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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〇年代基层社运至今的左翼求索 —— 林正慧访谈

2020-7-18 22: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639| 评论: 0|原作者: 林丽云|来自: 激流网2020

摘要: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课题。” 台湾著名左翼活动人士、《批判与再造》编委林正慧从大学期间参加社团到毕业后加入社运工作室都一直在探索这个“课题”。

 五、1997年回台工作:协助成立世新社发所

  林丽云:你们哪一个时间段在美国?何时回来?主要做什么?

  林正慧:我们1992年去美国,我1997年先回来,信行待到1999年。我们在美国那几年,经常跟苏姊、宝瑜和老许讨论将来回台要干些什么。1997年初我接到苏姊紧急电话,说小蔡和成露茜(Lucie)正在筹备社发所(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急需一位有行政能力又熟悉社运的行政秘书来负责创所筹备工作,他们很希望我可以回来接这份工作。随后小蔡也来电催促,希望我尽快去跟Lucie面谈,我跟信行就从美国东部开车到洛杉矶去找她(她当时还在UCLA教书)。相谈之后,Lucie当场说“就你了!赶快去跟学校报到。”我1997年一月匆匆赶回台湾,一到学校,人事室说三月才开始起聘。社发所若要等到我三月上班才开始启动,根本来不及处理宣传招生以及相关的开学事务。小蔡就在《立报》找了一个小空间我们就自己搞起了地下办公室。我们做了一份简单的宣传单,利用那两个月时间到各个社运团体和聚会场合去宣传招生。另方面也与一些老师接触,希望可以找到适合的师资过来支援开课。那时小蔡在《立报》担任总主笔,也在世新兼课,社发所从规画到创立到启动阶段,他提出很多具有创见的构想、计划,也付出很多努力。我因为健康因素,辞去了社发所工作回到台中休养。后来Lucie想要成立一个文教基金会,我又上台北来负责社发基金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

  1999年夏天,陈信行结束美国学业回来台湾。那个夏天,我们带了一批在“全球化研讨会”中认识的积极学生(东海、中兴、政大)去菲律宾的左翼群众组织BAYAN(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英译名为New Patriotic Alliance)参访。宝瑜居中协助联系BAYAN,也帮经济困难的学生分摊了部分机票。我们在菲律宾待了二、三十天,到了当地先集训,跟BAYAN的农运、工运、妇女、青年、原住民等各个部门的组织工作者座谈,了解他们所面对的议题与运动发展现况。接着我们分成两队,由我和信行带去不同的农村驻村。这个参访行程对学生影响很大,大多数人抱定从事社运的决心,有几位到现在也还在社运岗位上。

  从菲律宾回来不久,就遇到九二一大地震,当时台湾社运界大动员,各个有活动能力的团体都进驻到灾区去了。社运工作室的老同志秀贤和志翔在震灾第二天就约我们到中部灾区去了解状况,我们一起走访了大楼倒塌最严重的大里太平地区。我们在不同的避难中心认识了一批积极的住户干部。不久,秀贤和志翔串联这些社区,组织了“九二一大地震受灾户联盟”(灾盟),因为办公室和各个驻点都需要工作人员,我们就把参加菲律宾参访团的中部学生介绍给灾盟,这些学生又回社团去招集社团学弟妹投入到灾盟工作。

  回台的头几年除了灾盟活动,主要就是延续1998年全球化研讨会的反全球化议程进行一系列国际工运的声援行动。台湾作为全球代工基地,台商在第三世界不时传出侵害劳工权益的各种恶行。2000年当年兴纺织公司在尼加拉瓜厂非法解僱工会干部的消息传出,我们希望可以展开更实质的支持行动,于是成立“台湾声援尼加拉瓜工人小组”。当时串联了台湾几个工运团体和工会组织和学运社团,联合美国的工运和人权组织共同声援工会,也发起一系列抗议行动给资方施压。2002年台南纺织公司在萨尔瓦多的工厂发生劳资争议,大家再度透过跨国连结网络声援当地工人的抗争。[4]萨尔瓦多厂工人接管工厂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纪录片《萨尔瓦多日记》。

  六、回台前后参与的左翼刊物

  林丽云:可不可以说说《四季红》、《左翼》、《批判与再造》这几份杂志的创办渊源与目的以及资金来源?

  林正慧:1994年我们趁着暑假回来台湾,绕台一圈拜访以前的老朋友。在与老朋友讨论时发现当时的台湾左翼论述似乎缺少对九〇年代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变化的批判,也就是全球化、《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等等课题。我们看到比较醒目的除了统独之外的批判论述多半围绕着“后现代”议题。我们觉得需要一份延续《实践笔记》那种政治关怀的杂志。于是在返美前与几位中部师生着手筹办《四季红》。

  回到美国,我们向苏姊、宝瑜、老许和老李提到杂志计划,他们除了供稿,每人还热情捐助了一百美金,加上我和信行的一百美金,总共汇了五百美金回台,再加上台湾几位老师和研究生的小额捐款,凑到几万元就开始启动了。我们在美国负责写稿、邀稿,编务和发行主要是由中部的研究生朋友在负责。杂志总共只发行了三期,结束时还有一小笔余额,1998年拿去办了全球化研讨会。

  1997年信行回来台湾待了一年,在中部做田野,同时也在东海兼课,因此与中部学运社团有较为紧密的互动。1998年夏天,我们提议《四季红》杂志社召开全球化问题研讨会,希望可以带动关注全球化议题。那次研讨会的主要参与者是北部和中部的几个学运社团和一些环保和劳工团体的干部,会中讨论了全球化对农业、劳权、环境和媒体生态的影响冲击。研讨会之后,建立了一个松散网络,大家持续关注全球化议题。1999年信行回台在世新社发所教书,大家一起开读书会,2000年共同声援年兴公司尼加拉瓜厂的工人抗争。稍后又一起组织工作队进行新庄东菱电子自救会成员的口述史调查和参与驻厂抗争。

  回台之后与左翼朋友的共事还包括成立“巴黎公社”餐厅。当时几位朋友想把台湾泛左翼朋友透过共同事业联系起来。当时主要酝酿奔走的人有小蔡、黄德北和林深靖。从开始找场地、装潢和试餐时就找我去一起商议讨论,大家希望我可以负责去邀集我这一辈的左翼朋友当小股东。就生意而言,我实在不看好这家餐厅,也跟大家提出我的疑虑,但是没能成功说服大家。因为建立左翼阵地的陈义和目标很高大,我不知如何拒绝,所以,还是半推半就参与了。当时我去募集了二十几位小股东,每人出资五千、一万或两万。巴黎公社经营不善,苦撑了几年,后来才听说经过几次转手,已经顶让给圈外人去了。最后的收尾不清不楚,我一直对这些小股东感到非常愧疚。

  当时德北很积极想把台湾的左翼朋友团结起来,除了开餐厅,还出版《左翼》杂志。德北做事非常认真,出钱出力,亲力亲为。我们经常开会,讨论时事和规画杂志内容。为了尝试组织化,还曾经举办生活营。后来我搬回台中,台北这些工作就较少参与了。

  《左翼》停刊之后,我们觉得台湾还是需要一份左派刊物,因此当老杜酝酿要办《批判与再造》来找我们合作时,我们就答应了。虽然我们跟老杜在统独问题上看法不尽相同,但是,至少对大陆的改革开放同样抱持批判态度。老杜担任主编,负责大部分的编务,信行负责供稿,我则协助翻译、邀稿和中部铺货。后来因故停刊,几年后改成电子版重新出刊。

  《批判与再造》资金主要来自捐款和订阅费用,在台北和台中的某些书店也有上架销售。过去还在发行纸本时,有不少固定捐款人,除了一些老同学,中部一位大学老师是捐款大户,每期资助五千到一万元。她对社会运动的捐款很热情慷慨,后来我们没有发行纸本,不需要资金了,她还偶尔问我可以把钱捐到哪里。

  陈莹恩:你们从美国回来台湾,与在高雄工作室共事的黄志翔还有联系或合作吗?

  林正慧:我们在美国那几年,志翔在台北成立了一个编剧工作室,做得很出色,得过不少奖项。我们回来后恢复了联系,偶尔也会联络通通气,但一直没有实际的共事机会。一直到1999年筹组“九二一灾盟”,大家才又重新有共事合作。九二一地震发生后,社运圈的朋友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群众运动的时机,很多团体都到灾区去了。我们当时在台北上班,但经常下去支援。2000年灾民凯道夜宿活动,我们负责组织台北学生志工,熬夜制作道具、租借布置宣传车,活动当天信行还负责开宣传车。大家紧密共事,感觉似乎又回到社运工作室时期的同志关系。

  七、简短回顾

  林丽云:基本上,你从高雄社运工作室开始就跟左翼保持连续性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做不同的事情,主要是办杂志与学生社团的联系。可以简短总结一下你的左翼实践经验吗?

  林正慧:我是在戒严体制下出生成长的一代,大学时期正逢解严前后的社会松动。毕业后加入社运工作室,那两年与底层人民和环境生态的近身接触,让我对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构有更深刻的体会和反抗的决心。留学期间结识了几位海外左翼前辈,接触国际左翼团体,加深我对全球化问题的认识,也开拓了对于反资反帝运动的视野。

  在美期间,老许经常告诫我们左派最容易犯两种错误,一个是光说不练,一个是光练不说。所以当小蔡号召我回来参与他正在筹备的一个试图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所时,我毫不迟疑立马回来参与草创工作。之后几年尝试组织学生队伍,参与几波国际劳工的声援行动,也与一些左翼朋友合办杂志。近几年为了就近照顾病弱的母亲移居花莲,随后自己健康也出了问题,对运动只是维持低度志工式的零星参与。

  对于左翼事业,我个人谈不上实践,顶多是探索吧。看着八〇年代以来许多有理想的伙伴逐渐淡出或受伤离去,让我思考是不是台湾左翼缺少一个健康的思想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场域,可以把人团结起来互相扶持一起前进。如果说改造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要做什么、该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课题。办杂志、读书会和工作队都只是试图透过讨论学习和在做中学来找路的摸索过程。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不同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参与的方式,这些都是我需要不断去认识和学习的。

  

  林正慧简历

  1964生于嘉义新港

  1974移居台中,先后落脚东海大学及台中市区

  1982就读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加入SCM大专团契

  1987参与东埔挖坟事件;加入成大西格玛社

  1988加入高雄社运工作室;筹办学生农村工作队

  1989筹办清流工作队;11月筹办《实践笔记》

  1990参与野百合学运;参与抗议郝柏村整肃社运流氓的“反整肃行动委员会”

  1992赴美就读于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994暑假回台参与《四季红》筹办

  1997返台;参与筹办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1998《四季红》筹办全球化研讨会

  1999筹办社会发展文教基金会并担任第一任执行长

  1999与学生赴菲律宾BAYAN参访;参与《左翼》杂志筹办发行

  2000与劳工团体和学生筹组“台湾声援尼加拉瓜工人小组”

  2003参与《批判与再造》筹办发行

  2004与学生筹组“红砖工作队”,进行东菱关厂工人访调

  2009《批判与再造》电子版复刊,担任复刻版编辑委员

  注释

  

  *本文是【台湾左翼思想口述计划(1970年代至1980年代)】(NSC103-2410-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主访人:林丽云;访谈参与人:林丽云、苏淑芬、陈莹恩、郭佳;影像记录:陈莹恩。

  [1]当时国际上已经注目常用来当冷媒等工业用途的氟氯碳化物(CFC)对破坏臭氧层造成全球性危害的问题,1987年有十一个工业化国家率先签订了《蒙特娄议定书》开始逐步禁用氟氯碳化物,但台塑集团竟然在1988年还宣布要在仁武新建一个大型CFC厂,“后劲溪清流行动委员会”因而围厂抗议,但并没有成功阻挡建厂。

  [2]这栋铁皮屋位于高雄果菜市场北侧,2017年遭到高雄市府强拆。

  [3]韩丁是一位美国记者,本名William Hinton,曾于1945年到中国的农村,后来回美国写过不少相关的书,其中最有名的是讲土改的《翻身》。他的妹妹寒春与妹婿阳早长期留在中国。

  [4]陈信行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两个工运案例。参见陈信行(2005)〈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民社会与跨国阶级政治:从台湾支持中美洲工人运动的两个案例谈起〉,《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3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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