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署名李北方的这篇文章是由王希哲先生推荐的，确实气势恢宏，立意高远，特向广大红色网友推荐。 王希哲按：这是一篇挺毛的长文。现在，呼吁批毛的，尽管去批；坚决挺毛的，也尽管去挺。都不要凭仗什么《中央决议》，也不要去企望“党中央”再来“拿下”谁为你的批毛撑腰。除了茅于轼、袁腾飞一类污蔑人身的下流谣言，有道理尽管讲，反对对左右翼一切言论自由的压制。文章写好了，一切交给中国人民，中国青年自己去阅读，自己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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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方：我所理解的毛主义及其实践
第一部分：理解毛主义的开始
首先要阐明的几个理解毛主义及其实践所需的前提。
第一是“虚心”。虚心的虚，在这里是一个使动用法，是要使心暂时空虚起来、放下成见的意思。要知道理解毛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起点在哪里，逻辑是什么。如果带着刻板的成见，带着抵触的心态来听我看以下的文字，那么可以认为所有的论述都是错的。批判和反对要基于理解之上，如果还没搞清楚毛主义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反对，那么这样的反对是没有价值的。【2011注：在当下的辩论语境中，所谓右派们是完全不了解左派的主张的，一张口就扣帽子，说左派就等于为权贵辩护，殊不知左派对权贵的批判要比右派深刻得多，也猛烈得多。右派们每天在和一个假象出来的对象战斗，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
齐豫有首经典的歌曲，就叫做《飞鱼与鱼》。借用这个比方，毛主义跟现在广为接受的主流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较，一个是天上飞的鸟，一个是水里游的鱼。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实践，西方人干过的事，毛泽东大都不干;西方人没干过的事，毛泽东全干了。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或者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看，毛泽东这一套就一无是处。相反，如果你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去看他对资产阶级虚伪性的批评，才会看到其深刻之处。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互相之间几乎没有办法沟通。这个时候，试图去理解就显得非常的重要，理解毛泽东所塑造的那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文革，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疯了，然后全国人民就跟着发疯了?历史不会这么简单，如果历史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我想中华民族的存在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笑话。
第二，要建立政治的视角，要在“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分析历史。简单来讲，对毛主义的理解是一个立场问题，情感问题。如果你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就会慢慢地走向认同毛主义这一套。也就是说，看这段历史是要判断先行的。人跟动物的差别，就在人有研究判断的能力，如果离开价值判断，那历史永远是一团糟。《大话西游》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唐僧跟至尊宝说的，等你有一天明白了舍生取义的道理，你就会回来跟我唱这首歌了。那么可以说，只有懂得了舍生取义的道理，才能理解毛泽东。
就视频里的故事来说，一方面是一个可怜的小水牛，被狮子撕咬、被鳄鱼撕咬，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弱者很值得同情，那么牛群起来造狮子的反就是对的。这是一个对世界的简单抽象，正如初学物理的时候假定摩擦力不存在一样，学深入了，就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在一个复杂的历史的条件下，人就容易迷失，为什么?因为立场不够坚定，逻辑不够彻底，很容易就被强势的霸权文化给带着走了。比如到底是资本家在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在养活资本家?从“五四”以来一个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是认为工人在养活资本家。可是现在这个年头全都变了，又变成是资本家在养活工人。资本家投资才创造就业;如果资本家不创造就业，你连受剥削的机会都没有。一种理念如果被喊得太多了，大家都不由自主地会认同这个东西，谎言重复万遍就变成了真理。所以说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不但要在“权力的竞争关系中看待历史”，而且逻辑要一贯和彻底。如果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水牛跟狮子的故事开始，把这个看问题的方式和立场贯彻始终，坚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和毛主义。
有的人或是因为天然或是因为后天选择站在了狮子的立场上，那么不要说理解毛泽东了，他会永远视毛泽东为敌人和魔咒。是的，狮子也很可怜，水牛没抓到，还受了伤，它也很饿，天生又没长消化草的胃，难道不可怜吗?所以，最最重要的问题是立场，在情感上你站在哪一边，是跟强者站在一起，还是和弱者站在一起。
第三，“历史要全面地看，而不是割裂地看;历史要发展地看，而不能倒推着理解”。这是思考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里面去看，把中国放在从1840年以来受剥削、受侵略的这样一个历史上看。历史是发展的，不能反过去推，评价毛泽东时代是不是有进步，要比照毛泽东之前的那个时代，不能拿今天去比。今天我们都有电脑用了，毛泽东时代没有，如果以此就说毛泽东时代多不好，就是不对的。
第四，建立价值坐标体系。我们需要认同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正的，有些东西是邪的;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有些是美的，有些是丑的;有些是真的，有些是伪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且认同这样的分类是有意义的，对毛主义的理解才有可能。绝对的价值相对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永远也理解不了毛泽东。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看待这些问题的标准都要一致，可以有不同。如果我认为一个东西是好的，你认为它不好，这不是真正的障碍。只有我们都认同在好与坏之间做出区分是有意义的，交流就是可能的。学数学的时候，画一个坐标系，圆点定在哪里都是可以的，确定了圆点，就可以测量任何一个点的相对位置。你有你的圆点，我有我的圆点，我们对一个点的位置有不同的表述，但可以换算。就如同摄氏度和华氏度的区别，虽然对同一温度的表述差别很大，但不构成真正的沟通上的障碍。
如果我们抛弃了价值体系，完全“去对错化”，那什么都没法谈了。当年日本鬼子见小孩还发糖吃呢，日本鬼子的糖放在嘴里也是甜的，对不对?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毛主席赞赏他骨头硬，为什么?美国的救济粮吃了也顶饿啊，肚子也不会疼啊，朱自清为什么不吃?所以谈问题绝对不能只有事实判断，还要有价值判断，否则历史就是一团糟。没有历史观就没有历史。
什么东西“好得很”，什么东西“糟得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种两分法可以说是毛泽东固有的一个思维方式。在他那里，始终有一个价值判断，就是立场的问题，方向的问题。如果认为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付出多大的代价，有多大的牺牲，他也觉得这个方向是不可以否定的。他当年为什么对彭德怀有点恼火?因为大跃进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其中有问题也不应该否定这个方向的正确性。他不是否认错误的存在(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他把刮共产风的那些干部跟黑社会相提并论，对彭德怀的态度相对要温和得多，只是说“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但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可以发展到否定大跃进的方向。
毛泽东的立场、思维方式是终其一生的，而且非常坚决、非常彻底。他一辈子坚持的是“水牛”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来没有同情过“狮子”，对“狮子”冷酷无情。1966年著名的“六二六指示”，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毛泽东这个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那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他看了卫生部给他报过去的卫生资源分布统计表，勃然大怒，于是有了这个著名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因为这个批示，所以才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轰轰烈烈的医药下乡运动，也有了赤脚医生。这段话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毛泽东的立场，他从来都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的，而不是权贵的立场上。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既是一个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理论跟实践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不是很严密的地方，这并不奇怪，因为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他可能也因为形势的需要而说过“场面话”，这也很正常。理解毛泽东和毛主义，是要理解其内在逻辑和本质。
有了这样一个铺垫，我想大概把理解问题的起点说得比较清楚了。离开这个出发点而去谈论某一个具体问题，很容易就陷入到局部对局部的讨论，越说越不清楚。
第二部分：反思的开始
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个人对毛泽东个人和毛主义的认识过程。我对毛泽东，在上大学期间直至大学毕业之后的几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脑子里装的无非是一点“主流的”看法。我很清晰地记得，在2001年或是2002年，我看了一本李辉写的书，叫《风雨中的雕像》，讲的是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是怎么遭受迫害的。我当时看完之后还掩卷长叹：那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年代啊。
从中学到大学，课本里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感染力，除了应付考试没有在头脑中产生过真正的冲击。对我有影响的是一些“主流的”见解，比如关于文革的解释，听到最多是“权力斗争”说，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一把手的地位，所以他要打倒刘。开始，我是相信的。
这个话听的多了，我本能地开始觉得有问题，其实不用去翻历史，从常识上就说不过去。文革开始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跟刘邓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极其不对称的，毛主席的手一挥，刘邓就倒了，跟猫玩耗子一样简单。我后来跟朋友谈过这个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仅仅凭直觉来说，是毛在他的那个年代的权威高，还是邓在他那个年代的权威更高一点?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都太简单了，当然是毛泽东的权威更高。那么，既然老邓都可以随意换总书记，换他的接班人，那毛泽东怎么会没有这个能力呢?如果他想换一下刘少奇这个接班人，那不是太容易了吗?在组织程序上很容易就解决了，他何苦要把老百姓给动员起来呢?不需要嘛。如果只是想要打倒刘，那就是他一提议，大家一举手的事，动员群众干什么呢?所以，毛泽东搞文革一定另有目的，那么就要问，这个目的是什么?这是开始反思的第一个出发点。
第二，人们都说那个时代老百姓苦啊，饿死多少多少人。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老百姓一边受着那样的苦，一边真心诚意地喊“毛主席万岁”，歌颂毛主席呢?老百姓即便反不了毛主席，但是我们知道还有“道路以目”这一说。对着干干不过，我闭嘴总行吧，我不说话行吧，国家总不能逼着大家喊万岁，这种事情是做不到。但老百姓喊“毛主席万岁”是真心诚意的，为什么?那么我认为，一定是农民、工人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其他的东西，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父亲的一个说法是有启发性的，他是富农子弟，在那个年代是不吃香的，而且他这个人又比较刺头，老跟贫下中农和队长什么的对着干，时不常地被批斗，被戴高帽子游过街。但是他经常说佩服毛主席，我曾经是不理解的，就问他：毛泽东给别人撑腰收拾你，你还说他好，你这不是心理有问题吗?他说不对，你不知道，毛主席我佩服他一点，他把当官的收拾得老实，那时候当官的谁敢“起屁”呀?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几千年来，从来都是当官的在老百姓面前为所欲为，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改变了，他不但不敢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老百姓甚至有权力直接去反对他揪斗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我爸没念多少书，而且作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他没有“受害者”心理，能理解到这一步，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我反思的起点，并非受到什么深刻的理论家的影响，仅仅是从常识和一点点好琢磨的劲头出发。之后慢慢形成了对毛泽东和毛主义的一点认识，以下进入正题。
【2011年注：就在修改这篇旧文的过程中，12月8日，公知吴祚来发表了一条微博，做天真状地问道：“搞过十年国家动乱的人不去清算，反而横加崇拜，从品味其脚趾头到赞赏其诗赋书法。而反对国家动荡，希望通过民主只有宪政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人，却被视为乱民汉奸，并被扣上希望国家乱起来的帽子，这事儿，令人郁闷。这一点上，我一点不理解@司马南们。”
如我在这里谈到的，理解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吴公知有此故作扭捏的问题，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他的脑子跟脚趾头构造是同一种细胞组合，蠢到连常识都没有。但这不太可能，要不怎么当公知呢?二、骨头里反动加下贱，生而为强权的走狗。毛泽东有生之年曾经想通过思想改造挽救此类文人，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毛泽东英明一世犯的最大的错误，走狗就是走狗，永远不可能进化为腰杆挺直的人。】
第三部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有了那个“动物世界”的寓言，革命其实变得很好理解了。为什么要革命?很简单，革命就是挣脱束缚，推翻压迫，获得解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是这么讲的：
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都经受了什么，不用多说了，一部血泪史就是革命的理由。那么什么是革命呢?毛泽东同样说得清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水牛把狮子顶翻在地，是不是暴力?当然是暴力。我特别反感有些人笼统地说，反对暴力、告别暴力之类的话。暴力跟暴力是一样的，又是不一样的，侵略的暴力是非正义的，抵抗侵略的暴力是正义的。白洋淀有一个纪念馆，里面有一个蜡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日本鬼子企图强奸一个妇女，她12岁的女儿举起菜刀把那个鬼子干掉了。请问，这是不是暴力?当然是暴力，而且是儿童暴力，对吧?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暴力呢?笼统地反暴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看是正义的暴力还是非正义的暴力。这个女孩儿的暴力是要肯定的，不但要肯定而且要歌颂。回到前面谈到的问题，没有价值坐标体系是绝对不行的。
谈几个需要重新强调的问题。
首先是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自1840年以来，我们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被一群小国欺负?一次一次的割地赔款，一次一次的忍痛挨打，为什么?孙中山做出了一个卓越的回答，就是中国人不团结，是一盘散沙，所以才会被动的挨打。什么叫现代?现代性重要的特征，就是哈贝马斯总结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和“组织起来获得解放”。前者是指通过掌握科学知识，获得对世界的理解，把人从神权的控制挣脱出来。而组织起来就是说弱者要通过组织，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从而改变永远处在一个被分割、被欺凌、被剥夺的状态。组织和动员机制是人，尤其是弱者，获得解放和获取自由的唯一途径，再进一步说，离开了阶级属性和组织属性，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就无从谈起。
个人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个跟摩擦力为零一样的假定，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其全部意义是自由主义者为人和人之间的联合提供一个合法性的依据。西方那些强盗国家，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几百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首先解决了民族国家建设的问题，有了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中央集权，通过社会的提取能力把全国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攥成拳头打出去。中国的这个进程完成得晚，所以才受了那么多年的气。
孙中山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他看到中国迫切需要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民众的大联合。组织起来实现集体利益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没有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是无法存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之所以对集体利益强调的少，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变成了跟每天要吃饭、要喝水一样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好像是可以忽略的。但被忽略不代表不重要。在中国，我们就看到了组织力量缺失导致的严重后果，政府在保护国民的安全上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满清政府、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概括起来，否认任何形式的公共利益的存在而谈个人自由，是简单而粗鄙的。我曾经毫不客气地对某些号称崇尚个人自由的朋友说过：你谈论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什么个人主义，你这么讲是对这些词的侮辱，因为你根本不理解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你那套只不过是小市民的市侩和玩世不恭，如此而已。
其次是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政治学有一个概念，“random
shooting”，随机射击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鬼子带着几个伪军就可以占领一个县城，统治一个县。他就那么一两条枪，全县就被他控制，为什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个日本鬼子，手里有一把枪，只有五发子弹，我们被枪指着的有二十多个人。我们心里面明明知道他只有五发子弹，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打死，他把这五发子弹都打完了，那他就跟我们一样赤手空拳，大家一哄而上就可以把他干掉。但是大家可能都不敢动，因为都怕死，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于是用五发子弹就可以统治二十人甚至更多的人。
如果我们确认集体利益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做某些局部的牺牲换取整体利益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看得很开的，“唯有牺牲多壮志”，在他眼里，牺牲不是问题，为什么牺牲、牺牲值不值得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从小鬼子的五发子弹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可能需要有五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另外更多人的自由生活。这就需要谭嗣同这样的人，他认为国运不昌是没人肯为国流血牺牲，如果需要这样的人，那么从我开始吧。所以唐德刚说，谭嗣同是大英雄，是真汉子，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作为一个组织，牺牲不能完全靠自觉，还要靠纪律，上战场不能逃跑，逃跑要军法处置。革命就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换取了中华民族整体的解放。于是一个问题就又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些为了公共利益、民族利益牺牲的人，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回报他们?这一点文天祥说得最清楚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讨论《色戒》的时候，黄纪苏先生讲得好，他说一个革命烈士连命都不要了，他要什么?他没什么可要的，就要一个名，要一个清名。历史要正面写我的形象，后代要认我这个价值。如果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我们左翼人士为什么会对《色戒》这种烂电影那么愤怒。因为李安通过这部电影就是要彻底颠覆历史，瓦解共同利益的基础，如果大众文化把为国牺牲的英雄描绘成那样一副模样，将来再有民族危亡，谁愿意再去流血，谁愿意再去牺牲?谁也不愿意，大家都当卖国贼好了。因为我死了白死啊，不光死了，后世还要被人家骂。
再次，“只有暴力才是对暴力最合适的回答，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如果我们有能力消除一切的暴力，那我没话说。但是，当压迫的暴力还存在的时候，有人去谴责反抗的暴力，那简直是没有天良的。孔夫子教导我们说，要以直报怨，不能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一位拉丁美洲学者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个接受过国际和平奖的人认为，对于拉丁美洲来说，不幸的是除了暴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方法。(转引自霍苏埃·德·卡斯特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在一定的条件下暴力绝对是必要的。我特反感那种简单地反对暴力、反对战争那种人，尤其是搞艺术的那些混混们。约翰·列侬有一副很著名的照片，他和大野洋子躺在床上给记者们拍照，以此表示反越战。请问，约翰·列侬躺在床上就能反战了吗?就能消除战争了吗?什么叫大智慧?毛泽东那叫大智慧。毛泽东说了，我们是反战的，我们要消灭战争，但消灭战争只能通过战争。毛泽东在1960年代跟苏联翻脸的时候，他说要打就早打，要打就大打，我们中国人多，死两亿还剩两亿多呢。有人以此指责毛泽东残暴，不把人当人看。愚蠢!为什么后来那场战争没有打?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有敢战的决心，你敢战，战争就没有了。如果你唯唯诺诺，一味顺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一直挨打。千万不要用那种浅薄的眼光去理解历史，理解毛泽东。
既然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去革命，也搞清楚了怎么革命，接下来要问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把革命的对象总结为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有一个相互勾结的关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体的。比如说帝国主义跟满清政府有勾结的关系，一方面帝国主义逼迫满清政府割地赔了款，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刚刚打完北京，立马回过头来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利益是一体的。太平天国信教嘛，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不许抽鸦片，洋鬼子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所以他要帮助满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开拓市场。帝国主义跟军阀也是勾结的，中国分成那么多军阀，每个军阀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帝国主义在支持中国的内战。毛泽东指出，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相互混战的怪事。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历史，就能看出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是最坏一帮王八蛋，哪个国家的政府腐败，他们就跟哪个政府搞得火热腐败。他口口声声要民主，那只是一个手段和幌子，他没有任何意愿落后国家实现民主，实现富强。如何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富强了，他欺负谁去?
顺便谈一下孙中山的解决之道和他为什么注定失败。孙中山是很执着也很天真的一个人，很值得敬佩。我的一位老师把他称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蠢人”之一，这位老师的概括是，孙中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集毕生的精力在海外骗钱，然后买枪买刀跟清政府干。他不会算帐，他骗那点钱不多，买不了几条枪，如果一算帐就知道实力不成比例，就不敢革命了。因为他蠢，所以他不去算，不算才敢干。另外，孙中山做的事情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拉一个帝国主义打另外一个帝国主义。他跑过美国、英国这些地方，跑过日本，希望这些国家支持他推翻满清政府(后来是推翻袁世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但他完全看不到，虽然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但总体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维持一个落后的、积贫积弱的分裂状态，才符合帝国主义的总体利益。孙中山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他忙活了一辈子，最终认识到了一个问题，要实现民众的联合，要发动民众，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样发动。后来国民党腐化堕落了，一看民众起来他们就害怕，开始镇压民众，开始清党、剿共，一直到被毛泽东赶到台湾。简单地说，这就是他们国民党失败的过程。
这个历史难题只好留给毛泽东解决了。我写过一篇《孙中山传》的书评，开篇第一句话就说，“看孙中山，更觉得毛泽东伟大”(不出意料的事，这话是发表不出来的，编辑直接就给和谐掉了)。毛泽东一下子就看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勾结，他明白，如果想革命，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从这个结构之外去寻找革命的力量。于是他走向了农民。
革命的对象还包括“封建宗法”，政权、族权、夫权。大家可能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盲井》等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只要一改造，就是一部很好的革命电影。为什么?因为巩俐演的那个人是上过大学的，应该是接受过一些新思想、新知识，她被家庭原因所迫，去给人当小老婆。然后几个女人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互相陷害，到最后人性扭曲了，自杀了。这是弱者之间相互残害的情节发展，另外一种情节发展是四个女人联合起来，造这个老爷的反。在一个大家庭的范围，这种反抗不可能成功，必须是全社会所有的弱者、所有的女人联合起来，在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的带领下，把强权推翻。如果张艺谋是一个有点见解的导演，他稍微改变一下情节，巩俐在新思想的激励下，离家出走投奔革命的队伍去了，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逼上梁山”的革命故事。
电源《盲井》也是讲的弱者之间相互蚕食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弱者眼光只集中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就看不到受苦受难的根源，于是乎被强者欺压的弱者，就去找比他更弱小的弱者来欺压。可见，弱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致对外是多么的重要。“组织”、“集体利益”这种说法，曾经被人利用过，变成了压制的工具，但这不能构成否定这些理念的理由。法国大革命中也出现过“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样的反思，但是从来没有人因此就否定自由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利用过，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集体利益被用做伤害个人利益的工具，就彻底抹煞了集体利益这个概念，抹煞了它的必要性。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毛泽东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表述：
女人和穷人不能进入祠堂吃老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区的女子们结队涌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宗族老爷们只好悉听她们的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话说得是多么的可爱。毛泽东的弱者立场真是非常彻底，一以贯之。妇女以前不许进祠堂吃酒，现在呢，一屁股坐下就吃，这在他的眼里是“好得很”的。他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权力关系上都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他坚定地认为弱者的反抗是好的。今天的中国女性都应该感一点毛主席的恩，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最彻底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在他的一个演讲说，他在美国留学时注意到，台湾女人怎么一结了婚就变得那么“孝顺”，那么贤慧。台湾女人只要结了婚，基本就放弃了学业，觉得照顾好先生，养好孩子，才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职责，最大的乐趣。但大陆出去的女学生，第一目标基本是要读书，家庭也不是说不要，但是绝对不会影响拿学位。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是在毛泽东时代播种下的。
接下来谈谈中国革命的方法。
孙中山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中有如下表述：
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
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
…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引用一句费正清的概括作为印证，那个时候盘踞地方的军阀和土匪恶霸以及乡绅勾连一气，“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破坏的社会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他们“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反动势力的一体化使对社会的压迫呈现凝固化的趋势。中国社会当时已经被糟蹋的完全不成样子了。面对这样一个乱局，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革命和解放从何入手?毛泽东观察到，应该从农村开始，从统治集团、压迫集团结构的外部开始，从根基上重建这个国家。他说：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哪里才是统治集团腐朽的、反动的统治集团的根基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这个集团的墙脚。革命要从农村开始，把地主、土豪劣绅这个阶层打倒，把它的根挖掉了，上面的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他们搞的上层建筑就哄然倒塌了。毛泽东看清了中国的问题，清楚地分析了是什么在束缚中国社会，以及束缚中国社会的各种反动力量的共生关系。他在踏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就明白，不能在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间搞那种拉一个打一个的合纵连横，而应该真正从蓄积力量的地方寻找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就是中国最底层的社会。孙中山穷一生的精力，都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起点的高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压跨的底层社会，只要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会像核裂变一样爆发出无穷的力量。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是中华民族，中国民众的大联合。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国际纷争中占上风。刚才谈到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西方国家只是较早地走过了这一过程。有些人说毛泽东不懂西方，那真是不懂毛泽东。
精准定位中国革命的对象，正确把握革命的方法，毛泽东终于带来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在一个半世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境遇中终于解脱了出来，挺直腰板站在世界的东方。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概括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1949年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心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负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
费正清提到了娼妓的问题，这里顺便多说一句。消除娼妓是中国妇女解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年的办法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让警察先抓后罚款然后遣送回老家，而是真正做到了在关上地狱的门的同时，还为她们开辟一条人间的路。当时北平特地建过一些工厂，火柴盒厂、纺织厂，专门安置妓女。因为她们没有别的能力，她们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可能是被拐卖，可能是自主选择当了娼妓，这不是她们的错，是旧社会的错。【2011注：这里还可以引申地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在毛主义者的眼中，企业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效率，即为少数企业主挣钱。那么后来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指责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姑且不提改革派故意搞垮国有企业的历史事实。】
接下来要谈的是建国以后的问题了。在结束这部分之前，探讨一下鲁迅提过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要不就是回来了，要不就是在外头饿死，堕落了。如果娜拉出走之后情况不太好，或者有困难，可不可以作为证明她不该出走的理由呢?当然不行。当今无数的大小文人抓住一点新中国建立后的问题，走向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极端，每天怀念民国、怀念晚清。这是错误的，反动的，天良丧尽的。
第四部分：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取向
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攻击毛泽东时代的人，最喜欢说的就是那时候穷，吃不上饭，饿死过人。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2011注：蠢话说得太多，就成了“神话”，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不允许反问，不容讨论。我亲耳在一个会上听易中天用他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说，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些声嘶力竭的文人们，从来没有定义过什么叫做“国民经济崩溃”，这是个经济概念还是个社会概念?崩溃的标准是什么，与债务危机导致的政府信誉破产有什么不同?既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还需要什么变量才会导致崩溃?对易中天们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他们只享受表达的简单快感，思考对他们来说他痛苦了，太累了。】
《南方周末》在2008年的新年献辞中用诗意的笔调扯到：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另一个闹钟响起来。铃声急促而动听，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
《南方周末》这份报纸当年曾经多么的好，在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心里的位置是何等的高。但这些年来，这份报纸已经堕落了，不但反动而且无耻，对历史的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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