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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地区国共敌后武装的合作与斗争(1938—1940)

2020-7-14 23: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710| 评论: 1|原作者: 梁坤|来自: 党的文献

摘要: 在抗战过程中,中共始终以抗日为首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抗战大局。而国民党地方武装以自身生存为第一要义,日伪力量占主导地位时,联合中共抗日;中共力量快速增强以至占据优势时,则不惜联合日伪,钳制中共。



在抗战过程中,中共始终以抗日为首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抗战大局。而国民党地方武装以自身生存为第一要义,日伪力量占主导地位时,联合中共抗日;中共力量快速增强以至占据优势时,则不惜联合日伪,钳制中共。

  湖西地区(苏鲁豫边区)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因其大部位于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等南四湖以西,故而得名。这一区域主要包括丰县、沛县、砀山、萧县、铜山、金乡、鱼台、单县、成武、嘉祥、巨野等十余县。该地区邻近津浦、陇海铁路,是沟通华北华中的咽喉,具备重要的战略价值。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在中共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当时,湖西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力量较为薄弱,如在鲁西南的单县、金乡等地仅发展了200多名党员。

  至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前,中共地方党组织主要是利用同李宗仁等国民党人的统战关系,动员民众支援正面战场的作战。徐州陷敌后,国民党正规军败退,地方保安武装力量涣散,土匪乘机肆虐。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从混乱的局势中挺身而出,着手组建敌后抗日武装,扩大了政治影响;同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当地有志抗日的国民党人士和武装力量开展合作,共同抗日。在此情形下,国共两党在湖西地区共存的局面逐渐形成。

  近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逐渐从梳理宏观脉络下沉到探究微观实态,如对山东、河南、安徽、浙东等区域的研究日益涌现。不过,针对湖西这一较为特殊的地域,目前少有学者关注。本文以《黄体润日记》《丰县文献》等有关档案、文献、报刊、回忆录资料为支撑,探讨1938年5月至1940年6月国共敌后武装在湖西地区的合作与冲突,以期丰富对敌后战场国共关系的研究。

  

  一、国共地方武装的合作与生存危局

  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并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在湖西地区,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主动开展统战工作,既维持了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良好关系,也取得了国民党湖西各县党政干部的信任。如在丰县,中共争取到了国民党丰县党部常务委员李贞乾的支持,并于1938年9月正式接纳他为中共党员。借助李贞乾与丰县常备队副大队长黄体润的密切关系,中共得以进入丰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中共高效的动员模式,赢得了黄体润的钦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多半吃苦耐劳,接近民众,确较现任党政工作人员作事积极”。除了丰县,中共在沛县、砀山县等地也建立了与国民党县长冯子固、窦雪岩等人的统战关系,为敌后合作抗日提供了条件。

  徐州沦陷后,国民党军队西撤,湖西国民党地方政权崩溃。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敌后武装斗争上来,国民党各县实力派也迫切需要重建敌后政权与武装,以图自存。徐州会战后,日军大部进逼武汉,故而在湖西及其周边地区部署的兵力不多,如在丰县驻有约300人,在陇海线民权、虞城、砀山共驻有约2000人,在徐州至砀山驻有约3000人,以及与之配合的部分伪军。日方材料也显示,日军自徐州会战后虽屡次“扫荡”鲁西地区,但因“未曾驻兵,其治安恢复极差”,说明湖西地区日军力量一度较为空虚。因此,在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之外,形成了广大的真空地带,为国共敌后武装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需要指出的是,徐州失陷之前,中共“尚处于地下党的工作时期”,大多秘密活动;徐州失陷后,中共“在混乱局面中挺身而出”。因此,徐州甫一陷敌,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便利用与李明扬的统战关系,从李明扬处获得了“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成立湖西地区第一支中共公开掌握的地方武装。这支队伍不久即转赴湖东活动,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1938年6月,中共在湖西地区又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敌后抗日武装,称作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下文简称“第二总队”),由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斌任政委。

  与此同时,以黄体润、冯子固、窦雪岩等为首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受中共的感召与帮助,纷纷收罗人枪,重建地方保安部队,作为敌后抗日自卫力量。1938年5月,丰县沦陷,

  县长董玉珏西逃,军心民心大为涣散。6月,黄体润受中共成立抗日义勇队的影响,开始联络旧部,编并土杂武装,重建丰县常备队,编为一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共379人。在沛县,中共帮助冯子固建立游击武装,通过农救会动员群众参军抗日。后来,冯部被敌“扫荡”而崩溃,中共还“送枪送人,帮其整顿武装”。

  这一时期,伪军也趁混乱局势大肆扩张,其中以盘踞丰、沛二县的王献臣、籍兴科两股伪军最为猖獗。王献臣在丰县沦陷之前纠集土匪武装,打着抗日旗号,出任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四支队支队长,其队伍很快扩张到1500余人。1938年8月,王献臣投日,充任伪苏北警防司令。籍兴科原本也由土匪起家,投敌后担任伪苏北反共救国军司令。这两股土匪武装投敌后,加上铜山北部金啸虎的一支伪军,共同构成了对湖西抗日力量的主要威胁。不过,伪军考虑到自身生存,往往在抗日与附敌之间摇摆不定,加之与国民党政府嫌隙颇多,为中共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机会。1939年2月,中共苏鲁豫特委成功争取到了籍兴科所部2000余人起义。

  徐州会战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西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撤往苏北,“对丰县事颇隔膜”,形成国民党地方与上级“失联”的状态。这种局面造成湖西地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其武装难以得到上级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与正规军的支援。加之其自身军政素养不足,因此十分依赖中共的力量牵制敌伪。

  湖西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开展了多方面的密切合作。

  其一,军事上的互相配合与支援。为应对来自敌伪的威胁,中共领导的第二总队与丰、沛等县国民党武装保持了密切的往来。1938年8月5日,李贞乾得知王献臣有投敌倾向后,当即与黄体润商讨对策,提出“嗣后吾两部抗日军队,要切实联络,暗中防备与监视”。8月底,王献臣投敌,第二总队与丰、沛两县国民党武装决定联合讨伐,并推李贞乾为讨逆军总司令。其中“丰沛当局均以其兵力的全部参加”,接受中共方面的“统一指挥”。9月19日,因缺乏弹药等给养物资,第二总队及丰、沛二县武装主动撤出战斗,未能消灭王献臣部。国共敌后地方武装第一次联合讨逆行动告一段落。除直接打击敌伪外,国共在防务上也相互配合。例如,1938年9月底,驻丰县的第二总队决定赴金、鱼、单、砀一带开展工作,李贞乾即与黄体润商定,将防务交由丰县常备队负责。

  其二,开展联谊。为增进国共军队之间的互信与友谊,第二总队与丰、沛等县国民党武装多次开展联谊活动。1938年7月28日,第二总队200余官兵经过丰县大郭集,黄体润率队欢迎,以示联络中共军队的诚意。为进一步增强各方之间的互信与联络,8月6日,由李贞乾发起,第二总队与鱼台抗敌自卫团、游击第四支队、丰县常备队在丰县召开军民联欢会,“到各部队官佐士兵千余人”,“人民抗日义勇队宣传队并演剧助兴,开会情形,颇为热烈”。

  其三,协商财政问题。湖西国共敌后武装的补给主要仰赖地方,双方在财政问题上保持了协商。例如,1938年7月至8月,黄体润与李贞乾就多次商谈如何筹措给养、解决军政开支,并决定采取截击敌人、收回仓库储押粮食等方式解决问题。

  尽管国共地方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保持了良好合作,顽强抗战,但对敌伪军作战时仍难以获得优势,尤其是联合讨伐王献臣之战的失败,使国共地方武装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从中共方面来看,在讨王战役中第二总队伤亡较大,士气大受影响,“战士思想比较混乱,需要进行抗战必胜和纪律方面的教育”。丰县国民党武装军心也颇为涣散。同时,由于军队抗敌无力,致使军民关系疏离,民众因惧怕敌军,“多不愿游击队驻扎其村,甚有以为日军专打游击队,不打老百姓,视游击队举动为多事者”。

  国共地方武装未能遏制王献臣的势力,导致其进一步坐大。籍兴科也趁机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武装。为凝聚力量,国共两党地方武装再度组成抗日联军。12月下旬,王献臣在日军支援下向抗日武装进攻。因敌伪攻势凌厉,抗日联军一度受挫。缺乏主力部队的支撑,湖西地区国共地方武装一时陷入极危险的境地。

  

  二、八路军进抵湖西及其对国民党武装的援助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确定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并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要求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华北、华中,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685团由晋西南挺进湖西,部队改称苏鲁豫支队(下文简称“苏支”),下辖三个大队,共2700余人,于1938年12月27日抵达单县、丰县边界。苏支东进,即面临如何与湖西国民党敌后武装相处的问题。由于这一时期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尚属融洽,苏支对湖西地区国民党敌后武装给予了一定的军事和政治援助,帮助其纾解了困局,同时为中共在这一地区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打下了基础。

  其一,军事支援。苏支甫抵湖西,恰逢国共地方武装发动第二次讨王战役。12月28日,黄体润正率领丰县常备队同王献臣苦战,进展不顺。当日,黄体润获悉八路军进抵丰、单一带,随即赴苏支驻地求援,苏支支队长彭明治当即决定应援。次日拂晓,苏支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王献臣部主力,并击溃增援王献臣的日伪部队,取得了击毙伪军100余名、俘获200余名的战绩,而苏支伤亡仅30余人,一举扭转了湖西抗战局面,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同时,八路军以实实在在的战绩与作战素养,取得了国民党一些人士的信任。例如,黄体润就称赞八路军“勇敢善战,且纪律严明,到处受民众欢迎,诚不可多得之军队也”,并萌生了学习八路军严守纪律及奋斗牺牲精神的意愿。这正如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言:“由于两党都有军队,使得抗日战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的最善责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

  八路军通过数次打击敌伪、土匪等,减弱了湖西地区的外部威胁。仅1939年一年,苏支“进行大小战斗七十余次,共击毙日寇五千一百余,杀伤日寇八千六百多”。不过,苏支主力一旦离开,日伪便借机卷土重来。1939年4月至6月,苏支主力南移萧县、宿县一带,在此期间丰县“屡次经敌扫荡,汉奸政权逐渐扩大,敌人据点日渐增多”。6月下旬,苏支一部返回丰、沛地区后,黄体润当即请求苏支主力帮助国民党地方武装开展游击,以求达到扶植抗日政权、打击敌伪的目的。

  由此可见,缺乏八路军主力援助,丰县常备队不敢主动寻找战机,只能龟缩据点任敌侵犯。例如,6月24日,黄体润在日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最近数月来,丰常所取之战略,多为坚守据点,因思此种战略,其弱点为被动的挨打。”

  其二,防务协助。为应对来自日伪的袭扰,拱卫湖西,八路军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在布防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八路军为主、国民党地方武装为辅的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地方武装战斗力差,难以单独应付日伪,因此一旦八路军移防,国民党地方武装便随之退守,并时常主动与八路军联络,显示出对八路军的防务依赖。例如,1939年1月16日,黄体润同窦雪岩、李贞乾会晤彭明治,商谈各部队之间配合布防事宜,当即决定苏支、挺进支队(1939年1月,第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李贞乾任支队长。)、丰县常备队“三个部队,距离使之相近,以便接洽联络”。

  其三,帮助开展政治工作。八路军除了对湖西地区国民党敌后武装给予军事援助、防务协助外,帮助其开展政治工作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湖西地区国民党敌后武装收拢的多为地方游杂、土匪势力,作战能力低下,军心涣散,政治意识淡薄。黄体润深知丰县常备队的诸多缺陷,在配合苏支讨伐王献臣后,“因觉部队纪律之差池,及战斗力之不强,虽有枪千余,究为乌合,设遇强敌,深有一击即溃之势。兼以上级干部人才缺乏,一切均由余躬自办理”。面对丰县常备队军政干部缺乏的难题,黄体润主动求助苏支代办军官教导团。苏支接受了黄体润的请求,帮助丰县常备队训练政治指导员。此后,苏支加强了对丰县常备队政治工作的协助,有力支援了黄体润的政工队伍建设。

  苏支对湖西国民党敌后武装的纾困与援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39年12月,黄体润回顾年度工作时指出,八路军在击溃伪军王献臣之后,国民党丰县政府得以转危为安。与此同时,在苏支有力的政治指导下,丰县常备队“军政干部积极训练,向加强战斗力、提高纪律两目标迈进后,全军进步颇大,现已渐渐走上轨道”。

  八路军的援助,不仅坚定了湖西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抗战信心,使其能“经常地去伏击与袭击敌人”,而且加速了他们的发展壮大。如丰县黄体润部发展到4000余人,沛县冯子固部发展到5000余人,砀山窦雪岩部发展到1000余人,国民党的一些县、区政权也随之恢复。苏支受益于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在抗击敌伪时越来越游刃有余,部队规模亦不断发展壮大,一度达到13000余人,成为活跃在湖西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

  八路军进抵湖西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统战原则,通过对国民党敌后武装的援助,争取到了与之良好合作的局面。不过,由于国民党地方武装军政素养较差,国民党地方政府明显较为依赖八路军,甚至黄体润曾向彭明治明言,“徐西各县甚愿苏鲁豫支队在苏鲁边区作为主力,领导各县地方武力,共御外侮,驱逐日寇”。

  正如梁漱溟在1939年考察苏北各地后认为的,“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各县国民党政权“所凭藉的武力,竟可说清一色的八路势力……四个县长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不可。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三、合作中的斗争与冲突

  尽管湖西国共敌后武装一度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事实上双方的合作基础并不牢固。在湖西地区,国民党武装对中共与八路军的活动一直存有提防之心,而中共也十分警惕国民党制造磨擦。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逐步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湖西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随之将主要精力用于防范中共,在抗击敌伪方面愈趋消极与被动。

  1939年初,一度与丰、沛等县“失联”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逐步加强了对苏北各县的联系。4月,国民党苏北专员董铎召集各县长,“传达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后,开始了政治反共”。湖西各县国民党政权响应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排挤、压制中共力量,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春,针对中共快速发展党员的现状,国民党沛县党部与中共展开对青年的激烈争夺,试图扭转不利局面。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致电蒋介石,报告八路军在单县东南各区自设学校,吸收青年,对八路军的发展“殊为可虑”。

  在排挤中共方面,湖西地方实力派也是不遗余力。尤其是在1939年7月八路军拘捕反共的国民党鱼台县长朱启森,公推李贞乾为鱼台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后,愈发触动了湖西国民党的敏感神经。同年10月,黄体润在一封信中说,八路军“已不可信,且其驻地距我部又近,如有敌情发生,何能一块作战”。1940年1月,黄体润将丰县常备队政训处主任王效斌调离,因王“系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本部原系国民党领导之部队,对信仰不同之人,未便久任要职,以防发生意外”。在王效斌离开丰县常备队后,黄体润甚至认为,“此时若不清共,将来必吃其亏”。尔后,黄体润时常与人商量“应付八路军问题”,日益显现出对中共的不信任。在沛县,冯子固也开始限制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排挤在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中共党员。

  与此同时,湖西地方实力派屡次向国民党中央及省政府请求支援,以图集中力量打压中共。1939年11月,丰县、沛县、砀山、铜山四县县长联名致电徐海行署主任王公玙,“说明四县有兵力约2万人,惟指挥不统一,各自为政”,请求国民党中央统一各县军权以压制八路军。1940年1月,窦雪岩等呈请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派知兵大员,来苏鲁边区,将十数县武力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并开展党政民运等项工作”,希图在军政方面限制中共的发展。这些行为足见湖西地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中共的敌视态度。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国民党军政力量开始在全国执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制造磨擦方面逐渐“由秘密到公开,由局部到全部”。铜北顽固分子耿少孚甚至以“与八路军合作抗日”的罪名杀害国民党进步人士。1939年11月,耿少孚围攻中共铜北办事处、铜北独立营,制造了“千里井惨案”,双方的磨擦升级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千里井惨案”是湖西地区国民党“军事反共的第一炮”。此后,湖西地区国民党更是变本加厉地制造军事磨擦。

  早在1939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即指出,“政权将为山东磨擦的中心”,并决心“坚持反磨擦”。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对苏鲁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根据当地具体情形,发布反投降反分裂倒退的宣言,以政治优势压倒反共分子”,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的武装斗争,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必要条件”。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湖西地方党组织及八路军开展灵活多样的反磨擦斗争,“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首先,八路军对有投敌倾向的顽固分子石友三予以坚决打击。其次,中共从抗战大局出发,利用在抗击敌伪中形成的联络关系,以民族大义为感召,尽力维护与坚持抗日的黄体润、冯子固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缓释他们对中共的政治偏见。如1939年12月15日,李贞乾约黄体润彻夜长谈,黄体润表示,认同李贞乾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彭明治在与黄体润协同抗敌中,也再次建立起了联络关系。耿少孚进攻中共军队的事件发生后,彭明治屡次邀约黄体润会晤,希望消除国共之间的误解。12月16日,彭明治向黄体润表明,“对于八路军与各县关系,表示就抗战上讲,就私人感情上讲,均有密切联合之必要。惟对于耿少孚在千里井收缴八路游击大队一部枪支,表示愤慨,但仍愿和解”,释放出了中共的善意。黄体润当即也表示,“嗣后应精诚团结,共御外侮”。此外,中共加强对湖西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通过诸多反磨擦与缓和冲突的举措,一度大体上维持了与国民党武装的合作关系。然而,终因湖西地区顽固势力执行国民党“积极反共”的方针,导致合作局面破裂。

  1940年6月丰县、沛县国民党武装挑起磨擦,制造了六一三事件,大肆排挤和捕杀共产党员。六一三事件后,湖西地区中共同国民党的合作和统战关系破裂,加之日军大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许多抗日游击根据地变为敌顽占区,不得不由公开到秘密,由合法到非法,由和平的发展到斗争的发展”。

  

  四、结 语

  1938年至1940年湖西地区国共敌后武装的合作与冲突,既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一个缩影,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一时期,双方的互动关系离不开国共整体关系的演变,但同时也受到区域内各方力量对比的影响。全面抗战之初,国民党地方武装在各自为战、缺乏正规军支援的局面下,显示出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依赖。不过,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湖西地区国民党敌后武装积极响应国民党中央“溶共”“防共”“限共”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双方合作出现大的裂痕。自1940年沛县六一三事件后,国共在湖西地区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冲突频发的阶段,甚至出现敌伪顽“三位一体、共同反共”的局面。从本质上而言,湖西地区国共敌后武装的关系演变体现了国共两党抗日理念的区别。

  在抗战过程中,中共始终以抗日为首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抗战大局。而国民党地方武装以自身生存为第一要义,日伪力量占主导地位时,联合中共抗日;中共力量快速增强以至占据优势时,则不惜联合日伪,钳制中共。因此,随着抗战的持续进行,中共不得不独力扛起领导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历史重任。

  作者:梁坤,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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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redchina 2020-7-15 02:22
很有意思。拍成电视剧估计也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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