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文：点击阅读
这其中有一些比较引人注目、也是比较“干货”的部分，我总结摘录为十条：
① 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② 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③ 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④ 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⑤ 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⑥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并将教师资格信息在培训机构场所及网站显著位置公布。
⑦ 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融资及收费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坚决禁止为推销业务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行业垄断行为。
⑧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教师。
⑨ 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确保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
⑩ 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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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总结，大致的核心点其实就是三条：
一、给学生减负，学生不是做题机器，内卷不可取；
二、给资本上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割韭不可纵；
三、给教育润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初心不可忘。
嗅血露牙、闻刃拔腿的资本市场，旋即迅速“响应”，跌股价的跌股价，裁员工的裁员工，找后路的找后路。
仅7月23日一天，新东方跌了40个点，好未来跌了70%，高途跌了60%，51Talk跌了43%，有道跌了42%……
一波吃了“改革开放红利”、“应试教育红利”的境内外资本，在鲸吞教育产业利润、培植数个教育财阀、邪化国人教育观三十年之后，也确实到了该“被改革”的时候了。
其实如果这帮巨头大鳄敏感一些的话，在今年5月份时就应该有所察觉。
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官文很直白：“减轻学生负担，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式，全面压减作业总量，降低考试压力。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问题机构要严肃查处。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甚至在4月份时，当时就已经有“今年可能会有教改”的传闻发出，针对教材改革、教学改革、教育产业改革的诸多声音都在奔涌。
我微博（@-欧洲金靴-）在4月9日的时候发过，后被夹，有印象的同志应有记忆。
所以信号是早就释出，何故七月末才后知后觉。
在双办发出“双减”的《意见》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配合着打出组合拳，推出雄文《莫让资本蒙蔽教育初心》，文本铿锵：
“《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要精心组织实施，务求取得实效。加强党对“双减”工作的领导，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化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地方、部门、学校及相关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问责。”
“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
紧接着，25日，那帮资本们也是乖，在社会主义铁拳面前积极呼应：新东方、好未来、作业帮、猿辅导、高思（爱学习）、一起学、精锐教育、掌门一对一、学大教育、51Talk、卓越教育、昂立教育、北外壹佳、洋葱学园、高途教育、中文未来教育（豆神）、河南大山教育等120家全国性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发出支持国家“双减”政策的倡议。
当然了，这份倡议也是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带领下发出的，不倡也得倡。
这个时候，这番场景，恐怕就不得不再重温一下去年年底大大主持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报告第六条「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内容：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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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将火烧到教育领域、将中国教育不断产业化的三十年里，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教育阶层的形成和不断固化：顶层垄断优质资源，中层混战内卷（也是学生机器化、课外辅导大肆割韭的庞大人口群），底层出头无望。
就在今年的高考日，6月7日当天凌晨，著名的“骑墙派爱国喉舌”胡锡进先生，又发表高论：“高考是中国社会治理分量很重的一环，是社会公平的最大寄托之一。这几十年来无数寒门子弟通过高考成功改变了命运，以此作为关键起点实现了阶层突破。”
可是现实真的如胡锡进所言吗？
去年时，我在微博吐槽过以高考语文作文为典型、反衬出的现代资本教育格局：
2013年，《中国商报》曾刊过一篇文章《市场化是中国教育唯一出路》，里面有云：“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方向市场化，人才培养差异化。就像大自然的山一样有高有低，像海洋一样有涨潮有落潮”、“30多年春天的故事，让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我们同样期待着‘1978’的教育之春能如约向我们走来。”
那篇文章发表的2013年，北京的学区房当年连续4个月上涨1500元。
也是到2013年时，中国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占比已经达到1/6。
当教育消费成为一项社会巨量产业时，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财富导向之下的中国教育分层。
毕竟在自由化的市场大潮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
除非你拒绝进入市场，拒绝参与教育竞争——课外辅导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巨额支出的教育竞争。
毛主席当年为什么要搞五七干校，为什么要搞工农兵大学，为什么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搞“教育革命”……
他老人家当年的一切战略都是服从于一个思想：坚决不可出现贫富分化、城乡分化、阶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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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46岁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抒发过：“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没有过“特殊学校”、“特殊教育”？
当然有，那就是一众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干部子弟学校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1937年徐特立提议开办干部子弟小学，得到中央批准，随后在鲁迅师范学校开设了一个小学班，这成为了第一个干部子弟小学；一年后，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成立；再三年后，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成立。
成立干部子弟学制，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想打破“党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界限，以及在战争阴影下“保留革命火种”的愿景。
像“一保小”“二保小”“华东保育院”等在抗战与解放战争过渡时期建立的，都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但是在建国后进入新中国阶段，这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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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后，新的风潮开始出现了。
1980年，美国驻华大使馆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共同建立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学校，当时该校只接收使馆人员子女。
国际学校并非是改开的产物，1969年就有北京巴基斯坦使馆学校，之后还有1973年成立的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和1975年成立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国际学生部。
但是这三所国际学校采用的均是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增加了在语言教学上的比重和本民族的教学内容。这和后来的国际学校从本质定义上有很大差别。
整个80年代，我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下悄咪咪诞生了6所国际学校，其中5所为外籍子女学校，以及1个公立学校国际部。
客观说，那个时期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差异化还不算太过明显，国际学校主要是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国际学校的数量与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1958年，毛主席曾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将一个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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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从历史看。
1980年时，北京八所高校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
到1990年时，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达到78%，而工农占比仅占21%。
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统计了中国各地考生考人清华北大几率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北京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概率是广东考生的30倍(10000人中分别取106.62和3.65)，北京之后是上海(32.16)、天津(25.81)，而倒数三名是广东、云南(3.79)、贵州(3.93)。
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的数据，在2000-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所（减幅52%）；农村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幅60%）；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25%）——农村学校减幅远远大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速度。
这就是我此前一再说的，“农村被抛弃”。
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这就为资本的市场收割创造了必要条件。
至于其后果，马克思同样又指：“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在2016年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其中鲜明指出：
“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
到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3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
而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