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3、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谈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在我们来研究为什么毛泽东通过通信方式来谈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五一八讲话”中的个人崇拜。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这封通信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传播的范围及其销毁和下发的经过。

　　毛泽东这封通信是在韶山滴水洞隐居十一天之后到武汉写成的。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滴水洞住下。在韶山期间，他没有接见父老乡亲。除了到韶山水库游了一次泳以外，没有离开过滴水洞。[49]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观察斗争的形势发展，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深入思考，勾画着文化大革命的蓝图。

　　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50]

　　关于周恩来、王任重阅读毛泽东致江青信件以及周恩来向林彪传达信件内容的史实，《毛泽东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七月十一日下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51]

　　我们再来看《周恩来年谱》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

　　七月十一日、十二日，周恩来到武汉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周恩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十五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52]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是在武汉写成的。这封信的要点可能是在滴水洞思考文革和当前形势发展的时候形成的，恰逢毛泽东在武汉收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来信，于是才写了这封回信。这封信写成后，毛泽东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是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的。而后周恩来又从上海飞往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信件内容。林彪表示接受毛泽东意见，回京后修改“五一八讲话”。周恩来返京后还将这件事向刘少奇作了汇报。不管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还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表示找林彪谈谈，都说明周恩来是经过毛泽东同意才到大连向林彪转达信件内容的。

　　后来周恩来又谈到过这封通信。九一三事件后，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谈到这封信时说：“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53]

　　张耀祠后来也回忆说：“毛泽东的信写完后，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原信寄给了江青。”[54]

　　看来，毛泽东这封信写好后，让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而将原件让周恩来带给了江青。从周恩来的讲话看，他和王任重看的是抄件，而不是原件。这封信江青曾经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宣读过。对此，戚本禹后来回忆道：“江青曾拿着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读了一遍。”[5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当时除了毛泽东、江青以外，周恩来、王任重看到过这封信(看的是抄件)，林彪、刘少奇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周恩来向他们分别转达和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听到过宣读这封信。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成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知道这封信内容的。至于秘书徐业夫因为抄写这封信知道信件内容尚属例外。

　　这封信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的一份重要文献，现在却找不到了。因为这封信后来被毛泽东下令销毁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56]

　　从戚本禹的回忆看，林彪委托叶群向江青反映，担心以后有人在这封信上做文章，因而感到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林彪的疑虑，毛泽东才下令硝毁了这封信。这主要还是处于党内团结的考虑。当时林彪向周恩来表示接受毛泽东意见，回京修改讲话。虽然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上有过错，但是却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况且林彪当时也是处于打鬼的需要才鼓吹个人崇拜的。这样从反右斗争的大局出发，同时也为了消除林彪的后顾之忧，使左翼内部团结起来，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才下令硝毁了这封信。

　　无独有偶，类似的问题还表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给林彪一封通信的编选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林彪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红旗到底能够打得多久的信，流露出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悲观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篇回信，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国情，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这封信当时就印发部队。后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林彪曾给中央打电报希望在这封信公布时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党内引起误会，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将文章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开头和末尾删去了批评林彪的话。 [57]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中关于这封信的题解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评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才在题解中说明了这篇通信写作的真实情况：“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5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修改及题解的撰写是从党和军队团结的要求出发而进行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毛泽东硝毁致江青的信也是处于团结的考虑才这样做的。

　　由于这封信的原件已经被烧毁，后来有人怀疑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伪造的。其实，和周恩来一起看过这封信的王任重，当时就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封信件的要点。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王任重日记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59]王任重在日记中的记载是回顾性记忆，只有若干要点而不是信件原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信件的真实性。

　　这封信真正公开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没有公开的原因一是因为这封信表明毛泽东是反对林彪搞个人崇拜的，而林彪当时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涉及到林彪的威信问题，当时是不便于公开这封信的;二是因为当时不仅林彪这样讲，而且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也是这样讲的，处于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右派的需要，这封信当时也是不便于公开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问题已经暴露，同时全面夺权任务已经完成，进入到了“斗、批、改”阶段，这个时候是着手建立革命委员会，恢复正常秩序了。当时不便于公开这封信的两个因素都已经不存在了，于是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泽东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60]

　　(2)毛泽东采取通信方式表述意见的原因分析。

　　前文我们研究了这封通信的传播范围及其硝毁和下发的经过。现在我我们来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通过通信的方式来表述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和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首先考察毛泽东信中表述的内容是第一次提到，还是以前就出现过。然后在此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研究。

　　①      毛泽东在信中谈到的内容并不神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到了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关于林彪“五一八讲话”，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反革命政变问题，一个是个人崇拜问题。对于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除了对一些提法有疑义外，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都有着相似的看法。这从林彪发表讲话前后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反复提到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中得到证明。[61]

　　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意见主要表现在鼓吹个人崇拜部分上。从前文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自我评价中对自己作了剖析，他和全党同志一样经历过挫折和失败，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基础上，才逐渐认识到革命和建设规律的。他还坦言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犯过不少错误，为此还多次向全党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九六六年二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等人汇报《二月提纲》时，曾指定彭真、康生汇报结束后到苏州向林彪转达他对林彪宣传“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的批评意见。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着林彪的面说：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三月二十日，当林彪提出要学习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62]不仅如此，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一次在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表示了对于那些提法的不同意见。[63]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起草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之前，就多次在谈话、讲话中表示对于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见。有时还是当着与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林彪)和中央局第一书记的面讲的。如果将这些不同意见与此前毛泽东的自我评论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这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这次在通信中谈到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的不同意见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剖析，不过是此前进行的自我评价和对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见以集中的方式表述出来而已。

　　至于毛泽东在信中表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也在以前不同场合讲到过。

　　比如由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六月十二日，他还说，要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64]从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大家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乱，也不要怕打击面宽，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达到治。虽然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出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但是在讲话中却已经包涵了这方面的意思。

　　信中谈到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话，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一样，清不干净。[65]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话，但是说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如同“四清”一样是搞不干净的，实际上暗含着仅仅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的涵义。

　　在信中毛泽东点了北京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名，对北京市委和北大来说，也并不是第一次。此前毛泽东就批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六月一日他批发第一张大字报时，就曾写下“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的批示。[66]我们看到，毛泽东信中提到的北京市委和北大，此前就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定性，并非是在这封通信中才首次提出的。

　　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67]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并非是在通信中才第一次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此前他在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过。

　　对于反革命政变的论述，也见之于以前的谈话、讲话和起草的文件中。[68]关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更是两句老话，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过，这次在信中用这两句话作结论不过是用来展示对前途的信心而已。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表述的关于文革的基本观点，此前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就基本上涉及过。所不同的是，信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不过是散布于以前的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这次不过是在信中结合当前的形势比较集中地表述出来又加以深化而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并不神秘。信中的基本内容(不论是关于批评林彪个人崇拜、自我剖析还是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的，而是在此前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批示、文章中就有所表述。不过是信中内容此前散见于毛泽东的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这次毛泽东则是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以回复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为引线，从林彪“五一八讲话”出发对自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表述了自己在个人崇拜上的不同意见，并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分析而已。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周恩来到大连向林彪转达了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信件的内容后，回京后还就这个问题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作了汇报。[69]因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是了解这封信内容的。这说明这封信的内容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内并非是一个秘密，他们还是知道这件事的。

　　②      毛泽东为什么以致江青书信的方式来表达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

　　前文我们研究了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并不神秘，基本观点在以前发表的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出现过。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呢?

　　有人说，毛泽东“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看过。”[70]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当然是不对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处于诋毁文革的需要炮制出来的，并不符合历史真相。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毛泽东时常把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批给江青阅览，还审阅、修改过她报送的文件(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71]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信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并非是在这封信中第一次出现，而是在此前讲话、谈话、批示和文件中就有所表述。虽然是一封私人通信，却没有什么秘密的话，其主要内容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播过。当时只是因为顾虑公开毛泽东信中的话会给左派和广大群众泼冷水才暂时予以作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又有什么不正常呢?

　　王任重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看到了这封信。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武汉也看到了这封信。林彪也是一线常委，又是这封信涉及的当事人，当时也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况且周恩来从大连向林彪转达信的内容后，还将这件事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作了汇报。[72]因而刘少奇也是知道信的内容的。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都是知道信的内容的。这又怎么是瞒着“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呢?

　　从对这封信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林彪是在毛泽东打了多次招呼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不听劝阻继续鼓吹个人崇拜的。虽然毛泽东对林彪的作法有不同意见，但是林彪当时又是核心领导层中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提出“四个第一”，践行“三八作风”，强调“一定要突出政治”，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政治建军思想，是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落到实处的中央领导人。况且当时林彪这样做也是处于打鬼的需要，他自己的个人动机又尚未暴露。这样在毛泽东打了多次招呼而林彪仍然执意这样做的情况下，毛泽东就面临这样的选择：

　　一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方式，默认林彪的作法。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与毛泽东一直坚持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也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认识产生了强烈抵触，还会将党和领袖的关系摆错位置，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这就决定了在毛泽东多次打了招呼而林彪仍然行之若素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采取置之不理这种方式的。

　　一是直接约林彪谈话，提出严厉批评，采取组织手段对林彪的作法进行限制。但是从当时的斗争形势来看，从政治上打倒右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林彪这样做是为了打鬼的需要，同时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林彪又是坚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这个时候他这样做的个人动机还没有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组织手段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进行限制和处理的话，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产生消极影响。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73]虽然毛泽东在信中说的话，主要是指当时还难以向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说明自己并不赞成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但是从逻辑上说也是包括毛泽东当时是难以采取组织手段来处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的。因而这种方式也是毛泽东难以采取的。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呈现出复杂的心态。既要从大局出发，保护左派的斗争积极性，又不能不顾及到这样做产生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反复考虑，慎重决策，潜心寻找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表示出自己的意见，希望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有所改变，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选择了。

　　这里有一个文献资料值得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作为参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表现软弱，屡有失误，这引起了邓小平的忧虑和不安。但是邓小平却没有直接找胡耀邦谈话，而是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单独找胡启立谈话，让胡启立给胡耀邦传个话。邓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他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

　　后来，鉴于胡耀邦对邓小平的劝告置若罔闻，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又找乔石、胡启立谈话，让他们给胡耀邦传话。邓小平指出：正是耀邦同志应该多讲讲坚持四顶基本原则，但他恰恰没有很明确地讲。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个问题。经济建设始终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还专门讲了胡耀邦同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谈话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至少是很不得体的，有些话很不严肃，完全是迎合。耀邦这次谈话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样子。陆铿的手法就是恭维耀邦，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样手法。这些人打耀邦的旗帜，所以耀邦要多讲讲反对自由化问题这方面的情况。[74]

　　由此我们看到，邓小平当时没有采取直接找胡耀邦进行谈话的方式，而是通过传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及时提醒胡耀邦，点明他身上存在的问题。这还是考虑到由他直接找胡耀邦谈话可能会震动太大，不易于胡耀邦认识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缘故。采取这种方式客观上表明当时邓小平对胡耀邦还是比较信任的。后来由于胡耀邦无视邓小平的多次劝告，继续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包庇自由化分子，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胡耀邦也就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辞职了。当然这是后话。

　　从这则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当时林彪是左翼阵营内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可能觉得在他已经多次表示了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由他直接出面就个人崇拜问题与林彪谈话，采取组织手段让林彪服从，可能会显得震动太大，会给林彪造成一些压力，不利于林彪对个人崇拜认识的转化，也不利于左派内部的团结一致。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到林彪当时积极投入文革的洪流，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完成文革政治任务的需要，当时又没有显示出他在谋求个人利益，因而就采取了致江青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用辛辣的语言，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论。可是当他在谈到与林彪不同意见的时候，却没有用过激的话，而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采用委婉的用语，以坦诚的态度，表现出他对林彪讲话的不同意见。他在信中写出“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的话，[75]谈到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表明自己在反复劝告后林彪仍然鼓吹个人崇拜的无奈心情。这样就便于林彪接受信中的内容，从而消除左派高层内部的分歧，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投入到同右派的斗争中。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采取的处理方式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界定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的性质，再进一步确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毛泽东之所以采取致江青通信的方式在特定范围内公开了他与林彪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因为毛泽东肯定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把林彪是作为“打鬼”的“朋友”来看待的。这样既可以维护林彪的威信，又便于提醒林彪及左派相关人士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还能够使林彪比较容易接受批评，转变思想认识，而不致于影响到左派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便完成打倒右派的任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际写作的致江青的通信，仅在特定范围内部传播的原因不是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因为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由于在此前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这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而是信中表露的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暂时还不便于公开化。在党内出现左右分野，又难以通过整风方式来解决问题，不得不采取文革方式的情况下，处于斗争需要和左派高层团结的考虑，毛泽东才用通信方式表达了他和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分歧。由此可见，正是为了使林彪能够较好地转变认识，避免在左翼高层造成较大的震动，毛泽东才采取了致江青通信而不是直接与林彪谈话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同意见。

　　这样我们看到，林彪在毛泽东多次打了招呼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鼓吹个人崇拜。这个时候毛泽东既不能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置之不理，又不便于直接找林彪谈话采取组织手段进行处理。这样为了维护左翼高层内部的团结，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同时又有利于消除个人崇拜造成的消极影响，经过慎重思虑后，毛泽东才采取了通信方式表达了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

　　③      党内左翼高层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曾经在党的会议上开过多次民主生活会。在民主生活会上，他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党内同志一起推心置腹，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检讨错误，分析问题，查找不足，在思想斗争中形成一致意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76]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77]就是党内民主生活会的两个范例。这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结合自己在党内的经历，回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讲述了他和党内同志一起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对自己进行了诚挚的自我批评，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谦逊态度。

　　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也是一次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

　　从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这封信的传播范围主要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及其成员之间。当时这些人是支持文革的。

　　江青是在林彪批准以后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她主持起草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党内军内发表，是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文件。毛泽东给林彪“五七指示”的信以及对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一定要突出政治”工作的肯定，都说明林彪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78]周恩来不论是在批判《海瑞罢官》期间让姚文元文章进京，还是表态同意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谈话和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上，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79]这表明当时周恩来也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当时江青、王任重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不论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这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及其成员，当时都是积极支持文革的。信件内容就是在他们之间进行传播的。因而从信件传播的范围上来看，主要是在左翼内部进行传播，但是也没有刻意背着别人(刘少奇是从组织程序上获悉信的内容的)。因而我们说这是在左翼高层的民主生活会。其目的还是让左翼高层内部知道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希望他们以后在这方面要加以注意，不要走得太远。

　　我们注意到，整封信是围绕林彪个人崇拜来展开论述的，就是信中谈到的文革观点也是从这种论述中带出来的。毛泽东用“迫上梁山”来表达自己虽然反对林彪搞个人崇拜，却不得不同意又不能明确表明态度的复杂心理。针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看法，流露出林彪在打了招呼以后仍然我行我素，但是从进行文革打倒右派的政治要求出发，又不便于否定林彪讲话公开表明自己真实态度的无奈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既不便于通过组织手段去处理这个问题，又不能让听之任之默许林彪这样做，因而就只好采取通信方式这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用“迫上梁山”来表明自己的反对意见，用“跌得粉碎”来警醒对方了。[80]这实际上是用党内生活会进行心理交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希望林彪等人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与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分歧。在毛泽东打了招呼而林彪仍然我行我素的情况下，鉴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积极支持态度，他这样做是为了打鬼的需要，同时个人的逐利动机也尚未显示出来，这个时候毛泽东既不能漠视不管，也没有采取组织手段要求林彪放弃他的作法，而是结合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在左翼高层内部以通信方式，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希望左翼高层能够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加强交流，统一认识，改变态度，同心协力，进行继续革命。这封信是在左翼高层内部的一次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会。徐业夫作为秘书见到过这封信，刘少奇从组织程序上知道这封信，尚属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