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查看内容

在中国与全球历史中理解中国的食品政治

2020-1-13 08:1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028| 评论: 0|原作者: 舒喜乐|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摘要: 美国麻省大学教授舒喜乐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名为《在中国与全球历史中理解中国的食品政治》的讲座。在这场讲座中,舒喜乐教授为我们揭开了繁杂现实背后的历史渊源,着重强调了毛时代的农业政策的积极价值,并且指出很多披着西方外衣的概念反而有着中国的源头。

三、从群众科学实验到参与式行动研究


毛时期科学研究一个标志性的特征,是坚持动员群众。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急切地采纳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理论和语言体系,这一跨国视野下的学术领域,本身起源于60年代到70年代的全球激进主义,毛的政治哲学和认识论对当年的全球激进主义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相比中国学界有关食物主权的文献,中国学界在有关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文献中,更少提及毛泽东主义以及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这一现象,我发现最好的例子是,一群由农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跨国团体,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在广西种植玉米的乡村开展了一项富有启发性的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研究者除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加拿大政府支持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外,还有一些人来自总部位于广西的机构。他们尝试建立一种团结农民,推广技术员、农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新的农业研究和推广系统,并希望达到保护环境,创造更好的农业品种以及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目标。确实,他们所尝试的事情在某些层面上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但是,从另一些较为隐蔽的层面来看,这个尝试和毛时期的先例(尤其是毛时期对于群众运动的反精英主义的强调)有着共通之处。更具体地来说,毛时期的农村群众新科学实验运动就曾试图团结老农民、干部以及有着技术知识的年轻人,建立生产合作关系。


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中,来自广西玉米研究所的陈天渊和黄开健,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读起来就像是将毛泽东主义的论调翻译成改革开放后时期、跨国语境下的环保主义社会科学的语言一样。他们批评自上而下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认为“农民仅仅被看成研究的接受者而非参与者。”同时, “实验站为主体的研究方式不能有效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他们进一步解释道,“高高在上的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数结果(包括实验站结果),难以在实践中运用,或者无法为农业生产服务。”陈和黄进一步指出, “科学研究与农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脱节,”认为“常规研究多侧重研究问题本身,而不是解决问题,往往是问题越研究越深入,解决问题变成了其他人,往往是农民自己的事情。”陈和黄称,与常规的系统相反,参与式的方式“不仅创造了使农民能主动积极参与的条件,同时使科研部门加强了与生产的结合。”参与式植物育种的方法,据说是“与农民的需求密切相关,”促进了“研究人员与农民合作,”同时“多数实验在农民的田地里进行。”作者强调,他们“采用全新的农业研究方法——参与式方法,关键是如何发动农民,如何能使农民主动积极的参与。为此要求外来人转变观念,用平等的态度虚心向农民学习,重视乡土知识,重视乡土人才和农民专家。”[8]





毛时期的回响,充斥着整篇文章。尽管在某些地方,他们被翻译成新的术语,比如“参与式”代替了“群众性”,“自上而下”代替了“技术挂帅”,“环境”代替了“情况”(即“研究更符合当地情况”)。而毛泽东主义科学的一些基本优先级,尤其对土知识和对农民专家的重视,对研究者谦虚向农民学习的号召,以及对于科学投入实际使用和服务生产的需要,几乎纹丝未改。





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的研究者的语言,几乎和毛泽东主义的语言一模一样,他们强调,我们需要“挑战绝大多数的传统植物科学假设。比如,认为农民没有育种专家那样知识丰富。”当然,两者参考的权威不同:毛时期的权威是毛本人,而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参考的权威则是今天的西方社会科学。


除了中国历史上这些相似之处以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但却很少被人意识到,那就是启发中国左派学者的特定的社会科学分支,本身就来源于西方知识分子受毛泽东主义深刻影响的年代。


如此吸引中国左派学者(尤其是从事乡村发展研究的学者)的“参与式”模式,更准确地说,应被看成“参与式行动研究”。这场学术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巴西著名的教育哲学家Paolo Freire以及哥伦比亚的研究学者Orlando Fals Borda。


Paolo Freire的解放教育学和毛泽东主义的哲学思想有着明显的共鸣,在Freire极有影响力的作品《受压迫者的教育学》中,他多次引用了毛的语录来支撑自己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毛对于Fals Borda的影响更为直接,在Fals Borda的作品中,他直接引用了许多诸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行统一”等毛的经典语录。[9]


尽管冷战时期存在意识形态的隔离,但是我们的思想仍然存在广泛的流通。上世纪70年代参与式发展和适当科技的西方倡导者,借鉴了毛的思想,他们声称,“唯一合理的发展是人民群众和他们智能的发展,是来自于群众,又服务于群众的发展。”而2010年代在中国的食物主权倡导者,宣称“以在地升级、保留他们主体性的方式运用科学,才是适当的科学和技术。”


我并不是说,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主义是最为重要的灵感来源(启发),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将中国当下对于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兴趣,简单地归结为对毛泽东主义的回归。我想说明的是,这场活动-学术运动(activist-academic movement)的历史规模之大,不仅涵盖了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运动,更应该意识到它来源于受毛泽东主义影响的激进的60年代和70年代。


当下的中国和过去毛时代的中国的影响,看似并不相关,但这一点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中国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学者几乎很少把他和毛时期的科学实验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个现象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家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毛时期的激进政治挂钩。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大过两者的共性,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的成员曾经明确表示,毛时代的系统是自上而下的,而他们倡导的参与式方法则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们的观点很容易理解,尽管从修辞和客观的实际操作层面来说,毛时期的科学实验运动是支持适合当地情况的草根科学实验和技术的。但是在毛时期也经常存在把不合适的模式强加与地方的现象,对于环境和人类安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参与式行动研究在西方的创始人对毛泽东主义的理解相当粗浅,和真实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相去甚远。


四、从重视土办法到保护原住知识


和食物主权运动与参与式行动研究密切相关的是,为保护“原住知识”作出的努力。“indigenous knowledge”一词,在中文里有时候翻译成“传统知识”,有时候翻译成“乡土知识”,少数情况下翻译成“原住知识”,我下面会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强调原住知识的同时,学者也在质疑“现代化”和“发展”究竟是否有益于社会,尤其当涉及到环境可持续性的讨论的时候。陈天渊和黄开健在有关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的讨论中,赞扬了现代农业技术大大提高了粮食产出。但与此同时,他们表示高产能是以牺牲可持续性以及生物多样性为代价换来的。周立教授在一篇关于食物主权的学术论文中,进一步质疑了发展主义的范式,认为发展主义范式只关心“怎样发展”,而不关心“发展是什么”以及“要不要发展”的问题。[10]


在毛时期,人们从没有考虑过“要不要发展”。当今中国对乡土知识的崇尚,和过去几十年对于“土办法”和“土专家”的重视密不可分。在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下,土有多重含义,土可以被理解为本国的、中国的、当地的、乡土的、群众的、或是粗糙的。土的对立面是洋,就是外国的、西方的、精英的、职业化的、象牙塔式的。土代表了激进的科学愿景,认为科学是由群众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而创造的。


乡土知识运动和毛泽东主义土科学的范式一样,都有原始主义的倾向。乡土知识运动的倡导者未必会公开使用原始的这个词,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展现乡土知识和现代科学的不同之处,以显示乡土知识的价值所在。在毛时期的话语体系里,土科学因其因陋就简的特性而受推崇,这一点和当时毛对中国的见解息息相关,毛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的处境,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利因素,反而是有利条件。这些口号的意识形态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于它将现实需要说成有利条件,它也无疑让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主义是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


尽管毛泽东主义对从落后原始的条件中白手起家进行了美化,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并不是反现代化的。在毛时期的中国,“传统”无法与高于一切的现代化需要相抗衡,而这一点事实上是毛时期土科学和现在乡土知识运动的本质差异。毛泽东主义激进分子所推崇的原始主义,强调的是没有束缚,可以放手一搏;而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和其他乡土知识的支持者,则意识到乡土知识宝贵的文化遗产,认为如果乡土知识保护得当,那么就可以解决现代科学破坏环境的问题。就我们的讨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毛时期国家创造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是为了团结动员农民学习现代的农业技术,而参与式植物育种项目的成员,则强调不由国家组织的社会网络和知识社群的正当性与价值。他们尝试承认并保护农民选择自己的种子,并让种子在非正规市场上流通,最终使这些网络与科学家的正规研究和推广系统形成富有成效的交流。这明显不同于毛时期的科学实验运动,毛时期的科学实验运动表现为官方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形式与社会运动,有时是一种占为己有、利用的情况(co-opting relationship),有时则是公开的敌对关系。


我们对1970年代的“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早先称作“中间技术”intermediate technology)跨国运动进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和跨国事业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似之处。适当科技的倡导者们对适当科技的定义并不完全同意,但总体而言,他们尝试将地方的传统知识与其他地方(包括通过现代科学)发展起来的实用、经济、可持续的方式相结合,用于服务人们的基本需求。尽管适当科技运动,最初由E. F. Schumacher在印度自力更生的大背景下提出,它却与中国当时土洋结合的尝试相似。因此,适当科技运动的倡导者,热切地想要收集并重新出版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适当科技运动推崇的某些科技从传统实践获得启发。比如,由李约瑟引入西方的一种中国传统的链泵技术,最初展出于1957年在中国举办的博览会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供给跨国激进学者的,不仅仅是还在使用传统科技的中国农村的案例,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下,通过采纳“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的“土办法”而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


因此,谈及乡土知识和适当科技时,中国显得独特,甚至有一点奇怪。中国之所以令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对古代中国智慧存有幻想。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代表着一种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它证明了从根本上重新组织社会,从而解决先进的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是完全可能。尽管中国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案例滋养了适当科技和乡土知识运动,但人们却忽略了传统知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中国国家和西方激进的观点一致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将通过简单、廉价的解决方案以及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倾向而达到的成就进行了美化。而双方在对传统知识形态和中央政府的态度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


当我们从中国寻求灵感时,另一个经常被掩饰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原住知识”(indigenous Chinese knowledge):我们是否可以把所有中国人都算作“本土的”,还是中国内部存在着与汉族不同的“原住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很不确定的。谁是殖民者,谁又是被殖民者?从中国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从来都没有成为过殖民地,因此中国不存在原住民。一般西方左派人士可能越来越不认同这一观点,但是在70年代,出于对社会主义中国地缘政治处境的同情以及其他的考量,人们更倾向于将所有的中国知识(尤其是农业、中医知识)当做原住知识。这个倾向可能并不是由于对中华帝国及其民众关系的任何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产生的。相反,这种倾向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东方主义对于中国古代的假设,也归功于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带给传统中国知识形态威胁的合理认知,这种威胁在某些方面与现代西方科学对于原住民的知识形态的威胁十分相似。


中国有关食物主权的作品,经常使用“传统”一词,但也会使用包括“乡土”、“本土”、“土著”等词,这些词在表达出当地的、本国的含义的同时,避免直接使用“原住”一词。尽管毛时期发生过许多悲剧,他却为当下寻求尊重“本土方式”(native methods)的人留下了诸多启发,我建议我们只有参考毛时期的情况,才能真正理解这些术语在政治和知识论方面的重要性。


五、结论:应该正视

毛时代的遗产并好好利用它


在我结束这次讲座之前,我想要退一步问:当代中国食品政治起源于毛时代的意义是什么?而采用跨国和历史的视角会如何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关于食物和农业的激进思想,在相似的时间点出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地缘政治作用的结果,这些观念有着不一样的归属和命运。


食物主权、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原住知识这些概念,固化在现代主义、非历史性的发展话语体系中,而毛时期群众性科学和土办法等概念,很大程度上消失在人们的脑海中。自力更生至今仍然是食物主权问题的试金石,然而即便是中国相关的作品中,都从未提及毛泽东主义在这个概念的跨国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讽刺的是,尽管在70年代外界很难和中国接触,而且当时中国能提供的案例通常是被国家高度调节的,但是中国却带来了跨国语境下反资本主义实践的启示。

相比于70年代,今天的中国人更多地参加到跨国活动中,毛泽东主义的观念仍有回响,但是毛时期的影响作用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人们单纯地认为,这些运动完全来源于西方的观念,我们可以将此与20世纪中国引进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历史做一个比较:中国的治国之道,曾经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初,深刻地影响了莱布尼兹和其他早期现代欧洲思想家。而当中国按照西方路线努力实现政治体制现代化时,在很大程度上却忘记了过去自己给西方带来的影响。


从跨国和跨改革开放的视野,书写中国食品政治的历史,必然是为了寻找解释中国在全球政治斗争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角色,以及中国不朽的遗产。


问答环节


问:刚才您讲到了参与式行动研究与毛时代群众路线土洋结合的延续性与相同之处,很好奇您认为二者之间最主要的不同是什么呢?另外,参与式行动研究在现在中国的农技推广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否也是“非主流”的呢?


答:参与式行动研究和毛时代的土办法土科学最重要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些很重要的不同,一个就是毛时代的群众性科学,有一方面是真的从下而上的,但也有从上而下的方面。而参与式行动研究者,比较重视与农民本身的参加能力。现在的参与式行动研究者,并不像毛时代的需要面对传统知识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毛时代我们要问农民的知识是什么样的知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是传统的知识,那就可能算是反动主义的,比如封建的文化。但是现在的参与式研究者对传统知识没有很大的问题,比较强调农民的知识也是在一个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毛时期,要依靠群众、依靠农民的知识,是因为他们有劳动的经历,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传统的知识。因为,如果他们有传统的知识,那可能会算作是迷信。最后,现在那个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研究者,他们很想要农民可以保存自己的种子,可以有自己的决定。但是我觉得毛时代的时候没有那种概念,也没有这么重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那个方式是不是非主流的,我恐怕还是非主流的,在中国在美国也是。


问:想请问一下老师,刚才提到的70年代适当科技跨国运动是什么?刚才没有听明白


答:适当科技运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一些西方的学者要考虑,特别是第三世界怎么能发展的问题。他们是反资本主义者,也觉得应该比较强调当地的材料、当地的知识,要找到适合当地的需要来解决当地的问题。他们反对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科技带到第三世界,他们觉得非常不合适。比如,在印度和非洲有当地的问题,当地的材料,当地的需要,当地的人,当地的知识,如果有合适的从西方来的技术是可以用的,但是他们觉得不应该用不适合当地的技术来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


问:请喜乐老师进一步解释一下您使用indigenous knowledge这个词,而不用例如local  knowledge这样的概念的原因。因为使用indigenous knowledge一词来谈中国的地方性知识,似乎也有将其非历史化乃至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风险,不知道您能否进一步阐述一下这个词的内涵和使用它的意义。


答:我们什么时候要用indigenous knowledge,什么时候要用local knowledge,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觉得indigenous knowledge movement是一个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如果只有中国和一些国家不用这个词,这个不是说中国就无法参加这个运动了吗?


我们现在用这个词,既可以强调知识的传统性,也可以强调原住民和有权力的国家或者powerful people的关系。indigenous knowledge的含义是有关权力的关系,local knowledge没有这个含义。我觉得indigenous knowledge对我来说没有西方中心的意思,相反是一个要挑战西方中心的思想。比如说,气候变化危机,现在可能最重要的运动是让原住民来领导这个运动,所以我觉得现在原住知识的重要性非常大,如果不使用这个原住知识概念,那么,中国要参加以此为中心的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就变得困难了。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最新评论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0-9-21 00:15 , Processed in 0.018775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