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4、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的地位。

　　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不仅表现在毛泽东信中阐述的文革观点，还表现为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对他们之间关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从毛泽东在信中表述的文革观点看，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内容。这些基本观点也不是在信中第一次表述，而是此前在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就出现过。毛泽东在信中谈到的文革观点，不过是将以前提出的文革观点鲜明、集中、深入地表述出来而已。况且关于文革观点的论述并非这封信的中心内容，而是毛泽东在谈到林彪“五一八讲话”时带出来的。

　　林彪“五一八讲话”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一个是个人崇拜问题。在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方面，虽然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讲法可能存在异议，但是他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似看法。因而毛泽东在信中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个人崇拜的问题上。从中不难看出，这封信的中心内容不是关于文革观点，而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

　　有人可能会问，毛泽东也是赞成个人崇拜的，为什么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发展变化过程。他赞成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正确的个人崇拜是因为掌握着真理的缘故。他认为个人崇拜不是不加分析地崇拜个人，而是因为被崇拜的人掌握着真理。这样个人崇拜包涵着真理、权威、对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等内容。在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认识中，真理、权威、对个人作用的适度强调和限制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就说过谁掌握着真理就崇拜谁，对于他个人也是这样，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81]他还多次讲过他自己也犯过不少错误，自已也不相信自己说的都是对的。[82]他还说，他不是圣人，不过是贤人罢了。[83]

　　但是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鼓吹个人崇拜时，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用了不少绝对化的语言，宣扬“天才论”，神化毛泽东，将毛泽东的权威和作用推向极端，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绝对真理。比如他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等等。[84]这是与他以前鼓吹的“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相一致的。[85]

　　林彪这方面的讲话，在批判党内右翼对毛泽东路线方针政策的怠工和对抗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诋毁和否定上，当然是有意义的。从这方面来说，林彪的讲法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作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要坚信唯物史观，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坚持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而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讲话不仅在理论表述上站不住脚，而且还会从实践上使党的建设走入误区，脱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同时，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讲话也与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和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赞同的个人崇拜，是说不管是谁，必须掌握真理，为了践行真理需要权威，对个人作用只能是适度强调。这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而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却是割裂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系，漠视真理在个人崇拜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离开真理去强调权威，片面神化个人的作用。这样就离开了唯物史观，走向唯心史观，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矛盾。因而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不仅难以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还遭到他的反对了。从这里也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信中表示“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的话了。[86]这反映出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矛盾。

　　既然毛泽东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批发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讲话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此前毛泽东曾经就这个问题间接或直接地向林彪打过多次招呼，但是林彪还是我行我素，仍然在鼓吹个人崇拜，用毛泽东的话说“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87]毛泽东意识到林彪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的需要，同时当时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讲，当时林彪集团尚未形成，林彪的宗派主义作风也未显现，因而毛泽东尽管对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存在不同意见，却不便于公开表示出来，还不得不从打击右派的政治要求出发批发了林彪的讲话。这反映出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左翼高层内部表面上虽然风平水静，但是在认识和践行上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的。

　　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可能给自身造成的严重后果。因而他才说出“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那样的话。[88]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为了文革的进行，防止工农群众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命运，不顾个人荣辱毁誉，甚至不惜在历史的狂涛中埋葬自身，勇往直前进行斗争的革命家品德和战略家洞见。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是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批发林彪讲话的。他批发林彪讲话也仅仅是为了打鬼的需要，同时以信件的形式从内部表明自己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这不过是以民主生活会的方式向林彪敲响了警钟，希望他以后在这方面予以注意。可是林彪在全面夺权任务已经完成，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仍然鼓吹“天才论”，还以此为旗号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和毛泽东对着干。他鼓吹个人崇拜的意图逐渐暴露，林彪及其集团的宗派主义作风也显露出来，这个时候就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击和严厉批评。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出现了巨大裂痕，成为酿成九一三事件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文革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重要地位，不仅表现在信中阐述了文革的观点，更重要的还是显露出左翼高层内部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在文革路线一致的前提下出现的，当时还处于非对抗状态，而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才逐渐走向激化，并上升为对抗性矛盾。这导致了文革阵营的分裂，严重削弱了文革阵营实力，对后来文革的失败产生了致命性的影响。

　　（四）无产阶级专政是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北京成立了一个神秘的机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存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当着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北京的社会环境得到巩固，依靠正常的警卫力量能够维护秩序，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后，首都工作组就解散了。那么，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工作组呢?这个工作组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

　　毛泽东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这样的枪杆子，也就是军队。由此可见军队在夺取政权中的重要性。他还说：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2]由此可见军队在政权巩固中的地位。不论是夺取政权还是维护政权都要依靠枪杆子，也就是军队。

　　我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军队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由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重要地位，要获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就必须将军队领导权紧紧抓在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手中。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发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当时中央领导层已经出现彭、罗、陆、杨的问题，他们都曾掌握过中央党政军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而维护首都安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坚强后盾，就成为当时文革发动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保障文革的发动和正常进行，在文革发动之际，作为文革策源地的首都北京就成为保卫的重点。这就要求首都警卫部队承担起保卫党中央和维护首都安全的重任。这一方面要求部队绝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忠于党，另一方面还必须部署必要的部队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这就要成立新的领导机构，调配部队，整合首都警卫力量，做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2、军队内部的人事调整及其在党内地位的变动，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革发动和进行所采取的组织保证。

　　军队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在文革发动前夕和文革发动之际，不仅中央军委内部进行了人事调整，而且部分军队领导人在党内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些措施从总体上来说是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革发动和顺利进行所采取的组织手段。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彪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同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毛泽东表示同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毛泽东阅林彪五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说：林彪五月十一日指示，今后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以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毛泽东批示：“退林彪。”[3]

　　林彪是以应对战争威胁向毛泽东建议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参第一副总长的。如果联系到此后不久林彪委托叶群向毛泽东状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来分析，由杨成武首先担任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参第一副总长，可能是林彪为将来解除罗瑞卿职务防止不测事件预先采取的行动。罗瑞卿后来被解除党政军一切职务，当时采取这样做的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是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还是为了使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所采取的行动。

　　同时，这个时候军队大军区、各军兵种和三个总部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报经中央和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公布。这样林彪通过重申军队组织制度，将军队的领导权集中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手中，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时候不仅增加了军委领导，而且部分军队领导在党内的地位还有所提升。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军委副主席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4]八届十一中全会，增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5]

　　这样十大元帅在中央军委领导成员中，除去已在全国人大担任委员长的朱德、罢官的彭德怀以及去世的罗荣桓以外，其他元帅都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内，除去已被罢官的彭德怀和去世的罗荣桓以外，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从这些人事变动中可以看到，加强了对军委的集体领导力量，提高了军委领导人在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这些调整是为了将军队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必要行动。当然，以后其中有些人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另当别论。

　　3、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组建首都工作组。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党内出现重大人事变动，情况复杂，形势紧张，为了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防止意外事件的出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奉命组建了首都工作组。

　　五月十四日，周恩来与叶剑英商量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问题。他们商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问题。并且决定，把选调警卫部队和选配好卫戍区的领导班子，作为第一步工作中的重点，抓紧抓好。周恩来对叶剑英说，我看这个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吧，它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6]

　　看来，首都工作组还是周恩来命名的。从隶属关系上来说，首都工作组直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对常委负责。首都工作组是北京卫戍区和警卫部队的直接领导机构。选调警卫部队和选配好卫戍区领导班子，是第一步工作的重点。这就需要扩编北京卫戍区领导班子，从外地调部队进京担任警卫任务。不论是领导班子还是警卫部队，必须绝对忠于党的领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还要有高超的指挥能力，较强的战斗力和优良作风。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十八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7]

　　从首都工作组成员来看，是由军委、总参、总政、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华北局、北京军区、北京市相关领导参加，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首都工作组成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掌握的负责首都安全的一个特殊机构。周恩来、叶剑英提议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担任卫戍区司令，抽调六十三军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部队到位后，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对北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进行重新调整。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由此可见，首都工作组是在毛泽东指示下组建的。这个工作组的成员及卫戍区司令人选及选调部队也是在周恩来、叶剑英拟制好初步方案后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执行的。首都工作组及其所辖警卫力量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为了维护党中央和首都安全组建的一支别动队。那么，首都工作组及其所属部队的组建及部署情况如何呢?

　　4、首都工作组的组成及其部队部署情况。

　　首都工作组成立以后，迅速展开工作，选调部队，扩建卫戍区，确立警卫目标，谋划警卫方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根据首都工作组制定的警卫方针，首先就如何保卫首都等问题拟出草案，然后上报首都工作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于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成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日常工作机构。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的日常工作机构。这个办公室根据首都工作组会议的精神，调派部队，设计警卫方案，处理首都工作组的事务性工作。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与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谈话，谈成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他向两个人交代任务说：“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待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8]

　　从中可以看到，成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组织实施的。这件事很紧急，不仅要马上办，而且还要注意严格保密，组织一个精干而又可靠的小班子，完成首都工作组交待的工作。

　　这件事是周恩来对作战部正副部长王尚荣和雷英夫布置的任务。作战部的行动雷厉风行，当天上午就召开部党委会议，确定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人选：除部长王尚荣主要抓这项工作外，副部长雷英夫、谭旌樵负责日常领导工作;另抽调处长左勇、参谋朱耀华、张志民和张民共4个人，此外还有一名保密员，一名打字员，共9个人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班子。[9]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后，迅速召开会议，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五月二十一日，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他向大家宣布：“遵照毛主席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中央成立‘首都工作组’。周总理决定‘首都工作组’建立一个常设办公机构，由我们这几个人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开始工作。我们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当前任务是选调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安全。”

　　作战部副部长谭旌樵说：“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所有上报的文件，都是属于绝密级，只打印两份，派参谋直接送到他的办公室，其中一份由他转呈毛主席，不能打电话，更不能派通信员送文件。”

　　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说，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在周总理和叶帅领导下，完成加强首都警卫任务的一个指挥部。当前的任务是选调部队，下一步是勘察和确定重点保卫目标，部署警卫兵力。他还说：“今天我还要强调，一定要慎之又慎，严格保守机密。‘首都工作组’本身就是绝密，往北京调部队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从我们这里走漏风声。更不能出一点纰漏。”为了保密起见，首都工作组起了个代号，对外称“编写组”。[10]

　　这次会议不仅讲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的由来、任务以及隶属关系，还特别强调了保密纪律。我们注意到，会议指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上报的文件都是绝密级，要求只打印两份，不走机要传送渠道，而是由办公室派参谋直接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再由周恩来将另一份文件报送毛泽东。为了保密起见，办公室对外以“编写组”名义展开活动。这表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员异常谨慎，是在非常秘密地情况下开展工作的。

　　会议以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就抓紧时间制定选调部队和扩建北京卫戍区的初步方案。

　　文革前夕，北京卫戍区名存实亡，已经没有警卫部队，只剩下一个简编的机关和十几个区县的武装部。这次制定保卫首都的方案，就要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由卫戍区来具体组织实施，因而扩建卫戍区，选调部队，就成为制定初步方案的主要内容。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此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供首都工作组在决策时参考。这些原则性意见是：

　　1)北京卫戍区的等级，原则上按军一级配置，但是因为地处首都，它要执行的任务比较复杂、繁重，各种工作政策性很强，根据这些实际需要，其主官应当高配一些，如司令员可选派大军区副司令一级担任。

　　2)卫戍区所属部队可定为四个师，其中两个师以轻型装备为主。

　　3)选调部队本着这样几条原则：第一，不影响战备;第二，尽可能在靠近北京地区选调;第三，最好是选调有优良传统的部队;第四，应选调编制装备较好的甲种师。

　　4)卫戍区领导机关，原则是按军级单位编制执行，但根据所执行的任务需要，应做必要的扩编和适当加强。

　　5)师以下各级编制，原则上按原有编制不变，少数单位需要调整的，由卫戍区报请北京军区和总参军务部批准。

　　后来，北京卫戍区的扩编和所选调的部队，基本上是按照这几条原则执行的。[11]

　　我们看到，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由周恩来组织成立的，负责处理工作组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这个办公室是一个由作战部工作人员组成的精干小班子，不仅办事效率高，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制定保卫首都的初步方案，提交首都工作组会议讨论决定。然后，再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实行。

　　(2)首都工作组谋划北京警卫方案。

　　首都工作组成员早已报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也开始工作了，拟定了扩建卫戍区和选调部队的初步方案。这个时候就要召开首都工作组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会议却是在锅炉房中举行的。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首都工作组原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保密起见，由参谋张志民和张民负责记录和其他会务工作，没有让大会堂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服务。不仅如此，临到开会时，在汪东兴安排下，突然改变开会地点，转移到了二层东侧一个茶炉房里召开会议。也是处于保密的考虑，在开会的时候竟然没有发放关于这个方案的文件。周恩来、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谭旌樵、张志民、张民参加会议。[12]

　　在叶剑英主持下，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三十一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13]

　　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还强调指出：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要有严格的程序，必须按原则办事。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14]

　　六月一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五月三十一日报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上作出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15]

　　我们看到，首都工作组在叶剑英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不仅没有让服务人员参加，还将开会地点临时转移到了锅炉房中，也没有发放会议文件。会议讨论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拟制的警卫计划，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会议决定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周恩来批准，周恩来不在时报邓小平批准。这次《会议纪要》上报毛泽东批准以后就付诸于实施。

　　本来，原先决定抽调六十五军的一九三师进京担任警卫任务，但是由于驻宣化的一九三师位于“三北”的重要方向，调来北京不利于战备。因而研究后决定调北京郊区怀柔县的七○师进京担任警卫任务。七○师是隶属二十四军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汽车、坦克数量多，机动能力强，便于快速调动，有利于执行紧急任务。这个师的前身是以王必成为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是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而先前决定进京的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隶属六十三军，前身是以郑维山为司令员的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是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之一。[16]杨成武、傅崇碧先后在六十三军担任过政委和军长。这样增派两个陆军师进京担任警卫任务，就由六十三军的一八九师和二十四军的七○师来完成。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拟制了四个呈报毛泽东的正式文件：

　　①      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扩编方案：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第六十三军一八九师、第二十四军七○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担负首都警卫任务。

　　②      加强首都警卫兵力调整方案：

　　1)首都警卫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

　　2)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二师。

　　3)第七○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三师，保留原番号不变。

　　4)第一八九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四师，保留原番号不变。

　　③      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调整扩编命令。

　　④      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兵力调动的命令。

　　上述文件各打印两份，上报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

　　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这时，北京卫戍区共有四个师、一个独立团。每个师六个团，共二十五个团;一个军乐团，一个干部大队(团级)，总计人数达10万人。卫戍区属兵团级。

　　此后不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指示：“位于高碑店的第112师，位于天津的第196师和位于宣化的第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17]

　　五月三十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以作战部名义向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议报告：担负首都警卫任务的四个师和一个独立团，以两个师加一个团，担负北京和重要目标的警卫，以两个师(欠一个团)，担负机动支援任务，自六月一日起执行。[18]

　　五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批准了上述建议，同时指示：于六月三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做好会前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大会程序、首长讲话、注意事项等。周恩来还指示，大会邀请各位元帅、北京市领导和北京军区首长参加。[19]

　　这样我们看到，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根据首都工作组会议的决定，迅速拟定了首都警卫方案。这个方案就如何扩建卫戍区、警卫部队的组成、部署、指挥、调动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这个时候首都工作组指挥的卫戍区警卫部队已经达10万之众。为了防患于未然，叶剑英还表示驻北京周围的三个师在必要时也可以归北京卫戍区调动。方案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后就立即实施。为了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周恩来决定召开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邀请驻京军队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参加。

　　(3)首都警卫方案快速进入实施阶段。

　　首都工作组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警卫方案付诸于实施。部分警卫部队依据首都工作组的指令，进入指定位置。

　　六月一日黎明，北京西南、西北郊区的大道上，随着坦克、汽车的轰鸣声，一队队解放军战士沿着大路疾进，天亮时他们分别已经进驻南苑、长辛店、清河地区。[20]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纪律，提高警惕，增强敌情观念，保持高度的自觉性，使卫戍区官兵能够步调一致，认识到保卫首都安全的重要性，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召开一次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

　　六月三日上午，北京卫戍区在京西宾馆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代总长杨成武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扩编卫戍区的命令。宣读命令后，他接着说：“北京卫戍区担负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任务，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杨成武还指出：“卫戍部队的具体任务，按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

　　接着，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代表卫戍区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天的大会，总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以及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都来参加，对会议寄予很大希望。”

　　叶剑英指出：“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加强首都卫戍部队，在原来部队的基础上，增加到四个师另一个团。这几个部队各有特长，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你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要向全体同志讲清楚，这种调整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保卫首都的任务。”

　　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和北京市的领导人参加了大会。[21]

　　傅崇碧在大会上宣誓的“四个保卫”，既是代表卫戍区全体指战员发出的誓言，也是他们共同使命的展示。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第一政委谢富治，第二政委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第三政策黄作珍，后来又加了刘绍文、刘福担任专职政委。卫戍区的兵员都经过了精选，身体、家庭条件各方面都要好的。办公地点在庆王府。

　　北京卫戍区扩编后，第一件事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保证党中央的安全。他们着手重新制定首都安全方案，清除隐患。首都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和整编安排：

　　1)六月十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2)六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干部调配;

　　3)六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六月三日，周恩来对首都工作领导小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部署调整方案批示：剑英、成武、王尚荣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四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他三事均同意。[22]

　　在周恩来领导下，首都工作组组织召开了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组建了卫戍区领导班子，重新制定了首都安全方案。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的兵力部署方案、警卫目标以及实施情况是非常重视的，不仅亲自审查批准，还检查警卫方案的落实情况，要求工作组将兵力部署绘图送来。他以对党中央和首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地进行着这项工作，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

　　(4)首都工作组工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首都工作组在京西宾馆住了半个多月后，于六月六日搬到了三座门。在保卫首都方案已经落实，警卫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首都工作组的工作全面展开，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

　　作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人员也由总参作战部的几个人，一度扩大到二十多人。先后又从作战部调来处长蔡洪江、参谋王政成、张辉灿、王日升、梁士先、马崇海;北京卫戍区警卫处周国兴、卜洪义。另从总政保卫部、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临时抽调来十几位部级、司局级、处级干部短时间协助工作。其中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吴庆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公安部管理户籍和社会治安的一位副部长和两位局长，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保卫干事梁庆君，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等。[23]

　　随着工作范围越来越广泛，首都工作组就从单一的扩建北京卫戍区，发展到清查、清理首都，消除安全隐患，维护首都治安。这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七个组：

　　1)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派遣警卫部队执行各种临时性的任务等。

　　2)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

　　3)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和市民非法枪支弹药的清查和收缴工作。

　　4)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包括体育训练用无线电)和民用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清查、整顿工作，特别是对私设电台的清查、清理和收缴工作更为重要。

　　5)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主要对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险人口的清查、整顿工作。

　　6)监狱、看守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整顿工作。

　　7)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工作。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的这些小组，在首都工作组的领导下，在职能部门的配合下开展工作。当时的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既要高度重视，又要讲求政策。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24]

　　首都工作组及其直接指挥的北京卫戍区部队，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防患于未然，当时不仅维护首都安全，还负责着社会治安。在后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维护首都经济的正常运行，人民生活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稳定中，首都工作组及其所属部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保障首都安全，维护首都正常秩序运行的坚强支柱。

　　(5)解散首都工作组。

　　首都工作组运行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早已完成了扩编，业已和军委各总部建立了正常工作渠道。这个时候首都安全通过组织程序就能够进行处理，发生的问题通过“三支两军”就可以得到解决，日常工作可以交给总参作战部承办。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多少大的事情要办了。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送呈周恩来一个报告，请示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周恩来在反复思考后，于一九六七年六月终于同意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25]这样首都工作组随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撤销也就自动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