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上）

　　（三）新美国：在资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美国学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柯克这里说的“新美国”，是指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后形成的与欧洲资产阶级新教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因清教教义与犹太教义融合而强大：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同样当其他神退位后，在两教教义中埋得很深的矛盾即货币与商品从而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矛盾逐渐升级并最终又以工业资本屈服，高利贷资本的权仗肆虐美国并最终毁掉美国而告终。

　　马克思说：“货币对不动的、不可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只要世界陷入货币依赖，货币的持有人就成为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用的货币量越大，这些人的权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可以说，是罗马人用灭族灭国的暴行将一个本不愿靠与货币为伍的犹太民族在后来的历史中被逼成了有名的“高利贷民族”，又是货币将犹太人送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因此，不研究货币，就读不懂犹太人，而读不懂犹太人，就读不懂美国。

　　确切地说，犹太人以民族的身份与高利贷活动发生联系只是从12世纪末开始的，此后各国对四处流亡的犹太人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比如有许多国家就规定“犹太人作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犹太人又被排斥在行会之外，各种手工业经营被有效地阻止。因此，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加上早期基督教禁止其教徒放贷取息……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这样就在欧洲普遍产生了对犹太的人偏见。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就是这种偏见的文学表现。在这里，“犹太人”几乎被丑化为“贪婪者”的同义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犹太民族为人类的历史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其中少数人在后来的历史上参与帝国主义寡头垄断集团瓜分世界的活动，并成为世界历史的反动力量，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那只是犹太民族中的上层剥削阶级的行为，这笔账不能算在整个犹太民族的劳苦大众身上。

　　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美元紧缺的经历相似，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自由贸易广泛开展，一时间金银货币紧缺，这刺激了欧洲盛行“重商主义”经济理论，重商主义将金银货币存量的增长当作财富增长的标志。重商主义提出和金银货币短缺的现实提升了手持大量货币并具有娴熟货币经营能力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一边，帮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败了天主教，消除了欧洲“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难题。当然在这个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大借款的过程中，犹太货币商们也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

　　罗马天主教会在与欧洲世俗政权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并随后隐退，是欧洲资产阶级对历史进步的一大贡献，也无疑地为欧洲资产阶级伴随着民族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但是，当欧洲民族国家走到前台之后，那里的资产阶级与这些曾经支持过他们的犹太货币商们的矛盾也就随之上升，后者要在新国家中有自己的统治权力。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这当然少不了这些货币商的帮助，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拿破仑借用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将这次会议命名为“伟大的公会”，目的就是要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帮助过他的犹太商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俄国在打败拿破仑后随即“卸磨杀驴”，加入排犹行列——排犹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目的与拿破仑一样，就是遏止这些货币商的政治欲望。

　　这些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作出巨大贡献的犹太货币商们的“从政”欲最先在英国遭到了清算。英国王权要将宗教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期间，英国完成了脱离罗马教廷的新教改革，确立了教廷必须服务于英王即国家的宗教属性。但这遭到新教中失意的清教徒（实则是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反对，后者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事实上，同一“上帝”在清教徒眼里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前者的“上帝”就是新兴的工商资本主义——正如犹太人的上帝就是手中的货币一样，后者则是欧洲王朝国家。清教徒们不甘心在资本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国家，相反，他们要让世俗王权为资本让位，国家要根据“上帝选民”的原则，以资本的多少来确定国家的统治者。一句话，资本面前无国家。马克思说：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马克思这段论述也道出了犹太教从而清教的本质，即在资本面前，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神都要退位”。

　　也正因此，清教徒为英国王室所不容并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遭到英王室的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迁往北美。这些人来到北美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今天的美国的立国精神即“五月花号”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契约精神，历史上对契约精神贡献最大的是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契约是平权的人之间的一种私法约定，它是社会团体组建和管理的基础，其间排除了纵向的国家权力及其管理体系。由于没有国家，社团就成了犹太人所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犹太人靠社团在世界各国生存，也靠社团向世界扩张。可以说，社团及其必须的契约精神是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这也是犹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得以“合乎理性”地长期存在的前提。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汲取的犹太社团及其契约文明并将其改造为未来国家消亡后人类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但是，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本质不同的是，犹太人带给美国的契约社团是私有制度下没有祖国的人群的在其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联合方式。在这里，人的横向契约打破了国家的垂直权力，取而代之的是确立了资本的垂直权力。这样，人对物（资本）的管理就假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变成了物对人的管理，人的尺度异化为物的尺度。为了防止在未来的新国家中重演在欧洲刚刚经历过的“卸磨杀驴”的恶梦，刚登陆美国的清教先驱及后来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心目中的新国家必须是由遵守契约的商人绝对控制并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这样的共识形成了“五月花号公约”的本质。

　　“五月花号公约”精神使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在美国以清教的名义再次向犹太教“还原”。这使得建国以后的美国人在清教精神中不自觉地成了犹太化了的美国人；这时的犹太人也脱离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社团闭合的特性，也转变为美国化了的犹太人。马克思概括得很深刻，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写道：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

　　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徒到北美大陆后，皈依于资本和商人的契约精神使犹太裔与非犹裔族群的价值分野——与欧洲相比——变得模糊多了。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对犹太人也不像欧洲那样排斥，而是广泛接纳。他们在“民主”“自由”（本质是资本不受节制和自由放任）的旗帜下统一了起来。在这种文化中“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中逐渐变成一种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不正确的行为而难以获得支持”。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可以不受任何制度性排斥，靠自己的奋斗可以挤入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上层。据统计，美国的犹太人占全国人口2%，但美国资产排名前400名的人中，23%是犹太人。美国资产排名前40名的人中，40%是犹太人。世界亿万富翁排名前400名的人中，15%为犹太人。不仅如此，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更是犹太人云集。包括历任美联储主席在内的美联储理事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直到2018年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上任才打破了这个规律），比例接近100%，而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大约是2%。而在12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多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中，曾任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的盖特纳，曾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女士则在2014年～2018年任的美联储主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犹太人已经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对美国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力因而不能忽视的群体。“从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方面来看，美国犹太人都已经爬到美国各社会群体的顶端。”

　　2006年3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上发表约翰·米尔斯海黙（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美国犹太人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个集团“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它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关于美国对以政策的公开辩论都难以在国会发生；只要涉及以色列，任何潜在的批评者也会沉默寡言。”

　　约翰·米尔斯海黙等将犹太民族整体地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的“一切神都要退位”，当然也要包括犹太人中的那些不利于资本增值或者说被资本淘汰的人群。犹太人来到美国后很快出现贫富两级分化，与犹太族群相对立的是阶级的划分。清教徒的绝对资本主义实践使犹太人很快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少数犹太美国人进入美国统治者阶层，大多数犹太美国人却被抛入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行列。完整的“被压迫民族”意义上的“犹太人”在美国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压迫阶级的犹太人——它们已归入美国垄断资本家阶层，而落入被压迫阶级行列的犹太人则与贫困美国人划为一体。

　　调查显示，在近590万美国犹太人中，约有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有人认为这还是相当保守的统计；196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也表明，犹太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爱尔兰人、英格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波兰人。对犹太贫富分化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杰拉尔德·克雷夫茨（Krefetz，Gerald）在1982年出版的《犹太人和钱——神话与现实》一书中写道：“衡量犹太人贫困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纽约市，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犹太人口。纽约的犹太人构成全市人口的18%，占全国犹太人的21%。在120万个纽约犹太人中，15%或18.42万个犹太人是穷人或濒临贫困的人，而另有5%的人其收入处于贫困和劳动统计局规定的低收入水平之间：在这个城市中，总数为24.56万的犹太人，或者说五分之一的犹太人是潜在的福利救济对象。”

　　克雷夫茨根据对美国犹太人的经济状况研究发现：“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既是最富的群体，同时又差不多是最穷的群体。”克雷夫茨的研究也告诉我们，将“犹太人”归入民族学中的“负面清单”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样将犹太民族整体性归入精英阶层也是不合适的。

　　四  美国的蜕变：美国从军工帝国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在进入下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前述犹太人到美国后其血统种族的意义已发生了大为模糊，在后面讨论中，笔者笔下的“犹太人”的概念已脱离了种族或血统语境，它更多的是一种“美国犹太人”或“犹太美国人”语境下的表述。

　　（一）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不仅仅是犹太人凭其聪明才智个人奋斗的结果，它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其直接目的是确保这些已经在美国奋斗起来的大货币商们不能重蹈在欧洲被“卸磨杀驴”的前辙，而制度设计的突破口恰恰就是从控制新国家的经济血脉即银行入手：在国库空虚，社会需要货币支持时及时推进所谓“金融改革”以推动货币商们对国家银行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美国政府1791年在费城建立的合众国银行（ Bank of United States，也译美国银行）可以说是美国中央银行的原型，它集中体现了“五月花号公约”的社团契约原则。时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希望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督国家的货币发行，设立公司制中央银行——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有，合众国银行在这种理念下诞生了。财政部账户设在该银行，对于未按规定保持一定数量黄金或白银的银行，合众国银行拒绝接受它们的票据，以此来维持货币存量和贵金属供应之间的关系。意想不到的是，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制度带动了华尔街的发展。当时汉密尔顿的官邸就在华尔街上，而纽约银行就在汉密尔顿官邸的对面，汉密尔顿去世后一直被安葬在华尔街上的三一教堂侧面，以至后来有人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华尔街之父”。

　　当时美国也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的设计会导致寡头控制美国金融，而州银行也纷纷表示该行的设立影响了它们的银行券发行。因此，20年经营许可期限过后，合众国银行的经营并没有获得延续。这样，州银行开始没有约束地发行银行券，造成市场纸币泛滥，通胀高涨。美国国会不得已于1816年决定在费城再设立一家合众国银行，这样，第二合众国银行诞生了，许可期限仍为20年。20年期限到期后，国会同意该行换发许可证继续经营，但被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否决，否决的主要理由是可能会形成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精英圈子，这会影响个人自由，造成政府集权。这就是美国建国后两次设立中央银行都失败的原因。

　　没有中央银行后，美国政府（财政部）也曾试图发展各种替代机构来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和地位，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一些统称票据交换所的机构，如成立于1853年的纽约清算所、成立于1858年的费城清算所来清算票据，行使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这些机构都无法像第一合众国银行和第二合众国银行那样能够保持美国的金融稳定。进入20世纪，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但其银行业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远高过拥有中央银行的欧洲国家。金融风险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1907年10月14日的那场金融危机，恐慌使得几乎所有的储户都涌到了纽约各银行门前。不幸的是，此时美国缺乏一个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最终，政府、银行家们，特别是纽约票据清算所发挥了关键作用，才平息了这场银行危机。为了保持金融稳定，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签署了《联邦储备法》，依据该法案，1914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the Fed），以履行各项中央银行职能，包括银行业监管，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支付清算。为了防止国家集权，该系统只是在华盛顿设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也称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后者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此外，在全美选择了12个储备区，每个区设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储备银行，主要负责银行业监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被授权负责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和管理25家分支机构。这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东都是成员银行（国民银行）和合格的州注册银行，但股份不能转让。联邦储备银行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所有权属于私营性质，但联邦储备银行执行的却是中央银行职能。《美联储法案》的始作俑者参议员尼尔森·奥利奇（Nelson Aldrich）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在这个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当时对《美联储法案》持坚决反对意见的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在对众议院发表的演讲说：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

　　亲自签署了《美联储法案》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罗德・威尔逊事后非常后悔地说：

　　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地有组织、如此地悄然无形、如此地互锁在一起、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临终时威尔逊无限悔恨地承认：“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美联储成立后，美国政府失去发币权，留下的只有发债权，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说：“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而此后的美国政府，用马克思的话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至此，美国主权独立已蜕变为形式，由于国家信用转入华尔街资本集团手中，美国事实上已堕落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权力，用乔治·沃克·布什的话说，终于被华尔街“关在笼子里”，美国——类似于1949年前的近代中国——已堕落为华尔街操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学者杜文君写道：

　　垄断财团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更是美国政治生活浪潮中一支潜伏的暗流，有时甚至根本就是滋生美国战略决策的河床。垄断财团犹如一个首席乐师，只要弹出一串音符，国防部乃至总统就会随乐起舞。

　　19世纪前半叶美国的银行改革，很可能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们曾对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寄于很大希望。为此，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醒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实现公有制后，还要特别注意：“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2011年9月，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美国民众的各式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如果九泉之下的汉密尔顿看到这一幕，不知对自己当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设计会有何感想？

　　（二）银行的私有化迫使美国政府蜕化为华尔街的买办

　　同样的道理，美利坚民族在建立新国家的时刻没有及时建立由国家独控的国有银行既是美国迅速崛起并打败欧洲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步入世界大国后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从独立之日起，美国政府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而银行的私有化政策又导致政府力量先天不足，重大内政外交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财团同意借款，政府就随时面临“财政悬崖”。这导致政府对私人财团的依赖越来越深。从前引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基础》提供的《美国政府债务》图表（参见图一），可以看出，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的债务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30%～40%之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比例迅速突破100%。这说明，在美国面临着欧洲压迫的时候，摆脱这种压迫会得到全美各阶级的支持，这时的美国政府会有比单纯的国有银行更强大的融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美国迅速打败欧洲霸权的前提。但是，当美国打败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之后，美国的借债水平就成为政府对金融财团的依赖深度的标尺。

　　比如说为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大举借债可以理解，可在2016年和平的条件下美国政府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突破100%（参见图三），接近或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债务水平，这说明，此间美国政府从对华尔街财团相对依赖蜕变为绝对依赖。国家的财政一旦被资本财团控制，国家政治就失去了自主性，政府就会异化为财团的傀儡或曰买办。这个苗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借款高峰中——这时欧洲败局已定——已经显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借款尚未偿还，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将堆积如山的军火库存消化掉以清偿所借债务。从1945-1953-1972年的债务偿还进度的节点分析（参见图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借的债务恰恰是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消化美国的军工库存而解决的。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数量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要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现在回头看，当时美国政府发动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战争，是通过战争消化“庞大的武器库”以偿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

　　直到1972年上任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政府才偿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借款。还了钱，尼克松才能选择结束越南战争，才能与中国和解。此后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的财政来源才能从军工美元转向石油美元，从以前的通过“杀羊”获利的方式获得转为通过“割羊毛”的方式获利。美国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James Harrison Wilson）提出并得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高度赞赏的“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的名言，道出了美国外交的买办本质。

　　（三）美国从军工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蜕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取得胜利的意义在于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霸权，作为美国争霸对手的欧洲（大国）整体性地消失了，这时的美国与苏联双双步入了世界帝国的舞台。与此同时，美国也被华尔街的债务缠身并为华尔街军工债权人控制。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只是从美苏争霸时的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独家剥削世界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这时的美国政府的债权人又从军工财团转为华尔街金融集团。没有外敌的美国此后的外交就脱离了它的国家政治的本意：原本是为主义的外交，现在只是变成了一种生意；美国外交的敌人这时已不是冷战中的对手，而是世界和平！

　　但是，客观地说，在美国没有摆脱欧洲压迫继而霸权之前，美国政府与美国财团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为打倒欧洲霸权而团结奋斗，这时美国政府得益于军工集团的强大生产力和金融集团的强大融资力。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美国已打败欧洲并取得世界霸权——后，美国白宫才迅速倒在华尔街债权人脚下并成为财团谋利的政治工具。必须说明的是，打倒美国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美国人与犹太人共同接受的清教理念——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四百多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原则。这个理念在建立了新美国的同时，置留于其中的矛盾胚胎也就逐渐展开：至20世纪这个共同体面临的反欧洲压迫的主要矛盾解决后，统一体中美利坚民族与资本的统一性成份就下降，对立性矛盾就上升。美国也就从一个正常国家转变为帝国，先是军工帝国（1945～1981年），后又转向金融－高利贷帝国（1980～2016年），经过二者的短暂辉煌后，在21世纪初，美国快速衰落。

　　五  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一）高利贷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

　　金融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曾在短期内筹集巨大资金帮助资产阶级打败封建贵族并由此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也在人类历史上——比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吕不韦高利贷货币商和今天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对现成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各国都是在实践中汲取着经验和教训。一个民族所得到的教训越是沉重，它所获得的经验也就越是深刻，其控制风险的措施也就越是实用，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马克思对金融的两面性有过深刻阐述。马克思说：“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么在流通中生成、产生、被生产的东西，是货币本身，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造成流通的主要原因是分工，而分工是造成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分工越是丰富，社会就越需要流通；流通的形式越丰富，社会生产力就越发达。反之，“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因此，只要私有制下的分工仍然存在（指在私有制下，产品的使用价值屈从于交换价值——笔者），货币及其作用就不会消失。马克思说：“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流通从而货币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有被价值所创造。如果处于离开流通两极的商品，那货币就是一堆废铁或废纸。马克思说：

　　从货币和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从流通本身的条件中产生的。这一行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动力。它是从预先存在的要素出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失去作用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灭了。

　　是有了商品即用于交换的产品才有货币，货币只有在流通中快速否定自己才能快速肯定自己。马克思说：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只有被支付出去，才会实现。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使货币消失，这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短暂的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积蓄起来，不过那时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因此，货币在它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扬弃了它自己。

　　货币不是商品，只是商品交换即流通才使某种金属或纸质的媒介成为货币商品。“商品的生成过程，从而商品的最初占有过程，发生在流通之外”，而“货币是流通的产物”。在货币短缺时，货币就给人造成它就是“财富”人假象，这时“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马克思说：“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假想成财富本身并由此产生了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的迷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迷，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比如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就把货币储备的增长误认为是财富的增长，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人将美元外汇储备误解为国力强弱的标志一样。在重商主义盛行时，欧洲社会脱实向虚，“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在“货币拜物教”中人们增值的手段就从屯藏货物转为屯积货币，人们的活动都集中到不产生价值的流通领域，这样社会物质生产“共同体”之外便形成了货币生产的“共同体”，后者是一群不创造任何价值并不停吸吮社会物质生产机能以货币生息货币的高利贷者。下面的话似乎说出了今天华尔街财团凌驾于美国政府权力之上原因所在，马克思说：

　　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

　　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排斥和不服从本质，在条件不成熟时，即国家掌控银行时，货币会“委屈”自己成为商品的“仆人”，一旦银行控制了国家，那它就会撕下“金融”“信用”等现代为生产服务的“仆人”外衣而直接显露出其“洪水期前”的高利贷野蛮本性：以其虚幻的力量主宰真实的力量，用符号的世界主宰实体的世界。而要消除货币这个“恶习”的前提，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已有论述，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概括为：“消灭私有制。”

　　（二）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帝国主义

　　“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美国就是被绝对自由主义成就后被其打倒的国家。它由主张资本绝对自由的清教精神催生，资本放任的天性在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广袤的土地上得到几乎是无限制的自由扩张并造成巨大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点，在独立后不久的美国各地得到最充分的张扬，其间出现了饱含激情地“为一个新世界开始歌唱”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年）。他在《对各个州》一诗中写到：

　　对各个州，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各州的任一城市，我说，多抵制，少服从，

　　一旦无条件地服从，就彻底被奴役喽，

　　一旦被彻底奴役，这个地球上就再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城市，还能恢复它的自由。

　　可是，惠特曼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在美国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反抗、不服从、自由等几乎成了美国人无条件的信念和“法律”，惠特曼《我为他歌唱》一诗写道：

　　我为他歌唱，

　　我在过去的基础上把现今举起，

　　（如多年生树木从它的根上长出，现今也扎根于过去，）

　　我以时间和空间将他扩展，并将永久的法则融合，

　　让他凭它们来使自己变成自己的法律。

　　资本在美国早期的那任性的扩张，确实在美国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给美利坚带来完全不同于旧大陆欧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惠特曼用饱浸感情的笔墨在《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一诗中写道：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我听见种种不同的颂歌，

　　机械工的颂歌，每人以自己的心情歌唱，健壮而快乐，

　　木匠歌唱着，当他量着他的木板或横梁的时候，

　　泥瓦匠在准备上工或歇工时唱他的歌，

　　船夫唱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唱着，

　　鞋匠坐在他的板凳上歌唱，帽匠站立着歌唱，

　　伐木工人唱的歌，犁田的小伙子早晨出工或中午休息或日落时唱的歌，

　　母亲的美妙的歌声，或者年轻妻子工作时或姑娘缝洗时的美妙的歌声，

　　每人都唱属于他或她而不是属于别人的事情，

　　白天歌唱属于白天的事情——夜里是强健而友好的年轻小伙子们在晚会上，

　　张开嘴放声高唱，那歌声雄壮而悠扬。

　　尽管他后来对美国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但在早期，惠特曼在他的诗中还是坚信美国清教信条，将“反抗”“抵制”“自由”等当作绝对原则。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令那些坚守“五月花”自由信念而签署《独立宣言》的国父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坚持并为此而与宗主国决裂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经过“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最终蜕变为“五月花”精神的对立物——垄断。真是历史的讽刺：自由战士为自由所打倒。

　　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到美国后在没有任何旧制度的羁绊下得到充分发展，时至20世纪，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对这一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最为深刻的是列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认为：20世纪的帝国主义已经从原来的“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新的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写道：

　　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的现象的鲜明特征，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

　　垄断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对自由的否定。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总结这个“最新资本主义”有五个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在论述了这五个特征之后，列宁进一步给出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注意并强调了在这个历史从“旧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新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猛烈”。据统计，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它们拥有140万工人，它们的产值有56亿美元。5年过后，在1909年，相应的数字为3060个企业，200万工人，产值90亿美元。“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

　　（三）从金融帝国主义快进到高利贷帝国主义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列宁虽然强调了美国，但他研究的帝国主义的重点案例还主要是欧洲列强。列宁发现，这一时期造成资本主义企业快速进入垄断的重要推手是金融的力量，银行在推动工业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也成要主宰工业资本力量，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主客置换。列宁写道：

　　银行原先的主要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所有一切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全部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

　　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

　　与工业集中同步的还有银行业的发展和集中，本来是工业发展带动并支配着银行发展，但行业间的竞争导致投资规模的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融资，这样工业资本家在竞争中便有了对银行的依赖，这种依赖使本来只有的贮存货币功能的银行发展出融资的功能，这种功能使银行在激烈竞争并急需注资的企业面前有了生死予夺的权仗。让当年追求自由的“五月花”合众国开国元勋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主客异位的变化迫使工业资本屈服于金融资本，而“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列宁对这一点特别看重，他写道：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结论，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一旦反客为主，金融从而信用就失去了它的“合乎理性”即积极的意义，取而代之的就是金融向高利贷“返祖”，金融统治让位于高利贷统治。高利贷资本一旦支配工业从而整个社会，高利贷资本瓦解生产的本性就会使社会生产发生萎缩，社会出现寄生性腐朽，失去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国家的上升势头就会被打断并转入衰落，当然这种上升和衰落都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显现的。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地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

　　列宁这是在说法国，还说“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这话放到今天再读，怎么看都像是在说美国。列宁继续写道：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所选取的样板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那时的美国还处于欧洲国家的“跟班”地位，在世界利益分割中，“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整体性地在战争中衰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与此同时，列宁曾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便更为典型地体现在美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