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2020-5-28 05:20|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3302| 评论: 6|原作者: 白宫战略报告|来自: 西雅图中文电台

摘要: 白宫制定了一份新的对华战略报告，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报告说，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法，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领域的扩张。特朗普总统已经在周二签字，白宫在周三递交国会。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介绍

自 1979 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前提是，希望通过深化接触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使其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40 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做法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制约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 20 年里，改革的步伐放缓、停滞或倒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与世界接触的增多，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使其与以公民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秩序接轨。中共反而选择了利用自由开放规则的秩序试图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北京公开承认，它试图改造国际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默许民族国家，损害了美国的重大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国和个人的自主权与尊严。

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方针，其基于对中共意图和行动的清醒评估、对美国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再评估、以及对更大双边摩擦的忍耐。我们的做法并不是以确定中国的某一特定最终状态为前提。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正如 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的四大支柱所阐述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1) 保护美国的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2) 促进美国的繁荣；(3) 通过实力维护和平；(4)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

我们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性方针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我们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适应力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利益的行动。即使在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在同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尊重，与中国人民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不谋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美国期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使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需要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政府致力于建立伙伴关系以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这些政府的重要伙伴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国会一直通过听证会、声明和报告来揭露中共的恶行。国会还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法律授权和资源，让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美国政府还肯定了盟友和伙伴们为制定更清晰、更有力的对华方针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欧盟在 2019 年 3 月出版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等。

美国还在同外国盟友、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积极的替代方案，支持自由开放秩序的共同原则。具体到印太地区，其中许多举措在国防部 2019 年 6 月的《印太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务院 2019 年 11 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报告》等文件中都有介绍。美国正在与相互一致的愿景和方针进行合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印太展望》、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印度的《区域安全与增长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理念》、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等。

本报告并不试图详细介绍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作为战略竞争的一部分所开展的全面行动和政策措施。相反，本报告将重点介绍《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情况，因为它最直接适用于中国。

挑战

今天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诸多挑战。

1. 经济挑战

北京在履行经济改革承诺方面的不良记录以及广泛采用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扭曲了全球市场，违反了国际准则，并污染了环境。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政府同意接受 WTO 的开放市场导向方针，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贸易体系和机构中。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中国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将自己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和贸易体制。

但这些希望并没有实现。北京没有将竞争型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做法内在化，而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系统性地保护国内市场。北京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工业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使中国能够以牺牲掉那些没有北京给予不公平优势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全球市场份额。中国保留了非市场经济的结构，并以国家主导、重商主义的方式进行贸易和投资。政治改革也同样萎缩和倒退，政府和党的区别正在被侵蚀。习总书记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实际上无限期地延长了国家主席任期，这些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

美国贸易代表（USTR）在 2018 年的《关于中国根据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对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调查结论》中，认定中国政府的许多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带来负担或限制。根据严格的调查，USTR 发现，中国政府：（1）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将其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2）对美国公司以市场条件许可其技术的能力施加实质性限制；（3）指导和不公平地协助国内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4）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进行未经授权的入侵，以获取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

在北京停止掠夺性经济行为的承诺清单上，充斥着许多被打破的和空洞的承诺。2015 年，北京曾承诺停止由政府主导的网络窃取商业秘密以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2017 年和 2018 年又重申了同样的承诺。2018 年晚些时候，美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将针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信息的全球计算机入侵活动归咎于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运营商，这违反了北京 2015 年的承诺。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京已经签署了多项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议。尽管如此，世界上 63% 以上的假货来自于中国，给世界各地的合法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虽然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现在是一个 “成熟的经济体”，但在与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时，中国仍旧声称自己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是高技术产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在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开支和对外投资方面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却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为系统性地扭曲全球多个部门的政策和做法辩解，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一带一路”（OBOR）是中国政府用来描述其各种倡议的总称，其旨在重塑国际规范、标准和网络，以促进中国政府的全球利益和愿景，同时也为中国国内经济需求服务。通过“一带一路”和其他举措，中国正在扩大中国工业标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使用范围，这也是以牺牲非中国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加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北京标榜的项目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媒体合作、科技交流、文化和宗教项目，甚至军事和安全合作。北京也在寻求通过听命于中共的专门法院对有关“一带一路”的商业纠纷进行仲裁。美国欢迎中国对符合国际最佳做法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但“一带一路”项目的运作往往在这些标准之外运作，其特点是质量差、腐败、环境恶化、缺乏公共监督或社区参与、贷款不透明，以及在东道国产生或加剧治理和财政问题的合同。

鉴于北京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杠杆从其他国家获取政治让步或对其他国家实施报复，美国判断，北京将试图将“一带一路”项目转化为不正当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入。北京利用威胁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精英、企业、智库等施压——往往以不透明的方式——迫使他们屈服于中共的立场，并审查自由言论。北京限制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挪威、菲律宾等国的贸易和旅游，并拘留了加拿大公民，以期干涉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和司法程序。2016 年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国后，中国政府通过对地处内陆的蒙古国途经中国的矿产出口征收新的关税，暂时瘫痪了蒙古国经济。

北京寻求全球对其环保工作的认可，并声称要推动“绿色发展”。然而，中国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北京提出了模糊而无法执行的减排承诺，让中国的排放量持续增长直至“2030 年左右”。中国计划增加的排放量将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减排量的总和。中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数以百计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塑料污染源，每年向海洋排放超过 350 万吨。中国在全球沿海国家的海域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居世界首位，威胁了当地的经济和海洋环境。中国领导人不愿遏制这些对全球有害的做法，这与他们对环境管理的口头承诺不符。

2. 我们的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价值主张，挑战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即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一代领导层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快努力，将其治理体系描绘为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运转得更好。北京很清楚，自己正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2013 年，习总书记呼吁中共为两个竞争体系之间的“长期合作与冲突”做好准备，并宣称“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社会主义必将获胜。”

习总书记在 2017 年曾表示，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强化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球领导者”。这一制度植根于北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并将民族主义的一党专政、国家主导的经济、为国家服务的科学和技术部署、个人权利服从于共产党的多个目标结合在了一起。这与美国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和每个人的固有尊严和价值原则背道而驰。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高举“构建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习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愿景。然而，北京为迫使国内的意识形态整合而做出的努力，却呈现出中共所领导的 “共同体 “在实践中令人不安的景象。(1) 反腐运动肃清了政治反对派；(2) 对博客、活动家和律师进行不公正的起诉；(3) 通过算法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逮捕；(4) 对信息、媒体、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5) 对公民、企业和组织进行监视和社会信用评分；(6) 对被认为是异见者的人士进行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在国内一个严酷的例子中，地方官员在社区图书馆宣传焚书活动，以表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习近平思想”保持一致。

这种治理方式的一个灾难性的产物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自 2017 年以来，当局将 100 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关押在灌输营中，许多人在那里忍受着强迫劳动、意识形态灌输和身心虐待。在这些集中营外，政权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生物遗传学等新兴技术来监控少数民族的活动，以确保他们效忠于中共。对基督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和法轮功成员的广泛宗教迫害，包括拆毁和亵渎礼拜场所、逮捕和平信徒、强迫放弃信仰、禁止按信仰传统养育子女等。

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认同运动并没有止步于中国的边界。近年来，北京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谋求对其政策的认同。中国当局试图扩大中共在全球话语和行为上的影响力，最近的例子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公司和运动队以及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政客。中国的行动正在向世界各国输出中共技术专制模式的工具，使专制国家能够控制其公民和监视反对派，培训外国合作伙伴的宣传和审查技能，并利用大数据收集来塑造公众情绪。

中国的党国控制着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宣传工具。北京通过国营的电视、报刊、广播和网络组织来传播其言论，而这些组织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中共经常隐瞒其对外国媒体实体的投资。2015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被曝出通过空壳实体控制了 14 个国家的 33 家电台，并通过提供免费的、亲北京的内容来补贴多家中介机构。

除媒体之外，中共还利用一系列行动在美国和其他开放民主国家推进其利益。中共统战组织和代理人以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大学、智库、学者、记者、地方、州和联邦官员为目标，试图左右其言论以及限制其在中国国内的外部影响。

北京经常试图强迫或劝说中国公民和其他人采取一系列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破坏学术自由和美国研发企业诚信的恶劣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盗用技术和知识产权，未能适当披露与外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关系，违反合同和保密规定，操纵联邦研发经费的公平和择优分配程序。北京还试图迫使中国国民举报和威胁中国学生，抗议与北京的政治叙事背道而驰的事件，并以其他方式限制作为美国教育体系标志和优势的学术自由。

中国的媒体实体、记者、学者和外交官可以在美国自由活动，但中国政府拒绝同美国对口机构和官员进行对等的接触。中国政府经常拒绝美国官员，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内的美国官员进入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国文化中心，这些中心设在中国的大学里，与中国人民分享美国文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经常面临骚扰和恐吓。

3. 安全挑战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共在试图消除其利益受到的威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战略目标时，使用恐吓和胁迫的意愿和能力也在增强。北京的行动并不能履行中国领导人的声明，即他们反对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预他国内政，或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北京违背其言辞，藐视对邻国的承诺，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台湾海峡、中印边境地区进行挑衅性、胁迫性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2019 年 5 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发布了《涉及中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评估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技术发展轨迹、安全和军事战略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和作战理念。2019 年 7 月，中国国防部长公开承认，“一带一路”与中国渴望扩大解放军在海外的存在，包括太平洋岛屿和加勒比海等地的存在有关。

北京的军事建设威胁到美国和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复杂的挑战。北京的军民融合（MCF）战略让解放军不受限制地进入正在研发和收购先进技术的民间实体，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大学和研究项目。通过不透明的军民融合链条，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的军事研发项目提供了两用技术，加强了中共压制国内反对派和威胁外国，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胁迫能力。

中国试图通过不正当行为主导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网络安全法》等歧视性法规中，该法规要求公司必须遵守中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使中共能够获取外国数据。中国的其他法律也迫使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必须与中国的安全服务机构合作，即使在国外开展业务，这也会给外国和使用中国供应商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带来安全漏洞。

北京拒绝兑现其做出的以及时、一贯的方式为持有美国遣送令的中国公民提供旅行证件的承诺，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公民被遣送出境，并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安全隐患。此外，中国政府违反双边领事条约，使美国公民在中国面临风险，许多美国人因中国政府的强制出境禁令和非法拘留而受到不利影响。

方针

国家安全局要求美国“反思过去二十年来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对手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中，将使其成为良性行为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前提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敌对方利用宣传和其他手段来试图诋毁民主。他们宣传反西方的观点，散布虚假信息，在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

在回归原则性现实主义的指导下，美国以此来回应中共的直接挑战：承认我们正处于战略竞争中，并适当保护我们的利益。美国对华方针的原则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愿景中都有阐述——主权、自由、开放、法治、公平和互惠。美中关系并不决定我们的印太战略，而是属于这一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框架之内。同样，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不排斥中国。

美国对中国政府采取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相同标准和原则。我们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希望从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得到并且应得的待遇。鉴于中国领导层正在做出的战略选择，美国现在承认并接受与中国的关系，正如中国内部一直以来所定位的一样：大国竞争关系。

美国的政策并非以试图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也不是对中国的例外主义和受害者说法做出让步。相反，美国的政策旨在保护我们的利益，使我们的机构能够抵御中共的不良行为和中国内部治理问题带来的附带损害。中国是否最终会与自由开放的秩序原则接轨，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我们承认，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负有代理权和责任。

美国反对中共企图在以下两者间建立虚假的等同关系：法制与法治、反恐与压迫、代议制与专制、市场竞争与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美国将继续挑战北京的宣传和错误叙述，这些说法歪曲了事实，并企图贬低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

同样，美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迁就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我们将继续驳斥中共关于美国处于战略撤退或将推卸我们的国际安全承诺的说法。美国将与我们强大的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网络合作，在我们自己的治理机构内、在世界各地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抵制对我们共同规范和价值观的攻击。

美国人民为中国的发展做出的慷慨贡献是有史可查的——正如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时代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一样。但是，北京政策和做法的负面趋势威胁到了中国人民的遗产和未来的世界地位。

北京一再表明，不会对美国的善意表态做出妥协，其行动并不受制于先前尊重我国利益的承诺。因此，美国是对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对其所声明的承诺作出回应。此外，我们并不会迎合北京的要求，为对话创造适当的“气氛”或“条件”。

同样，美国认为与北京进行象征性的和排场性的对话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我们要求取得切实的成果和建设性的结果。我们认识到北京的交易性做法，我们会通过及时的激励措施和代价或以可信的威胁来对其回应。当平静的外交手段被证明是徒劳无益时，美国将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并在必要时付出相应的代价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没有履行其承诺，包括：贸易和投资、言论和信仰自由、政治干预、航行和飞越自由、网络和其他类型的间谍活动和盗窃、武器扩散、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健康。与北京的协议必须包括严格的核查和执行机制。

我们与中国人民坦诚相待，并期待中国领导人的诚实。在外交问题上，美国对中共的无诚意或模糊的威胁作出适当的回应，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抵制胁迫。美国欢迎中国通过持续和坦诚的接触，以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式扩大合作，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我们的方针并不排斥中国。美国随时准备欢迎中国的积极贡献。

正如我们上述方针的宗旨所暗示的那样，竞争必然包括与中国的交往，但我们的交往是有选择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每一项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是为了谈判和履行承诺，以确保公平和互惠；澄清北京的意图以避免误解；解决争端以防止争端升级。美国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风险，管控危机。我们期望中方也能保持这些渠道的畅通与高响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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