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之下的人口：服务业与贫民窟去工业化开端于美国。196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雇用比例就开始下降，到80年代就变为绝对下降，但是，这个趋势很快普及到其他大多数高GDP国家，甚至到了被人们看作“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1]低薪服务业的爆炸性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制造业雇用的下降，不过，服务业证明了自己没能替代制造业，成为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过去40年，美国和欧洲的平均GDP增速按周期来算是越来越低，只有90年代末的美国是例外，当时实际工资停滞，工人逐渐依赖信贷来维持生活标准。 如果正如我们所说，增长中的生产率将资本和劳动从某些行业那里解放出来，这两者又在新工业或者扩张中工业那里重新组合的时候，扩大再生产能产生动力增长，那么这将对理解服务行业的增长有重要影响。服务业从定义来看，几乎就是指生产率难以实现边际增长以外的增长的那些活动。[2]急剧改善服务业效率的唯一已知图景，就是将服务变为货品，然后用历经时日效率越来越高的工业流程生产。许多制造业的货品以前实际上就是服务业：碟子以前是富裕人家的仆人洗的，现在洗碗机执行的效率更高，生产洗碗机所需的劳动也越来越少。那些依然是服务业的活动恰恰有这样的趋势，证明在货品的世界之中不可能找到它们的替代者。[3] 当然了，资产阶级的“服务业”概念的不精确早有盛名，其中包括了上至所谓“金融服务业”，下至神职人员和酒店清洁工，还有某些外包的制造业岗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尝试将服务业的范畴同化为非生产劳动范畴，但是如果我们反思一下上述的划定就会明白，服务业更接近马克思“形式上的从属”概念。马克思早已批判过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形而上理解(将前者理解为生产货品，后者不生产货品)，代之以两种劳动的技术性区分：一种是作为资本增殖过程的一部分而执行的劳动，另一种是在以直接消费者为目的的过程之外的劳动。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部分认为，理论上所有非生产劳动都能成为生产劳动，因为这样做只意味着这种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增殖过程。[4]不过，形式上从属的活动只在绝对剩余价值的意义上是生产劳动。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话，必然要转化生产的物质过程，使其便于快速增加生产率(合作社、制造业、大规模工业和机器)，这就是实际上的从属。Rowthorn讨论“技术停滞的服务业”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劳动过程概念，这个过程只是形式上从属，尚未实际上从属。 因此随着经济增长，“服务业”的实际产出也有增长趋势，但是增长的途径只是增加雇员，又或者加大现有雇员的工作强度，也就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而非相对剩余价值。这些行业里有多数的成本几乎全部来自工资，所以为了让服务业继续低廉又获利，尤其是购买服务的人本身就是穷人的时候，工资就必须压低。因此才有了美国的麦当劳和沃尔玛，又或者印度和中国的大批非正式无产阶级。[5] 今天某些圈子认为，高GDP国家的去工业化要怪在低GDP国家的头上，而另外一些圈子认为，低GDP国家的去工业化要怪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头上，这些政策是服务于高GDP国家利益的。这可谓一种特异的分析失败。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同一场全球转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二战后的时期初叶，有许多国家转向了“福特制”，也就是说，在来自高GDP国家、政府赞助的“技术转让”条件之下，才得以可能进口规模生产的方法。人们通常将福特制理解为国家性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以资本与工人共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这个“共识”为基础的。但是，福特制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以制造业内部的贸易国际化为前提的。1950和60年代，欧洲和日本在国际贸易的复兴当中最为受惠，这些国家的资本针对国际贸易而生产，因此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规模经济，因此克服了自身国内市场的限制。到60年代中，巴西和韩国等低GDP国家的资本也在做一样的事情：它们即便在快速扩张的国家出口市场那里只占领到一小部分，也实现了远远超越自己的本土市场能够实现的增长。所以说在1973年前的时期，贸易国际化是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高速增长相联系的。 1973年以后，情况变了。制造业市场开始饱和，少数国家能为整个世界提供制造品逐渐成为现实(现在一家中国企业就可以供应世界过半的微波炉)。因此接下来才有了劳资关系危机，也就是生产过量与消费不足结合起来的危机，这场危机以全球的利润率下降为信号，失业和不稳定雇佣的形式从此花样百出。所有国家里的资本更依赖国家贸易了，但是从此以后，某些国家里的资本的扩张只会以其他国家里的资本为代价。低GDP国家虽然还没赶上高GDP国家，却参与了同一场国际危机。“结构调整计划”只不过将它们的过渡加速到新的不稳定的国际框架里去。去工业化，或者说至少是工业雇用停滞，在1980和90年代在工业化国家当中几乎普遍出现了。[6] 对依然是农业国，或者依赖传统出口或资源出口的国家来说，危机来得还要绝望，因为“传统”商品的价格在需求下滑的情况下出现崩溃。我们在这里同样必须回顾长期的趋势。战后时期的初叶，农业发展从根本上增进了廉价食物的普及度。第一，二战后合成肥料由去动员化的军工厂制造，这样提升高收成种别的谷物土地的生产率就成为可能。第二，引擎机器化提升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这两种技术都适应了热带气候的生产。所以，朝鲜战争催动农产品价格上升，全球的农民被高价拉入市场后，这些价格几乎马上就持续下降。因此1950年代，低GDP国家早已开始退出农业。这个结果，不仅是因为市场渠道使农民被区分和驱逐，还是因为人口本身在大量增长(增长靠廉价食物和现代药物维系)。家庭人数扩大意味着传统的继承方式会击碎土地所有，同时随着资源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人口密度的增加也会耗尽生态极限。[7]再次重申，1980和90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迫负债国撤销农业补贴，这样做只不过是对已经岌岌可危的农民再用一记闷棍击倒。 所以必须清楚一点，去工业化不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引起的。世界上大多数产业工人阶级如今生活在“第一世界”之外，但是全球大多数人口也一样。低GDP国家产业内工人的绝对数字更高，但相对自身人口来说并不高。即便农业雇用数崩溃了，相对工业雇用数也依然下降。正如高GDP国家的去工业化锁定了退出制造业和服务业无法取而代之两种情况，低GDP国家贫民窟的爆炸式增长同样锁定了退出农村和工业无法吸收农村过剩的情况。世界银行曾经暗示世界各地的过剩人口增长不过是过渡性因素，而现在他们被迫承认这个状况是持久恒定的。有超过10亿的人口无休止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两地的贫民窟之间，勉力维持生计，搜寻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临时工和散工。[8] [1] 除英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去工业化导致实际工业产出下降的。1999年，制造业利润依然占美国总利润的46%，但是劳动力则只占14%。 [2] 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97/42, April 1997). [3] Jonathan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 (Humanities Press, 1978).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392-420页。 [5] 许多服务业岗位之所以存在，只因为工资有差，也就是说，因为大规模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注意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仆役阶级”数超出了产业工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513页)。随着实际工资上升，中产阶级家庭(比如马克思自己)也越来越难以雇用仆人。20世纪大半时期，这些赤贫的劳动力逐渐成为了回忆，最后却成为“服务”工，在现代世界的四面八方重新出现。 [6] Sukti Dasgupta and Ajit Singh ‘Will Services be the New Engine of Indian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6 (2005). [7] 这不是说世界人口相对食物产量已经过太多了。我们已经说明，离开农村是和农业生产率大幅增长相关联的。即使世界人口分布即将完成过渡，人均食物产量也在持续增长。如果粮食生产过量没有导致肉产类动物的饲养需要补贴的话，人均产量还会再高。马克思的过剩人口概念只与资本积累有关，别无他物，没有一点马尔萨斯色彩。 [8] 见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Verso, 2006). 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我们已经描述了资本积累在长期如何导致旧行业抛出劳动和资本，这两者又如何在新行业和扩张中行业重新组合。这是资本的动力系统，同时又成为资本的局限。既然无论资本能否找到投资的生产性场所都会被抛出，“过剩”资本就会达到那么一个程度：除了过剩劳动无法被资本雇用以外，“过剩”资本还在系统里堆积起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描述了这些现象。[1]我们在本文大部分篇幅关注的是后一个现象，因为马克思的读者大部分存在忽视这一点的趋势。我们会在本文的末尾部分检视前一个现象近期的一些表征，因为过剩资本的历程既是过剩人口历程的中介也将其扭曲。不幸的是，我们在这里只能稍稍触及一下这个主题，更为详细的处理要留待《尾注》第三期。 美国在二战中毫发无伤，成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最小的农业人口(从雇用比例来说)和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据估计，美国当时承担了世界过半的产出。[2]美国还在战后涌现为出类拔萃的全球债务人，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还有最多拖欠自己巨额债务的盟国。在这些条件之下，大萧条以来一直蹒跚前行的美国，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美元建立为国际储备货币，只有它可以直接受黄金支撑，其余所有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固定汇率系统由此创建，不过也允许定期调整)。一方面，欧洲各国的货币与美元锁定以后，在重建阶段临时减缓了预算平衡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推动重建而为自己的资本出口保证了市场，而这反过来推动了欧洲购买美国货品。这样一来，欧洲的预算赤字就通过美国资本出口获得填补，跨大西洋的贸易持续失调也在实际层面写入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但是，这个失衡很快就会蒸发。 在美元通过直接外国投资(通常是军事投资)、贷款和信贷流入的背后，欧洲各国和在欧洲营业的美国企业一直在进口美国的资本品，借此扩大欧洲的生产产能。这个过程同样发生在日本，朝鲜战争就发挥了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不过美国补贴在日本并没有出场)。所有这些都受到美国的鼓励，此时美国在推动自己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转让到全球各地。不过到1960年代，许多国家自己的产能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它们不再需要依赖美国进口了。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当中还有一些，开始和当初依赖的美国生产商互相竞争了。这种竞争首先在第三市场上演，然后在美国自己的国内市场。美国的贸易顺差随后在60年代中逆转，标志着全球制造业产能的构建正在接近极限了。从此以后竞争出口份额将成为零和博弈。 战后繁荣期的时候，美元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使得逆差国实现快速增长，而这个阶段的变化就意味着美国的资本出口愈发推高通胀。[3]美国对越战的预算赤字螺旋式上扬只能加剧了通胀问题，因为美元似乎无法避免贬值以后将有侵蚀储备的风险，继而所有国家的支付平衡会把固定汇率制度拉扯到极限。结果，一方面许多央行开始以美元换取黄金(迫使美国在1968年实际上中止自由兑换黄金)，而另一方面，以海外美元存款形式积累起来的过剩美元，开始对出口基础型的经济体构成投机压力。这些受美元贬值的风险最大的经济体，既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所以自己的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和自身发展所以来的制造品进口相比，存在贬值的风险;还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本身货币兑美元要重新估值，它们的出口市场有被削弱的风险。美国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善意忽视”赤字的政策以后，就用美元贬值的威胁，向世界各国强加新的浮动美元储备货币本位，实际上将稳定美元的指责转移给外国央行，让它们被迫用过剩的美元买入美国证券，维持自身货币兑美元的价值。从方方面面来看，美国就不再面临预算约束了，可以债台高筑和随意发行美元的同时，明知道外国别无选择，只能将美元重新回收到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回收到快速取代黄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国政府债务。[4] 回收后的过剩美元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极大的推动，成为这个市场当中货币市场的波动性突然高企的关键因素，因为过剩美元既是这种波动性的原因，也是对冲这种波动性的唯一资源。不过，未来30年全球经济还被过剩美元转变了样貌和塑造了增长形式。这个“巨大的货币池”因为远远超出了全球投资需求，因此变成了国家与消费者债务和金融泡沫等扩大的源泉。从后一个意义来说，过剩美元已经成为在地球游荡的幽灵，无论是哪一个国民经济体，只要不幸吸引到它们的注意力，就会堆积出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5] 这个泡沫和破灭链条开端于70年代末的拉丁美洲。回收后的石油美元大量流入(受美元负利率刺激)产生了一整个系列的风险金融创新(包括臭名昭著的“可调整利率借贷”)。当沃克尔意外上调利率的时候，这些创新全部崩溃了。将美国经济从随后的通缩拯救出来，使里根的加码凯恩斯主义开支计划得以进行的，正是从日本回收的过剩美元。不过美国感谢日本一片善意的方法，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中将美元兑日元贬值，把日本经济送进更大比例的资产价格泡沫里。1991年泡沫最终破灭，这又相应引发了日本曾经出口制造业产能的东亚经济体一系列泡沫(日本当时是为了应付日元升值)。这些经济体，再加上本身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拉丁美洲经济体，随后都因为1995年的反向广场协议、美元重新估值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先后内爆。不过这样只是将泡沫转移回了美国，这时候美元升值所创造了美国股市暴涨落得个互联网泡沫破裂。2001年，这个泡沫翻个身成为楼市泡沫，当时美国企业的债务需求最终证明不足以吸收全球的过剩美元。如果说最后两个泡沫大部分局限在美国(虽然楼市泡沫还延伸到了欧洲)，那是因为美国的规模和偿还优先级的特权，所以它是在任何一段持久的时段内能够承受这些过剩美元大量流入的唯一经济体。 如果我们将这个现象放在上文所说的去工业化和停滞的背景之下的话，预示要以下这一点就很合理了：这个现象就是大风吹游戏，世界各地受生产率上升而复合之后的产能，它的扩散使全球的过度产能持续恶化。于是，超额产能只能经由一个持续运动的过程，不断将这个累赘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通货膨胀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要吸收过剩，就只能在极低的短期利率及其产生的虚构财富这两者的基础上大举借债，利率一开始上升，投资热情消减，泡沫就必然破灭，一个接一个。 许多人将这个现象称作“金融化”，这个含糊的说法暗示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或者商业资本的统治加强。但是“金融崛起”的说法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既蒙蔽了金融资本的源泉，也蒙蔽了即便金融认为维持自身的回报率越来越难的时候，这个部门还继续增长的原因。关于前者，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描述过的过剩美元池，还要看到这个事实：非金融部门的停滞已经逐渐将投资需求转向了首次公开募股、企业合并和买断，这些为金融公司产生了费用和分红。关于后者，生产投资的机会如何贫乏，再加上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两者使得短期和长期利率都处于不正常低位，金融为了获得同样的投资回报，就被迫主动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风险率上升(金融以此衡量利润力下降)相应被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创新”掩盖，而这些创新倒塌的时候将需要国家政府定期的援助。 1997-2009年高GDP国家史无前例的增长疲弱、整个周期家庭收入和就业零增长、几乎完全依赖营建和家庭债务来维持GDP，所有这些都证明，过剩资本在金融形式下无力重新与过剩劳动结合，无力促进扩大再生产的动态模式。[6]19世纪中欧洲的泡沫产生了全国铁路系统。连1980年代的日本泡沫也留下了从来没有充分利用的新产能。相反，过去几十年两次以美国为中心的泡沫，只在越来越无线的世界里，在经济上与生态上都无法持续的大片住房区那里，产生了一坨通信用的电线。“格林斯潘看跌”，这个“泡沫内繁荣”的刺激手段，失败了，它只不过表明将更多的债务注入早就债务缠身的系统那里，回报只会黯然。 [1] “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285页。 [2] Daniel Brill,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John Richard Sargent, Matthijs van den Adel, eds., Europe and The Dollar in the World-Wide Disequilibrium (Brill 1981) p.19. [3]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个时期的通胀，要么归之于爆炸性的美国预算赤字(越战是很大一部分原因)，要么归之于劳动力的抗争力量增强。不过Anwar Shaikh给出了信服的论据，认为就通胀是超额需求的指数来说，受限制的供应既不是充分就业也不是劳动反抗，而是最大积累程度，或者说最大产能利润率，而这个时期的利润率下降是滞涨背后的主要因素。Anwar Shaikh, ‘Explaining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Andriana Vachlou, ed.,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y (Macmillan 1999). [4] 见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2003). [5] 以下内容大部分仰仗Robert Brenner的分析。特别见该作的西班牙语译本序：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What is Good For Goldman Sachs is Good For America: the Origins of the Current Crisis’ (2009). [6] Josh Bivens and John Irons ‘A Feeble Recovery: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weaknesses of the 2001-07 expansion,’ EPI Briefing Paper no. 21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8). ……那中国呢？对我们目前的内容提出的一个普遍反对意见就是指出，中国显然是全球停滞这个图景的例外，特别是停滞和其他地方的去工业化与就业不足存在关联这一点。当然，中国在这些年变成全球的工业动力机，但是做到这一点不是通过开辟新市场或者创新新的生产技术，而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大力构建自己的制造业产能。[1]人人都假设这种扩张一定为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带来历史性增长，但是这直接就不对了。最新数据表明，按净值算，中国制造业在1993-2006年间没有创造任何新岗位，制造业工人总数徘徊在1.1亿人左右。[2]这没有乍一看那么意外，原因有二。 一，过去30年，新南方工业体的工业化，首先以处理输往香港和台湾的出口为基础。这个工业化一直与东北的老旧毛式工业体被解体并驾齐驱。这或许能给出一部分解释，说明中国为什么不像德国、日本和(战后初期的)韩国那样，在几十年奇迹般增长率之下，实际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 二，中国的增长不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这种行业的低工资助力一系列行业的竞争力，包括纺织、玩具、汽车和电脑等等。现有的节约劳动创新融入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便在地理扩张出现增长的情况下，每一组工业化国家依然实现了较低峰值的工业雇用(相对总劳动力来说)。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在旧行业丢失了制造业岗位，而且新行业在趋势上吸收的劳动，相对产出的增长而言是变少了。 19世纪英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那个世界的95%人口是农民。今天，绝大多数世界人口的生存要依赖全球市场的时候，一个国家能够为所有其他各国进行生产会带来灾厄。这种灾厄既针对那些为了维系出口价格就必须维持贫穷的国家，也针对绝大多数劳动不再是必要，但是同样不能再依赖自己的资源生存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世界所剩存的农民就不再作为现代化的武器而行动，也就是说，不再是劳动和消费者需求池，可以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而从中抽取。农民变成了纯粹的过剩。这是印度和下撒哈拉非洲的情况——中国也一样。 [1] 1990年代日本将偏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下移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东亚四小虎，然后是东盟国家，然后是中国。但是中国吸收这些产业后，地区内部的生产等级结构遭到了损害。 [2] Erin Lett and Judith Banister, ‘Chines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costs: 2002-2006,’ Monthly Labor Review no. 132 (April 2009), p. 30. 结论 今天许多人会谈及“失业性复苏”，但是如果“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生效的话，所有资本主义复苏在趋势上都是失业性的。“成熟”产业抛出劳动的趋势虽然便捷了扩大再生产，却也具备这样的趋势，巩固出一个随后的扩张没有充分吸收的过剩人口。这是因为各行业的节约劳动技术具备适应性，也就是说，制造新产品倾向于利用最创新的生产过程。不过，创新过程是永久的，会在新旧资本当中普及开，而产品创新从内在上就受限于产品产生产出与雇用净扩张的能力。这里的问题，不光是各类产品创新要以更快的速度融合，从而吸收被过程创新抛出的过剩，问题还是产品创新的加速本身促进了过程创新的加速。[1] 不过，如果这个“一般规律”在20世纪大半时间被搁置的原因是我们上文所说的那些，那目前全球不充分就业的群体壮大就不能归于重新树立这个规律，至少不能简单归于。过剩资本的轨迹对过剩劳动的扭曲已由马克思描述了，也不仅有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些方式。最重要的是，过去30年过剩资本在国际货币市场累积起来以后，某些通往绝对贫困的趋势通过工人阶级家庭的债务增长而被掩盖了。这个趋势一直让底层不用掉出全球总需求，同样妨碍了任何复苏的可能性。要实现复苏，只能通过“资本价值的屠杀”和“释放劳动”，因为虽然资产价格通缩可能增加新投资繁荣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劳动力非增殖只会导致消费者违约的程度增长，导致金融进一步崩塌。[2]可见，今天不仅复苏后产生就业的产能，还有复苏的可持续性本身也成了疑问。 未来数十年，如果各国政府没法管理好全球通缩压力，可能会发生一系列井喷，又或者各国政府会进入长期缓慢的经济下滑。虽然我们的目的没有天灾色彩，我们也要警告那些健忘者，有时候历史会出乎意料往前冲。尽管这样，我们所等待的天灾不是未来的事情，而不过是当下沿着差劲的趋势往前继续。我们已经目睹贫穷和失业几十年的上升。那些说仍在工业化的国家没那么差嘛，大家咬咬牙还能挺，一句话，说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贫苦冷漠的人，随着债务水平退潮和家庭收入继续下行趋势，他们的假想将在未来这些年受到考验。无论如何，对世界一大部分人口来说，天灾的证据充盈得不可能否认了。任何对吸收这些过剩人类的提问都将息了。这些人类的存在只剩下管控的目的：分拆到监狱里去，边缘化到贫民窟和贫民营里去，受警察的规训，被战争消灭掉。 [1] 见Beverly Silver, Forces of Lab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见Paulo Dos Santos, ‘A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Household Debt in Contemporary Ba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Research On Money And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no. 11 (2009). Phelps和Tilman在资本侧勾勒了创新因子的潜力在利用剥削危机时候的界限：Edmund Phelps and Leo Tilman, ‘Wanted: A First National Bank of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Feb 2010). // 关于《尾注》： 原先的小组组建于2005年的英国布莱顿，成员起初来自《扬弃》(Aufheben)刊物的参与者，此前《扬弃》与法国的《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进行了批判性交流。不过随着人员流动和新成员加入，小组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尾注》原先的取向是从现状出发，将各种条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对象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共产主义超越，还有以这种生产模式为特点的社会所具备的多种统治结构。因此，小组一直关心“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尤其关心1968年后法国极左当中出现的“共产化” (communisation)问题;性别与消灭性别的问题;对当代斗争、运动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动力系统及其对资本和阶级的影响;“种族”的资本主义构成;价值形式理论和系统辩证法;20世纪革命的失败与僵局，等等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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