南就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对外宣传小组的负责人。这下，许孟雄就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许孟雄，祖籍福州，1903年出生于书香世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该系首届毕业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真正精通英语的学者之一，它能不假思索地写下流畅纯正的英文，一挥而就，文不加点，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周恩来非常信任和欣赏他的英译水平，并亲自把翻译《论持久战》英文版的任务交给他。

许孟雄不负重托，他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夜以继日的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任务。此外，他还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