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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〇年代基层社运至今的左翼求索 —— 林正慧访谈

2020-7-18 22: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789| 评论: 0|原作者: 林丽云|来自: 激流网2020

摘要: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课题。” 台湾著名左翼活动人士、《批判与再造》编委林正慧从大学期间参加社团到毕业后加入社运工作室都一直在探索这个“课题”。



这篇访谈生动地展示了林正慧和她的同志们一起探索左翼事业的历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〇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分野。

  主访丨林丽云

  整理丨陈莹恩

  时间丨2015年12月7日

  地点丨新店花园新城林正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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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著名左翼活动人士、《批判与再造》编委林正慧

  激流按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课题。”台湾著名左翼活动人士、《批判与再造》编委林正慧从大学期间参加社团到毕业后加入社运工作室都一直在探索这个“课题”。在参与一系列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与底层人民的近身接触,使她对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构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更坚定的反抗决心。林正慧认为,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不同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参与的方式,需要不断去认识和学习。这篇访谈生动地展示了林正慧和她的同志们一起探索左翼事业的历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〇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分野。本文原载于《人间思想》杂志,感谢《人间思想》杂志授权激流网刊发。转载略有删节。

  一、成长背景与社会意识的启蒙

  林丽云:先讲一下访谈的脉络,今天访谈的主轴是这样子:我们研究室的七〇至八〇年代战后左翼口述访谈,目前的焦点是厘清八〇年代社会运动的左翼路线与陈映真的系统的关系,陈映真的系统主要指老同学、《人间》到之后现在的整个统左系统,其实就是与《夏潮》系统在思想、实践、资金等面向的关系。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将个人的生命史与战后左翼史互相参照。访谈你的原因是因为在八〇年代的农运,陈秀贤与蔡建仁都和《夏潮》系统有联系关系,小蔡(蔡建仁)的脉络我们大概了解,陈秀贤的部分我们就较为陌生。因为陈秀贤与小蔡在解严后农运的左的路线上,扮演重要的组织角色。因此我们首先想要理解的,是他们两位如何与各地的农民权益促进会(农权会)和学运组织民主学生联盟(民学联)产生联系,以及高雄社会运动工作室(社运工作室)成立的脉络与组织工作,再来是认识参与其中的学运学生与社运分子的个别启蒙经验,比如你的生命经验,以及在成大时期曾经参与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原权会)启动的南投东埔挖坟事件,不知道这个实践经验与“左”的思想启蒙有无关系。

  01

  童年

  林正慧:我1964年出生在嘉义新港,爸爸是小学老师,妈妈是编织班老师,也以编织代工作为家庭副业。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舅舅游说我妈跟他去东海大学经营餐厅,我妈就把我们三兄妹带去台中,爸爸自己留在新港教书。从新港小镇移居东海大学是个有趣的异文化经验。除了自然景物从小镇风光和嘉南平原转换为黄土坡和相思林的新鲜感,接触到的人事物也令我感到新奇。在新港时,身边都是上学说“国语”、放学讲台语的台籍同伴。附小的同学则不管上学或放学都是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就读新港国小时,我们镇上小孩都是自己走路上学,村里小孩也顶多是骑单车。附小的上下学是个奇观。东海校园内的小孩自然都是走路或骑单车,但是山下小孩不少是父母甚至是家中司机接送,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家用轿车,也隐约感觉到两地似乎是不同的两个国度。

  我住东海时杨逵还健在,假日我和玩伴会穿过两侧都是蔗田的窄窄的中港路去对面的东海花园游玩。就读怀恩中学时,杨逵的文章〈压不扁的玫瑰〉收录于国中国文课本,某班级的国文老师曾经请他去课堂演讲。当时对他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感觉是个很慈祥很有学问的老人家。

  02

  思想启蒙

  林正慧:我家是基督教家庭,从小在教会长大。就读成功大学时,妈妈安排我去台南基督教大专中心住宿,这里是SCM(StudentChristianMovement,一个全球性的基督徒社会运动的组织)在台湾的基地。大专中心主任林宗正牧师(我们叫他林哥)当时是SCM的主要推动者,也是长老教会台独运动中的积极人士。我住在大专中心时,林哥经常跟我们讲美国六〇年代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历史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受他启蒙,我在大学时期就经常思索自己可以如何投入社会改造。

  更早在我高中时,我会看爸爸带回家的禁书和《美丽岛》等党外杂志,我爸也经常在跟酒友吃饭喝酒时大骂国民党政府的可恶。我就读台中女中时,曾经两度跟军训教官交手。一次是光辉十月的板报比赛,我画的图案不是大大的红色双十,而是红澄澄的大太阳。教官一直逼问我为何画太阳并把海报撕毁叫我重画。另外一次是他要求班上的干部加入国民党。我是班上唯一拒绝入党的干部,多次被叫去感化未果,就对我的浏海发怒威胁记过。我想这些经验多少开启了我的反抗意识。

  二、成大时期

  林丽云:你可不可以说说自己理解党外运动、以《南方》与《人间》为代表的社会运动,以及教会主导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差别?

  林正慧:我大四的时候,民进党成立了。民进党的政客们宣称台湾人民的种种困顿苦难都是国民党专制独裁造成的,台湾必须推翻鸭霸国民党一党专政(甚至是独立建国)才有前途。但我从美国六〇年代的社会运动历史看到的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所谓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底层人民还是承受各种苦难,代议民主没能解决阶级压迫的问题。因此虽然对国民党很反感,但也不太寄望于民进党和它高度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后来看到《南方》与《人间》杂志,从它们的报导看到人民透过自力救济、自求解放的群众运动,我才感觉彷彿找到一条可以投身实践的道路。

  01

  社运参与:抗议东埔挖坟事件

  林正慧:最早的参与是在1987年3月。我从林哥那里得知东埔挖坟事件,当时吴敦义主政的南投县政府为了观光开发,大肆开挖布农族的祖坟。我和大专中心的好友陈慧媛,还有成大西格玛社的陈信行与翁昌黎四人相约前去东埔参与事件说明会以及在南投县政府的抗议游行。当时林哥非常积极推动学生运动,他和南部的几个学运社团有密切联系,不时会通知我们全台各地正在发生什么社会事件和抗议游行活动。

  因为参与东埔挖坟抗议游行,认识了原权会的朋友与当时去采访的《人间》记者陈列与赖春标,对于社会运动也逐渐从知识上的认识引燃实践的热情。抗议行动结束后,我加入了西格玛社,一起筹办在成大校园的系列活动。当时学生会在成功厅播放《唐山过台湾》,我们就去现场批判这部大汉沙文主义史观的电影是汉人之耻。教官来劝阻,还将社团几位干部加以记过处分。我们也邀请了几位积极参与原住民运动的台南神学院学生来学校座谈。当年四月在成大举办了一场“另一种民歌”演唱会,邀请胡德夫与童春庆(丹耐夫.正若)来说唱原住民的处境。我们租了学校最大的音乐厅,可是来的学生非常稀少,当时大家对于原住民的音乐和文化不太了解也没有太多兴趣。

  02

  西格玛社与校园民主运动

  林正慧:西格玛社原本是学术性的学生社团,大家多在研究谈论各种东西方的思想理论。1987年信行当上干部后,社团开始积极关心社会运动,在校内与新兴的经纬社合作,不断与校方的各种陈规陋习对干,西格玛社逐渐转型为异议性的学运社团。

  当时戒严体制逐渐松动,大学校园受到整体社会氛围影响,开始出现争取校园民主的风潮。我们在成大的诉求主要是呼吁教官退出校园和争取言论自由,具体行动包括要求成立民主墙和发行地下刊物《平等域》。当时我们例行的活动是晨间派报,就是当《南方增刊》出来时,我们就一大早去每个教室发送,以散发“违禁刊物”的行动来对抗学校落后的报刊审查制度。《南方增刊》是《南方》杂志晚期为了校园串联发行的报纸型刊物,是各校学运讯息的交流平台。《南方增刊》一般是由《南方》杂志社寄到有联系关系的各学运社团,再由社团成员在校园内散发。

  林丽云:成大西格玛社做校际之间的串联,是自己本来就有做,还是透过《南方》做的?

  林正慧:两者都有。1987年暑假《南方》举办了学生生活营,在此之前各校学运社团就有联系,但更积极紧密的串联应该是在生活营之后。当时西格玛社主要串联的社团有高医、东海、中央、中原和辅大。1987年的南方生活营催生了“大革会”,隔年“大革会”又分成台大与民学联两个系统。当时各校主要的共同议题是争取校园民主。当某校社团发起行动,其他学校的社团会过来声援。另外,也会共同策画参与校外的行动,好比1988年初的“贱卖果农”行动,以及二月的后劲学生工作队。“贱卖果农”由《南方》的黄志翔与高雄的陈秀贤合作发动,许多所学校学生共同参与。后劲学生工作队则是由成大与辅大学生与“后劲反五轻自救会”合办,在后劲地区进行污染调查和举办儿童环保营。

  三、参与高雄社运工作室

  林丽云:你可以多说一点黄志翔怎么与成大西格玛社或民学联联系,甚至发展组织关系的过程吗?在1987年是《南方增刊》,后来怎么在1988年初号召学生进而组织“贱卖果农”行动?

  林正慧:志翔当时是《南方》杂志的主编,就我所知当时《南方》杂志社与农盟前身(以山城农权会为主)计划发起“贱卖果农”行动,志翔就透过大革会系统号召南北两路学生参与。

  志翔大量投入学运的串联工作,主要是在社运工作室成立之后。志翔在“贱卖果农”行动中与秀贤有了初步合作(秀贤当时正在各地农权会进行串联)。活动结束,两人就与小蔡商议在高雄成立“社运工作室”。

  01

  社运工作室的成立与初期工作

  林丽云:可以谈谈工作室的成立和你的参与过程吗?

  林正慧:工作室没有正式的成立日期,时间大约就是在1988年春天吧。秀贤跟苏姊(苏庆黎)是《夏潮》的旧识,估计是透过苏姊,把小蔡引介给秀贤。苏姊和小蔡八〇年代在美国相识,他们一直关注岛内动态,等待回台搞运动的时机。当小蔡听闻岛内陆续发生大里反三晃农药、新竹反李长荣化工和鹿港反杜邦等抗争事件就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八〇年代中期先后回台。

  1988年初的“贱卖果农”行动之后,接下来就是同年的三一六和四二六抗议游行。社运工作室是这几波行动的后勤基地。我在1987年暑假毕业,当时外文系毕业生不是去贸易公司上班,就是去教书或继续升学。我在亲情召唤下,回到台中帮忙妈妈经营餐厅。放假的时候,我就和信行去工作室走动,帮忙跑腿打杂。农民联盟游行需要文宣,志翔写文案,信行画插画,我负责美编完稿等编务。1988年暑假学生农村工作队需要筹备的工作人员,我就跟我妈请假,下去工作室帮忙。后来工作参与越来越多,已经无法两头兼顾,只好忍痛含泪跟我妈请辞。从小妈妈辛苦扶养我们,家庭尽孝和投身运动的抉择对我是很痛苦的挣扎过程。

  02

  关于“农民联盟”的二三事

  林丽云:可不可以谈谈农民联盟(农盟)的成立?

  林正慧:在1987年底,一些地方的农权会开始活动了起来。继1988年初的贱卖果农”之后,又共同策画了三一六和四二六抗议行动,主要是反对美国农产品的开放政策以及要求政府正视台湾农业凋敝的问题。这几波大规模的抗议是希望透过共同行动来朝向组织化的一个过程。秀贤很反对过往许多民间团体的组织方式,也就是几个头人找大家来开会,然后为了争夺头衔拉帮结派,大家还没做事就因为封官授爵而吵起来。因此,他主张大家要在实际的行动和工作中去磨合产生共识,有了共事基础和共同想法再来进行组织结社。

  林丽云:所以说是农权会的成员组成农盟。那么是有哪些农权会在其中呢?林正慧:除了云林农权会之外,其他各地农权会都加入了农盟。当时比较活跃的地方有新竹、山城(包括台中山线和苗栗卓兰等)、南投、台中县(以梧栖为中心)、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和台东等。

  我稍稍补充一下农盟和农权总会这两个团体的差别。1988年的三一六和四二六行动后,各地的农权会士气高昂,农民信心大增,觉得农民的困顿终于被台湾社会看到。就在四二六行动结束后,民进党新潮流系看到民气可用,急于抢夺农运主导权,未获大家充分沟通讨论就发动了五二〇事件。这个流血冲突造就了“农运英雄”林国华,但是,许多农民受到惊吓、干部失去农民信任,各地农权会发展也因此受挫。随后当各地农权会按原订计划在6月28日成立农联,新潮流系当场与其他农权会分裂,拥立云林农权会和高雄的戴振耀另外成立了农权总会。

  回头说农盟,农盟秘书处设在工作室,主要的行政庶务由工作室执行。各地农权会除了农盟总部的共同议题和工作,会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农作议题,比如山城农权会是以果农为主,台南农权会当中有火鸡农,其他农权会的农民则有凤梨农、香蕉农等等。因为当时主要的议题是反对进口,所以农权会的农民构成主要是以经济作物农为主。

  苏淑芬:农权会农民的分布,主要是因为农产品进口而多是经济作物农,那是否也反映了族群的差异,比如读到的文献资料中说,1987年首起抗争的山城农权会多是客家果农,后来跟进的农权组织,包括新竹芎林、屏东六堆地区的多是客家农民。你参与农运的时候,对于农权会之间的族群性格有观察吗?

  林正慧:我的印象中,山城农权会以及屏东和新竹农权会大多是客家农民,但在其他地区也有以福佬人为主的农权会。农盟的领导干部很多是客家人,不过,我无法推断是否和所谓的族群性格有关联,还是因为受进口农产品打击影响最大的果农刚好都是来自客家族群集中的西部浅山地区。如果要说客家或福佬的农民有什么表现差异,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人际连带和政治觉悟程度吧。

  陈莹恩:之前访问锺秀梅老师,她提到八〇年代后期起来的客家运动,其中很多组织者与参与者有农运的经验。也就是说,可能闽客族群问题并不是主要造成农运组织分裂的原因,反倒是农运经验强化了某些果农与组织者的客家意识,所以成为八〇年代后期客家运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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