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陷阱

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本章第一节已经说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两大支柱：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本书的上一章已经说明，自由贸易其实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本节将讨论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大支柱：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舆论已经把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看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和不可抗拒的潮流。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断发生的国际性金融冲击已经开始动摇这个教条，但是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迷信仍然统治着整个经济界。

　　本章第一节已经指出，不能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同样，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性”的迷信也不具有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它只不过是将可以在前几十年中观察到的一个趋势简单地类推到未来而已。而人类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过我们，这种经验主义的类推是极不可靠的。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对目前的人类社会到底是弊大还是利大，因为人类的历史反复证明，弊大于利的潮流是不能持久的，往往是不久就被相反的潮流所取代。

　　当然，根据著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我们只能拥护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根据这些模型，资本的所有者们会正确地判断把资本投到哪里对自己最好，而给所有者带来最大好处的投资行为也会给整个社会、包括资本所有者自己的祖国带来最大的好处。按照这种观点，妨碍资本自由流动当然是有弊无利的，每一个国家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应当让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但是，本书的最初几章已经说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这一类结论往往是武断而不合乎实际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是最好的裁判人。诚然，有许多资本所有者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中大发横财，但是，我们也不时听说，某某资本所有者在国际资本的流动中损失惨重。其实私人资本的所有者也是人，他们也常常犯错误。他们往往连怎样作对自己最好都说不清楚，你又如何保证他们的自由行动最有利于他的国家和整个人类?

　　资本的所有者们往往不能正确地判断把资本投到哪里对自己最好，这在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墨西哥在危机爆发前的许多年中都靠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来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每年流入墨西哥的国外间接投资净额从80年代末的5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1993年的将近300亿美元。这些外国资本在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形势稍一出现不好的迹象时就大量流出，导致墨西哥爆发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国家也都大量吸引外国短期资本流入，而这些外国资本在东亚国家经济前景不妙时大量出逃，也导致东亚国家陷入困境。

　　事后看来，在墨西哥和东亚国家的危机爆发前向那些国家投资的外国资本所有者显然都犯了错误：他们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并不知道这些国家其实不是他们投资的最好场所，从而将自己的资金投入了错误的地方。国际游资大量涌入某国时往往根据的只是对在该国盈利前景的盲目乐观的预期，大量撤出某国时根据的也往往只是对在该国亏损前景的盲目悲观的预期。而事实往往会证明这些预期是错误的。

　　经济学界之所以迷信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具有一边倒的“优越性”，说到底是由于相信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那几个最脱离实际的假定：不存在货币创造问题，已经存在着为资本自由流动所必要的统一的、足够数量的货币;人们的市场买卖行为不会引起信息上的外部性，人对未来的预期总是正确的，对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进入和退出不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等等等等。

　　要正确地判断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利与弊，我们就必须认真地考虑现实中的一切客观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可能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它可能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有害于某些相关国家的整体利益;资本的所有者们也同样会犯(至少是暂时地犯)短视的错误：他们可能会一时普遍地高估某一国的赢利可能性，从而将资本过多地投入某一国，一时又普遍地低估该国的赢利可能性，从而过多地从该国抽出资本。

　　理论家们会说，资本家们的这种错误都是“暂时的”。但是正是这种暂时而又带波动性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可能对某些国家是致命的：这种投资决策上的“波动性错误”会给一个资本并不丰富的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使它陷入巨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之中。墨西哥和东亚的金融危机都正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次危机酝酿和爆发的过程中，国际游资的流入和流出起了很恶劣的作用。大量国际游资的急剧流动、对这种流动监管的困难，使这两次危机成为可能。考虑到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说，对不发达国家来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绝不是一件好事情，它们现在不应当完全加入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为什么不发达国家目前不应当去追求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因为当前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对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经济生活负责。而如果没有一个经济上的世界政府，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为什么没有一个经济上的世界政府，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就会是灾难?只要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资本才能在一国内自由流动，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资本能够在什么范围内自由流动，取决于在什么范围内有一个经济上的统一的政府。

　　在当代西方的发达国家中，资本至少在一国内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本之所以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自由流动，是因为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在经济上起作用。这样一个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1.这个政府管理着货币的发行，从而为该国的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统一的流通工具;2.这个政府制订并执行有关金融业的各种法律规章，从而建立并维护着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制度框架;3.这个政府为本地区范围内每一个角落的经济生活负责，它不但保证本国各地区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负责资助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只有当一个统一的政府在某一地域内在这三个方面充分有效地进行统治之时，资本在这个地域内的自由流动才会有确定不移的好处。

　　在现在的世界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只能是资本在其货币形态上的自由流动。谁都知道，资本在其实物形态上其实是高度不流动的：高炉这样的实物资本是根本无法自由流动的。只有当资本处于其货币形态时，资本才能真正地自由流动。但是这样一来，资本的自由流动就有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流通的范围内，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资本自由流动。如果一个地区是由分别流通着不同货币的不同货币区构成的，在这个地区中实际上就无法实行资本自由流动。

　　这首先是因为，当资本从流通着一种货币的地区流向流通着另一种货币的地区时，它通常必须从一种货币兑换为另一种货币。这种货币兑换本身就是对资本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的一种障碍。更严重的是，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给资本的流动增加了一个巨大的风险——汇率变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会大大减少有效率的资本流动，使真正投资于实业的资本所有者们对转移资本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却又以对汇率投机的巨大回报引诱出凶猛的货币投机。而这样大规模的货币投机反过来又造成了汇率的剧烈波动，这样剧烈的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都有着极大的害处。墨西哥和东亚的经济危机都是从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汇率的崩溃开始的。

　　正是由于汇率波动的风险大大损害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欧共体国家才在实行人员特别是资本在欧共体范围内的国际间自由流动之后不久，就断然跨出了实行统一的货币——欧元的决定性的一步。在这个问题上，索罗斯等投机大王的所作所为给欧共体国家上了很好的一课。欧元产生的实践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多大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流通，在多大范围内才可以实行真正的资本自由流动。

　　不仅如此，一个统一的货币还意味着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来决定一个区域中的货币流通量和创造货币的方式。而一个区域中的货币流通量的变动和货币创造的方式，对资本在这个区域内的流动方式和规模当然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通货膨胀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当然与物价总水平稳定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很不一样。这样，不同的货币创造中心(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同的货币量增长速度和货币创造方式，并由此造成不同的资本流动方式。

　　对那种由一个中心来决定货币数量和货币创造方式的制度，哈耶克曾经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但是不管哈耶克如何不高兴，由一个中心来创造一个区域中的货币的制度却更有利于资本在这个区域中的自由流动，因为它造成了这个区域中统一的物价增长速度和货币创造方式，从而使资本流动可以有比较一致的方式，由大大简化资本流动的方式而提高资本流动的效率。而在流通着不同货币的地区之间，资本的流动必定要经历其流动方式的变化，这不仅会降低资本流动的效率，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配置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保证这些地区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提高经济效率的。

　　本书的第三章已经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政府都要制订并执行有关金融业的各种法律规章，以便建立和维护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制度框架。这特别是为防止各种金融欺诈所绝对必要的，而金融上的欺诈又是最损害资本自由流动的效率的。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上来，意味着有效率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有3个制度上的框架：首先是要有足够的法律规章来规范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其次是这种法律规章应当足够完善，能够事先预防巨大的国际金融灾难，最后是各个不同国家的这种法律规章要能够适当地相互衔接。

　　可惜的是，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3方面都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制度框架，它也不太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框架。

　　首先，现在还没有足够有效的法律规章来规范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因为这种流动本身在本质上是资本脱离一国的法律管辖而又没有受另一国法律管辖的过程。管制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法律规章本质上都只在一国范围内生效，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疏漏都会给整个世界的金融造成巨大的损失。使1997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极其剧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外国资金的国际流动没有实施适当的管理，特别是对国际游资的流动没有实施足够的限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暴露在国际游资的自由冲击之下。

　　其次，现在生效的有关资本国际间流动的法律规章有着极大的缺陷，甚至根本就不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正确办法。一方面，经营国际金融投机业务的机构(如对冲基金和进行投机活动的银行)并不向金融监管机构提供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使国际统一的金融市场所需要的监管缺失;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提出的是错误的要求：它要求这些国家保证发达国家债权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不要求那些作出了错误的国际资本流动决策的人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从而是在鼓励继续进行造成危机的国际资本盲目流动。

　　最后，在有着不同的政府的地区之间，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一般来说是不会一样的。这是因为这种制度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制订和执行的有关金融业的法律规章。但是不同的政府制订和执行的有关金融业的法律规章很难完全一样，它们建立和维护的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因此也往往是不一样的。不同政府下资本流动制度框架上的差别不仅会降低资本在这些政府统治的地区之间流动的效率，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配置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很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的。

　　国际金融界的精英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1998年强调，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其金融业的监管不象发达西方国家那样严格而有效率，才造成了东南亚严重的金融危机。这等于承认，在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差别很大的地区之间实行资本自由流动有可能引起巨大的灾难。而东亚的经济危机又只不过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此外，任何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保证本国各地区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并且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负责资助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这是对资本自由流动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弊病的一种必要的补救：一个地区资本的大量净流出可能会使该地区由于大量丧失资本而贫困化，这就需要使该区劳动力大量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或政府对该区直接给予财政补贴，这至少可以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人民的贫困化。没有这种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资本的自由流动可能会在某些时期降低某些地区的整个的社会福利。正因为如此，欧共体才在实行各国之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实行人员的自由流动。

　　但是谁都知道，只有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才可能实行这种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政府的直接财政补助。正是因为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统一的欧共体政府，欧共体才能在其内部实行人员的自由流动。但是最令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愤怒的是，没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会允许我们与他们之间实行人口的自由流动。在不允许我们的人口自由地流向它们这些国家、不承担向我们提供大量(不是象征性的!)财政补助的义务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向我们兜售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难免给人留下伪善的印象。

　　可以说，在多大的地理范围内有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上的政府，资本才可以在多大的地理范围内自由流动。欧共体各国在欧共体范围内实现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是因为它们已经把欧共体建设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经济上的政府，特别是因为它们正在实行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而要实行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就必须至少在经济上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没有一个在经济上既负责任又有效率的统一的世界政府，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就不会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带来好处，反而可能带来世界性的灾难;特别是对我们这样资本贫乏的国家，它可能造成许多灾难。

　　谁能担当这个经济上的世界政府的角色?名义上联合国应当起一个世界政府的作用。但是谁都知道，联合国这个“世界政府”是纯粹的有名无实。在经济事物方面，它更不可能履行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的任何功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本来应当至少履行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是懂行的人都知道，它们离一个真正的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那么，哪一个大国的政府可以代行世界政府的职能吗?这是纯粹的幻想。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将把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谁能保证它去考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的利益呢?何况在现在的形势下，也只有美国可以勉强起一点类似的作用。但是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索马里进行武装干预的短命尝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全世界，美国和那个有名无实的“世界政府”联合国一样，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担当这个“世界政府”的角色。就是在“911”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也只是对阿富汉进行了一场惩罚性的战争，却丝毫不想在那里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职能。

　　不发达的国家不应当对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抱幻想。真正的全球性资本自由流动只有在真正的经济上的世界政府、一个在经济上既负责任又有效率的世界政府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会形成这样一个真正的经济上的世界政府。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不会是一件好事情。它很可能会使全世界陷入一场经济上的灭顶之灾，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祸害无穷。

第五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根据以上几节的论述，我们现在可以全面地说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将强迫全人类付出的代价。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如下的害处：

　　1. 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将变得极为困难。这将使向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的产业升级过程受阻。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冲破这方面的阻力，它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陷入停滞，象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无法摆脱经济不发达的地位。

　　2. 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很容易地夺走不发达国家最有利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抢到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回报最高的投资项目，获取巨额利润，成了真正的吸血鬼。

　　中国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表明外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怎样的巨额利润。前边已经指出，近几年来外国资本的净收益已经达到一千多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跨国公司更是在中国攫取了惊人的利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全球的年产量是500万辆汽车，它通过与中国的合资企业在中国只生产了35万辆汽车，而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却占其全部利润的40%;生产感光材料的柯达公司在全世界的经营都不景气，便把80%的生产能力都转移到了中国，把中国当成它主要的利润源;韩国公司在中国设厂后，其利润就可以增加17%。

　　当然，如果外国企业在不发达国家的经营和盈利并不影响这种国家本国企业的经营和盈利，我们就没有多少理由抱怨外国企业的高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企业在高盈利的同时至少还可以增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增加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但是，现实的问题恰恰在于，外国企业在不发达国家的高盈利往往同时意味着这些国家本国企业的亏损。这种亏损可能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企业与其本国企业争夺生产要素，提高了其生产成本，更可能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企业夺去了其本国企业的销售市场。

　　不发达国家中的外国企业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夺去其本国企业的销售市场。它们销售的增加可能直接减少了本国企业的销售，也可能间接减少这些本国企业的销售，也就是使它们无法再得到它们本来可能得到的销售增加额。外国企业不仅可以夺走本国企业在不发达国家本国的销售市场，而且更可能夺走它们在本国之外的出口市场。

　　外国企业抢走本国企业市场，这在近20年的中国也十分明显。在20年前的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汽水厂，大大小小的汽水厂可能不下上千家。而由于美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侵入并占领市场，这些汽水厂绝大多数都倒闭了。“可口可乐”把这些中国汽水厂的销售市场变成了自己的丰厚利润。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照相胶卷、化妆品等行业中都表现得十分清楚。

　　3.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不一定能使不发达国家真正吸入资金，反而可能导致资金倒流向发达国家。目前的事实就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证明。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高调甚嚣尘上的90年代后半期，国际资金流动的方向并不是不发达国家，而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在这个时期中，最发达的西方7国总起来说不是净国外直接投资的付出国，而是净国外直接投资的吸收国，其中净资本流入的最主要国家就是美国。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几乎每年都有上千亿美元的经常帐户逆差，2000年这一逆差在4千亿美元左右，约占美国GDP的5%。而美国的这种经常帐户逆差最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吸入的外国资金数量，表明国际资金流动的方向是流向美国。

　　本章第二节已经指明了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全球化受害者。这些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全球化受害者主要集中在受进口冲击或受对外投资之害的部门。经济全球化下的进口对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部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这些部门多半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由此而造成的失业损害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中低工资、低技术的一般工人，也就是发达国家中最穷的穷人。此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也会减少其在本国的投资，而这又直接减少了它们雇佣本国职工的人数。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发达国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的愤恨，从而引发了近年来发达国家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全球化抗议浪潮。在美国，这股抗议浪潮的主要组织者是工会，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确实损害了大批美国普通工人的利益;而在西欧，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更主要地是由绿色环保组织发动的。环保主义者们认识到，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追求利润、追求赚钱的动机推动的，而这种动机通过种种途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极大地加剧了全球性的环境灾难。于是，保护自然和保护工人的组织就成了反经济全球化的主力。这正是我们时代人类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的集中表现。

　　自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以来，出现了“全球化”的反经济全球化抗议大军。在西雅图会议期间，几万人的示威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受到了严重干扰。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会议都受到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冲击。而这种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在2001年8大经济强国首脑的热那亚会议期间达到了最高潮。

　　在2001年7月热那亚“8国首脑会议”期间，10万人涌入热那亚示威以反对经济全球化。冲突中有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抗议大军由700多个形形色色的大小组织组成，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维护消费者权益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激进党人、反资本主义分子、反警察的国际极端主义分子等等。现在，全球化已经成了现行国际秩序特别是现行的经济秩序的象征，成了现行秩序下一切令人憎恨的事物的象征。一切对现行秩序不满的人都在反全球化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在这种群众性的反全球化喧嚣背后，经济全球化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危害：它使整个人类的经济生活甚至整个人类都极容易受很小的冲击伤害。在互联网这种多渠道自由联结的网络中，一个懂点技术的人制造的计算机病毒就可以破坏许多计算机中的文件，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全球的经济都被紧密地联结在一个个人自由活动的大网络之中。在这样一个超巨型的网络中，许多小小的破坏性行动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全球性经济损失。

　　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后，许多人曾经将危机的爆发归咎于少数对冲基金在货币市场上的恶性投机。这种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夸大其词的。东亚国家陷入金融危机，首先是因为它们自己的经济有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对少数国际投机巨头如索罗斯等人的指责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成分。这些巨头的投机行为确实引发并加剧了危机。可以预计，经济越是全球化，个别投机巨头的投机之类的小破坏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会越大。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建立的是两极分化的全球性国际分工，它的基础是以比较优势来决定国际分工。而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的，是它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的程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相对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都完全可能改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之下的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前景：

　　一种前景是目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的相对差距不变。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不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国际分工就会延续下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也会延续下去。在这种前景下，经济全球化不过是保持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优势的手段而已。

　　另一种前景是各国之间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的相对差距逐渐消失。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这将导致由于技术不同和资本密集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国际贸易(李嘉图模式的贸易和新古典模式的贸易)消失。当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完成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将处于增长理论上所说的那种“长期稳定状态”。那时国际贸易将主要是由于规模经济下的竞争要求各国的企业超出国界进行销售，而这在目前被人们称作是所谓的“产业内贸易”。

　　这样一种发展前景将导致许多重要的后果。

　　首先，这种发展导致国际贸易的原因由3个变为一个，很可能造成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下降。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经济全球化之下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使国际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上升。如果这种发展过程在各国之间拉平了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那么这种发展更有可能降低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

　　其次，当这个发展过程完成之后，事后看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全世界的长期稳定状态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它先按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形成了某种国际分工的结构，然后就通过拉平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来消除这种分工。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都会经历反复的变化，如老的发达国家中的劳动密集产业先是被毁灭，以后又得以重建。这必然不断地毁灭投入各个特定产业中的专业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最后，这样一种发展虽然会导致走向共同富裕的世界经济，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剧烈的结构变化和冲击。在穷国产业升级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先是失去了劳动密集的那些产业部门，后来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部门的生产。这样剧烈的结构变化必然造成大量的失业，不断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无论最终出现的是哪一种前景，经济全球化的这两种前景都不会是始终令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幸福的前景。而照现在的趋势，更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前景——不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着它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这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全球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迅速提高其整体的技术水平。

　　经济全球化还会使人类付出另一个巨大的代价：它使经济波动全球化。而目前的国际经济协调并不能很好地防范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波动。这是因为目前不可能存在世界性的政府，国际经济协调没有政府才能造成的那种统一的强制性。

　　经济全球化与波动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特别是使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波动全球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本身也会发生波动——它不可能直线性地一直发展下去，特别是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一直发展下去，而完全可能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呈正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曾经有过一个经济全球化相当发达的时代，而就在那个时代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波动具有极强的同步性，以致于人们谈起那个时代的经济衰退时，几乎从来不说它是哪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而总说它是“世界经济危机”。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为止，那半个多世纪中的每一次经济衰退几乎总是会在相距极近的时间内波及英、美、法、德等西方主要工业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几乎是同步发生波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除了1973-1975年西方的那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外，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常常只是一个国家、至多是一个地区的局部现象;甚至美国的多次经济衰退也没有把别的国家拖入萧条的泥潭。

　　现在回头看来，人们在过去许多年中经常谈论的“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消失”这一现象，根源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总需求的政策，而这种调节的主体至今为止还是各国的政府而非国际性的权力机构;另一个原因就是战后最初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小。而现在，当经济全球化程度重新上升、各国政府都越来越无法控制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时，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经济波动的全球化几乎肯定要卷土重来。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2000年末所写的。现在，当我们在2001年末回顾过去一年世界经济的状况时就可以看到，上面那段话中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当美国在2001年中陷入经济衰退以后，日本和西欧都跟着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或滑向了衰退，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到来了。

　　经济的全球化为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提供了传导的基础：当一国(特别是大国)发生经济衰退时，它总收入的下降将直接减少别国对它的出口;它的名义汇率的下降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也都会降低它的实际汇率，从而进一步减少别国对它的净出口;由于全球化使这些“别的国家”的经济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净出口的下降就会将这些“别的国家”也拖入总需求下降的衰退之中。

　　当然，经济的全球化也可能提供减低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因素：发生衰退的国家资本的净流出会大增，而这些流到国外去的资金可能很快就会变为“别的国家”的投资，从而扩大这些“别的国家”的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抵销这些国家净出口下降的影响。但是，这样一种抵销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将会很小：这些“别的国家”的净出口减少所造成的总需求减少更可能造成投资者对盈利前景悲观，从而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些国家的投资。更不要说支配投资者的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一国的经济衰退在全球化的那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下很可能使别国的投资者仅仅因为情绪变悲观而减少投资。这样，从发生衰退的国家流出的资金多半不会变成别的国家中的投资，而只是变成了地道的游资——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简直必然要使经济波动全球化。

　　另一方面，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本身也会出现严重的波动。我们从这一段历史中应当得出的教训是：任何这一类的所谓“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否会逆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越严重，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19世纪7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使德国转向了保护关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干脆葬送了那一次的经济全球化。

　　从经验事实上看，2000年以前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并没有造成经济波动的全球化——东亚的金融危机只是影响了东亚地区，并没有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美联储不是在美国股市暴跌时连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如果中国顺应当时的潮流而让人民币贬值，就没有人能够保证东亚金融危机不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而当美国本身在2001年陷入经济衰退时，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就真的到来了——这是经济波动开始全球化的标志。如果各大经济体不采取切实的措施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波动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全球化造成经济波动同步化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归根到底，只有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那种“逆潮流而上”的自主经济政策，才可能阻止经济波动的全球化。而在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很难想象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和中国政府的那种“反潮流”的自主政策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当然，许多人会安慰我们说，现在的发达国家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宏观调节能力，能够防止发生任何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严重地削弱任何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实行宏观调节的能力，而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有效地对全球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机制。事态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局势。

　　其实这种灾难的征兆已经出现。近年“经济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额的美国贸易逆差造成的。美国已经维持了近20年的大量贸易逆差，2000年的逆差更达到其GDP的4-5%。这意味着光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占全世界一年总产出的1%。而这种贸易逆差表现的是外国资金持续不断地大量流入美国。正是在“全球化”的宣传甚嚣尘上的最近几年，全球资金流入美国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这种流入完全是以美国投资回报率高的预期为基础的，而近年美国投资回报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宏观经济过热的过程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正在逆转。一旦美国盈利率高的神话消失、全球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放慢，世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那时候会发生什么，这决不是迷信“全球化”的人所能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