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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杨继绳制造的“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重大谣言

2019-12-30 00:4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827| 评论: 0|原作者: 孙经先|来自: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摘要: 在“饿死三千万”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一个“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重大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这一重大谣言起源于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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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5月,周恩来同志带领工作组在河北磁县农村调查。

一  “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重大谣言的来源


在“饿死三千万”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一个“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重大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这一重大谣言起源于杨继绳。

杨继绳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1】“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他们三人将这个报告送周恩来,周看了后没有否定,只是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几天以后,周恩来又问他们:‘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连版也销毁了。’”为了让读者确信这件事是不容置疑的,杨继绳在这段话后面加了一个注释:“2003 年9 月25 日,杨继绳专门到周伯萍家问起此事,周确认。”【2】

按照杨继绳的上述说法:

1. 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

2. 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

3. 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4. 杨继绳专门到周伯萍家,以上说法得到了周伯萍的确认。

 

杨继绳把他的这些说法发表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我国的《炎黄春秋》,并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更详细的加以渲染【3】,这就使得周恩来销毁“全国饿死人几千万”的大饥荒证据这一重大谣言在国内外广泛流传起来。


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仔细考证,考证结果表明杨继绳的以上说法是他蓄意制造的一个重大谣言。

二  陈国栋等人进行的究竟是什么调查?


杨继绳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这就是1961年底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那么陈国栋、周伯萍等人进行的究竟是什么调查呢?

周伯萍先生生前(2008年)写了一本《粮食部12年纪事》的书,书中叙述了这件事情。他在书中回忆说:“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食收支的情况。”【4】

我们为此专门查证了《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其中的记载证实了周伯萍先生的回忆。1960年下半年,我国许多地区的粮食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周恩来传》中说:“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 “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因此,周恩来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这张表比较长,所以又被称为‘哈达表’,周恩来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他通过这张表随时掌握动向,部署粮食工作,检查粮食政策的执行情况。”【5】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1年2月4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第一季度粮食调拨和棉花收购等问题。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要求粮食部门按时送阅粮食购销调存表(《周恩来传》注释:粮食部根据周恩来要求制作的购销调存表,由于项目、数字详细,表很长,被人称为“哈达表”),他在审阅、修改这些报表过程中,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6】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书中接着说:“‘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贾启允同志当时在国家统计局的任期已满,即将赴贵州省任省长,他本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国家统计局的一名秘书送给我一份统计材料,就匆匆赴贵阳上任去了。”

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由于当时我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记载的内容是: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周总理设计好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后,嘱咐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组成三人小组,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

这就充分说明,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来总理之命,编制的是《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调查的基本内容是全国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数据,而根本不是杨继绳所说的“全国饿死人的数量”。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但是这一历史事实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他们“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在这里,《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被杨继绳篡改为“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调查的内容“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也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调查“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明确否定了杨继绳的篡改和伪造。

关于这次编制《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的时间,综合周伯萍的回忆(从1961年开始)、《周恩来传》的叙述(1960年下半年以后)、《周恩来年谱》的叙述(1961年2月14日)和贾启允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时间(1958年11月-1961年6月【7】,编制表格时贾启允任期已满),可以判定是在1961年上半年,这一时间也被杨继绳说成是在1961年年底。

由周伯萍的回忆可以知道,国家统计局的“贾启允同志当时在国家统计局的任期已满,即将赴贵州省任省长,他本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换句话说,在“三人小组”中参加工作的只有陈国栋和周伯萍两人。

如果这次调查真的像杨继绳所说的那样,是调查全国的“饿死人的数量”的话,就必须调查这一期间浮肿病、干瘦病等这一类疾病在全国的发病和救治情况,调查由于各种原因死亡 (其中包括正常死亡、浮肿病这一类疾病死亡和由于其他各种原因死亡) 的人数,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全国“饿死人的数量”。而要调查这些内容,就至少应当有公安部(主管人口统计)、卫生部(主管浮肿病等疾病的救治和因浮肿病等疾病死亡人数的统计)、民政部(主管救灾)和国家统计局这些有直接关系的主管部门参加。但是公安部、卫生部、民政部这三个直接的主管部门都根本没有参加这次调查,国家统计局事实上也没有参加。仅仅单靠一个粮食部,是根本无法对“饿死人的数量”问题进行全国性调查的。作为一个长期做高级记者工作的杨继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的常识也不知道。

由周伯萍的回忆可知,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如果真的像杨继绳所说的那样,这次调查的内容是全国的“饿死人的数量”的话,那么在“三天内”任何人都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对“饿死人的数量”的调查的。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陈国栋、周伯萍等人根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对“饿死人的数量”进行“全国性的调查”。杨继绳的所谓1961年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纯属捏造,是他制造的重大谣言。

三  关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数字的真相


杨继绳说:这次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那么这一数字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周伯萍先生在他的书中说:“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周伯萍先生的这段回忆说明了以下几个事实:第一,他们从表格中发现“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第二,这些人口的减少包括出生人口的减少。

既然是要编制“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是一个必须的数据。那么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周伯萍先生说“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在周伯萍等人“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调查一次各个地区的人口总数数据的。因此,这里的人口总数数据只可能直接来源于国家的户籍统计数据。周伯萍先生说国家统计局的贾启允同志“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国家统计局的一名秘书送给我一份统计材料”,因此周恩来、陈国栋、周伯萍等人所使用的全国人口总数数据,很可能就直接来自这份“统计材料”。

周伯萍先生没有说明他们推算的细节,也没有说明他们是以哪一年作为基准来推算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减少的数量的。不过我们可以用1983年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作一个验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我国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分别为62828万、64653万、65994万、67207万、66207万,这几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分别为1363万、1825万、1341万、1213万和-1000万。

如果以1957年年底人口总数64653万人为基准,按照每年增加1594万人(1956、1957年这两年人口总数增长数的平均值)计算,1960年年底应为69435万,但统计数为66207万,减少3228万。

如果以1958年年底人口总数为65994万为基准,按照每年增加1583万人(1957、1958这两年人口增长数的平均值)计算,1960年年底应为69160万,但统计数为66207万,减少2953万。

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具体的推算过程和所使用的基准时间,但是以上计算应当说大致上还原了当时的推算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周伯萍所说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的准确含义是:当年(1961年年初、即1960年年底)的全国户籍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大约减少了3000万。同时还可以知道:当时陈国栋、周伯萍等人所推算的人口减少的数字同按照二十多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所推算的数字是一致的。这就是说,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一期间的人口数据与陈国栋、周伯萍等人当年所使用的人口数据是一致的。【8】

周伯萍先生的回忆和以上分析说明,他所说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的准确含义是:1961年年初全国户籍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减少了约3000万(这一减少的数字包括了出生人数的减少)。但是这一事实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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