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工遭遇“机器换人” —— 技术与劳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

(三)工人行动的例子

　　即便不少工人对“机器换人”抱有怀疑甚至不满的态度,能采取集体行动的工人还是很罕见的。我在调研中遇到过两个集体性的劳资纠纷案例,都是技能工人带头的:一是家具厂老师傅为抗议减薪而发动的一个小型停工活动,二是汽配工人通过工会抵制技术工津贴的取消,从中可以看到工人参与技术决策的难度。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位于东莞的家具厂D厂,该厂出现了老工人对自动化的抗议。D厂是一家民营企业,专营家具门板。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于是老板决定进军高端防火门市场。因为防火门内嵌有害物质石棉,所以自动化的需求迫在眉睫。

　　2011年,老板开始引进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设备,包括自动贴片机、雕刻机和喷漆系统。在这之前,压板班的老工人按件计酬,每月平均工资是6000多元,但是自动雕刻机的引进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第一个月老师傅的工资一下涨到8000多元。老板着急了,马上决定降低老师傅的工价,同时开始大量在外面招年轻工人,新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3000多元。老板的做法激怒了压板班的班长,他的车间大部分员工已经工作四年以上,有些还是建厂元老,所以老工人之间异常团结。而厂里虽然没有建立规范的师徒传承制,但在家具行业,手艺人还是居于德高望重的地位,所以年轻员工对老师傅都倍加尊敬。班长和员工开了个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决定要发动罢工,给老板一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早上,压板班的新老工人都上班打卡,可是谁也没有开工。过了两小时,老板过来喊道:“你做不做,你不做就拉倒。你要是走,我今天就给你结工资。”老板嚣张的态度令工人又怒又恨,但更多的则是意外。因为一直以来,老师傅凭借自己的手艺,自认是厂里的顶梁柱,每年谈工资老板都让步三分。没想到,引进自动化设备以后,他们的技艺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当时,许多老员工已经四五十岁,虽然吞不下这口气想立刻辞职,可是想想这个年龄还能上哪找到工作?也就一下屈服,回去上班了,参与停工的人还每人罚款100元。之后,在周会上,老板会反复喊口号:“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位于广州市的日资汽配厂T厂,该厂主要生产汽车座椅骨架。2011～2012年,工厂开始引进工业机器人进行焊接工作。当时使用机器人的原因是焊工的工资较高,因为该企业有工会和集体协商制度,所以每年都会与厂方协议加工资。一个老工人如果干十年以上,工资能达到两个新员工的水平。引进机器人后,厂里开始下文件要让焊工转普工岗。许多焊工闹情绪,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每月比普工多拿的350元焊工津贴要被取消。由于焊工津贴是加在底薪上面的,所以也直接影响到加班费和其他福利。

　　然而,因为有集体协商制度,厂里的重大决定必须得到员工的同意才能执行。当高层给各部门发邮件,要求大家签名同意时,很多工人都不同意,一直闹。他们坚持:“我以焊工进来,不是我不烧焊。”可是,工人也知道很难再把行动升级,因为每条生产线前后两端还有过道都装了摄像头,防止员工搞破坏。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管理层就会马上制止。最后,工会在劳资两边斡旋了一年多,才令双方各让一步,达成的方案是,烧焊的保留津贴250～300元,不烧焊的也有120元。

　　但是,这不能算是一个长远的胜利。大家都知道,未来的处境会更艰难。厂里的人员已经从1000多人减到700余人,新招进来的员工多是劳务派遣工、临时工和暑期工。而老员工也因公司的“通过合理化改善减低工时/作业员”方案面临协商离职。不过,尽管企业保证老工人可以拿到n+1的经济补偿金,很多人也不买账。他们知道由于已经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如果强行解约的话,要按每满一年2个月的标准赔偿。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机器换人”对技能工人所造成的“去技术化”效应是十分明显的,能有所反应的工人只占少数。上述两个例子表明,工人的行动充其量是防御性(defensive)的,而远非进取型(proactive)(Chan,2014)。陈敬慈(Chris Chan)认为在经济上行期,工人自信心增加,敢于发动“进取型”运动,以期得到更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而在经济衰退期,工人的行动更倾向于“防御性”的,只能争取保持现有的福利水平。蔡禾也有类似的分类标准,把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分为“底线型”和“增长型”。两位学者都认为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汽配厂的罢工事件标志着工人的行动从防御性转为进取型,强调“集体行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的研究揭示,决定工人行动类型的因素,除了经济发展情况和集体行动以外,还有工人对资本的理解是否透彻。在第一波关于自动化的研究中,西方工会至少会为工人提出“增长型”利益诉求,争取更高的福利和就业保障。但是,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由于之前一直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突然来袭的“机器换人”使得工人看不清机器作为资本化身的本质。而许多技能工人更清楚看见的是他们在技术升级后逐步被淘汰,降级成为普工。“机器人红利”的话语使得他们以为工厂的高利润是机器创造的,而不是工人创造的,因此难以提出分更大蛋糕的诉求。

　　结语

　　东莞“世界工厂”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代工模式的利润被挤压,在用工成本不断上涨和产业升级的驱动下,政府大力推动“机器换人”计划。当农民工遭遇“机器换人”,由于工作不稳定和技能培养体系不完善,他们正面临被机器取代的命运。企业推进“机器换人”没有遇到大的人事方面的障碍,是因为农民工的离职率高,企业可以钻空子,规避经济补偿金,实现减员的便利。同时,许多老工人面临“去技术化”的危机。和西方第一波自动化进程中的产业工人相比,中国农民工确实因缺乏系统的组织而难以分享技术红利。但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农民工”这一身份,尤其是在西方工会日渐妥协且压制工人战斗力的背景下,中国工人在最近十年已表现出可喜的“进取型”行动趋势。

　　但为何农民工尚未延续之前的行动力,对分享技术红利提出广泛诉求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人目前缺乏对技术与资本的辩证理解,难以看清“死劳动”剥削“活劳动”的本质,也无法强调产业升级离不开技术工人对生产工艺开发的参与。调研中仅有的两个抗争的例子说明,工人的行动是保守“防御性”的,并没有要求更高工资,更不用说争取工作时间的缩短甚至是技术发展路径的选择了。

　　事实证明,技术升级并不能自动带来劳动的升级,“后资本主义”寄希望于人工智能导致资本主义走向“总崩溃”,表面上这为工人指明了美好的未来,但实际上,这种糖衣炮弹起的是消解工人抗争性的作用。左翼学者要真正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分析技术与劳工之间的辩证关系。“机器换人”不应该势不可当,工人也不应该仅仅作出“防御性”反应。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自主创新是必由之路,但前提是工人必须参与到技术决策中来,成为机器的主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