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工遭遇“机器换人” —— 技术与劳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

2.第二波争论:人工智能能否走向“后资本主义”?

　　关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第二波研究在2010年后慢慢兴起,但讨论已不再围绕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和群体来立足,不再以工会为中心,而是把重点从“劳工”(labor)转移到“工作”(work),争论的焦点是新技术对未来工作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重整国际分工,促成生产外包,北方国家慢慢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南方国家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社会学家对制造业技术革新的关注也逐渐减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0年后,多个国家纷纷拥抱“工业4.0”的理念,提出“再工业化”的口号,自动化技术又一次成为学界的讨论热点。科技社会学等学科也开始关注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机器人等给工人带来的影响。

　　可是,全球的劳动关系在新自由主义的长期渗透之下已进入“不稳定性”年代,工会的鼎盛时代早已远去,英美工会的会员率只有1980年的一半左右,工作出现零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孟泉、曹学兵,2019;姚建华、苏熠慧,2019)。在就业方面,学者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替换劳动力方面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的,需要讨论的是工作机会的消失对于劳动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据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统计,美国有将近47%的工作将在今后20年内被自动化取代(Frey and Osborne,2017)。英国也面临着1500万工作岗位因新技术的引进而消失的局面(Holdane,2015)。

　　毫无疑问,工作不稳定及工人组织的松散会影响工人阶级对新技术红利的获取能力。但在不少左翼学者看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自身有许多潜在优势,如能使人类脱离生产劳动,还能带来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引领社会走向“后资本主义”的桥梁。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2014)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与福特(2015)的《机器人时代》认为劳动者应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与时俱进,而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作为公民的生活津贴。到全面自动化来临的那天,机器人能代替人类进行生产,人类在不需要工作的情况下还能拥有收入进行社会消费。

　　第二波学者认为新技术自身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推动社会走向“后资本主义”(梅森,2017)、“加速主义”(Srnicek and Williams,2016)甚至是“全自动化奢华共产主义”(Bastani,2019)。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源自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段”(Pitts,2017),如“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有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1998:107)

　　但其实第二波学者并没有遵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首先,相对于《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还没有对资本主义的规律形成科学的系统分析,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些当代学者在理解资本主义“总崩溃”时,不是基于《资本论》中资本的有机构成上升导致利润率下滑的趋势,而是认为自动化使得劳动价值论不起作用。他们认为,随着机器取代人力劳动,劳动时间作为商品交换价值这一基准会渐渐弱化。当劳动时间趋于归零的时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将不再起作用,这也是资本主义走向“总崩溃”的时刻。这些说法在国内也能听到回音,如中科院物理学家何祚庥院士认为:“未来将完全可以做到由机器人来生产机器人。也就是在发展的未来,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等于零。”(2016:966)因此,他反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认为的“消灭剥削”要靠阶级斗争的做法,认为当今实现共产主义只需技术革命即可。

　　其次,第二波学者即使引用了“机器论片段”,讨论的时候也脱离了原文的语境、断章取义,把马克思对未来“自由王国”的想象错判为当下的现实。如梅森认为,未来的工作大量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网络和大数据等,由于信息处理可以在数秒内完成,这样的“非物质劳动”能使人类的自由支配时间大大延长。另外,开源(open source)和大众协作编程(peer-to-peer production)更开辟了一条可以通过非雇佣劳动、非物质交换而创造价值的道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否定了第二波社会学家的乐观主义看法,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平台经济等先进技术的引进并没有改善工人的劳动状况,反而使他们面临技能的两极分化(Tubaro et al.,2020;Krzywdzinski,2017)、“零工经济”的无保障(Shibata,2019)和程序员“996”长时间工作的普遍状况(梁萌,2019)。

　　总的来说,不像第一波学者那样看到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对技术发展轨迹的影响作用,第二波学者还局限于“唯生产力论”的框架,他们憧憬着一个无须通过斗争,无须改变生产所有制,单靠技术进步就能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的乌托邦(Spencer,2017;Benanav,2019)。

　　两波围绕工业自动化所展开的技术与劳工的讨论,对研究中国的“机器换人”都很有启示。第一波学者强调技术发展的方向性,指出自动数控机床技术发展的两种路径,强调工人如果不积极争取,技术升级的好处不会自动落在工人头上。这提醒我们要质疑为何在中国推广机器的应用大部分只有“换人”这一种发展轨迹。第二波讨论关注新技术如何在就业不稳定的年代推广,以及“后工业”“后资本主义”是不是我们应该拥抱的乌托邦,这有利于中国工人反思在技术升级背景下运动开展的方向。

　　但是这两波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北方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工人群体以“半无产化”的农民工为主,基层工会参与技术决策的力量有待加强,那“机器换人”的进程是否会与北方国家不同?另一方面,西方工会日趋官僚化和保守化,已被诟病为扼杀工人的战斗力。鉴于近年来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人是否能积极参与行动、争取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好处?目前,关于中国工业自动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有少部分劳工研究学者开始关注新技术在大中小企业的不同应用方式(Butollo and Lüthje,2017;许怡、许辉,2019)、与供应链的关系(Sharif and Huang,2019b)及对劳动者技能提升机会的性别差异所造成的影响(邓韵雪、许怡,2019)。但是这些研究很少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机器换人”进行反思,也没有深究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争取红利,因此本研究兼具及时性和重要性。

　　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2018年期间作者在广东东莞、广州和河南郑州进行的田野调查。首先,在2015～2016年,我通过追踪“机器换人”的相关政策,了解技术升级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共调研采访了63人,包括:企业管理层、工人、政府官员、学者和社工机构工作人员等。2之后,我还到12个工厂进行了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其中包括4个机器人和自动化装备企业、8个应用自动化设备的制造业工厂。这八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包括:手机显示屏模组、运动头盔、光纤设备组件、打印机齿轮(注塑)、汽车马达配件(注塑)和家具门板等(见表1),其中有四家工厂获得了东莞政府“机器换人”政策的资助。另外,我还多次参加广东珠三角地区举办的机器人和自动化研讨会以及展会,以更广泛地了解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状况。

　　为了解全国其他城市“机器换人”的情况,2018年1月我在河南郑州某大型电子厂对10名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同年8月在广州汽配城调研了8名工人。2018年暑期,我还参加了佛山某机器人培训学院举办的“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培训班,以了解班上其他农民工同学在技能升级方面所遇到的障碍。

　　东莞为何要推动“机器换人”？

(一)“劳工荒”

　　2014年9月,《东莞市推进企业“机器换人”行动计划(2014～2016年)》(以下简称“机器换人”计划)开始实施,东莞市政府承诺在今后三年内,每年拿出2亿元,给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10%～15%的购机补贴。政策规定企业申请资助时必须符合“减员、增效、提质、保安全”四个目标。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四个目标对应的其实是政府想帮扶企业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劳工荒”和产业升级。

　　“机器换人”计划明确表示,要鼓励企业推动以“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暗示今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来源于先进设备而不是劳动力。从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一直高于1.0。到“机器换人”计划开始实施的2014年末,东莞的求人倍率高达1.35(陈鹏丽,2015)。在我的调研中,许多工厂也称引进自动化设备的主要原因是应对近年来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统计数据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东莞工人的工资并不像老板们所抱怨的那样涨得“太高”,2008年以后的工资增长其实是在弥补之前多年的工资增长停滞。东莞2009～2015年的年平均工资从14416元上升到41864元,平均增幅为18%,比地区生产总值平均8%的年增长要高。可是,再往前看的话,东莞2002～2008年的年平均工资只增长了8%,远低于21%的地区生产总值飙升(见表2)。而经国务院批准通过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要求:“最低工资标准年平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40%以上。”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还达不到上述要求。2011～2015年,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年增长率只有9%,只有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4%。

　　对于“劳工荒”的解释,早期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蔡昉(2011)所称的“刘易斯拐点”,他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因为农村再没有多余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拐点将在2015年出现。但其实翻看最近十年的数据,农民工的总量增速也不是一直下滑,而是出现反复波动。具体表现在2011～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但2015～2017年有上升趋势,之后又回落和上升。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总量其实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从2011年的2.5亿上涨到2019年的2.9亿。

　　因此,农民工人数不断增长与工厂“劳工荒”之间的矛盾现象应该从农民工为何越来越难被制造业吸引来解释。其中一个因素是,制造业长期以来的恶劣工作条件,使许多工人开始转向新兴的平台经济。不过,虽然表面上从事外卖和快递等行业不用吸入车间油污,也不用像流水线工人那样重复单一劳动,但研究发现,平台经济里的所谓“自由”是掩盖在更隐蔽的控制之下的。平台用工不仅延续了许多劳动密集型工厂的管理手法,甚至还增加了“情感劳动”的需求,工人更面临缺乏社保和“打零工”等工作无保障的困境(陈龙,2020;孙萍,2019)。

　　对“劳工荒”更贴切的解释则应该从农民工的群体性组织力量增长这方面入手(Huang and Sharif ,2017;范璐璐、邓韵雪,2019)。2010年佛山本田汽配厂集体停工取得成功,厂方答应给工人的加薪幅度达32.4%～70%,并推动成立了真正代表工人和资方进行集体协商的工会(Chan,2013;汪建华、石文博,2014)。随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工人运动的热潮,纷纷要求加薪和改善劳动权益。2011年国家开始实施《社会保险法》后,更有不少老工人要求厂方补足之前社保的欠费(陈志柔,2015)。与跳槽到服务业的“用脚投票”个体化反抗相比,群体性组织更具威慑力。我在调研中也频频听到许多老板对机器人“更听话”的描述。因此,可以说企业实施“机器换人”起到了解决用工缺口和削弱工人群体力量两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