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下）

　　七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美国的崛起与美帝国的末落及其总结

　　在清教基础上生长出的“五月花”自由原则不受限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并释放出的巨大的资本主义的能量，这种能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其结果是“五月花”的自由原则终为它释放出的反自由的力量——美国政府对2011年反抗金融资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镇压中所毁灭。

　　进入21世纪，华尔街金融财团终于在美国再现了资本的反民主和高利贷资本反人类的本性。现在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已击败并取代了实体生产资本，独占帝国，结果是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不合乎自然”的高利贷被包装成各式“金融产品”后成了世界的时尚。此后美国也从一个反抗欧洲霸权、具有革命精神的民族国家蜕变为害人害己手持利斧（军工）的高利贷帝国，这个帝国将世界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推向列宁说的“最高阶段”后又在21世纪初将其拖入末落阶段，将人类送上工业文明的巅峰后又逆向将人类拖入马克思说的“洪水期前的形态”：高利贷配之以生物病毒全球肆虐，使进入21世纪的世界更是战火连天、哀鸿遍野。

　　进入21世纪的美利坚国家已被末落的资本主义折磨得病入膏肓，可悲的是这时的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足够的反思，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美国更需要一次“文艺复兴”，需要重返欧洲去把早年清教徒在倒掉的欧洲“洗澡水”（即封建主义）时抛出的“孩子”（即国家的价值）捡回来，相反，他们仍将“自由主义”当作不变的教条，被欧洲用诺贝尔奖捧起来的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迄今仍是美国的经济理论信奉的不二窠臼。

　　姜当然还是老的辣。欧洲人显然看到了美国的问题所在，欧洲人不仅没有提醒反而高调怂恿美国人的自由主义蛮力。2007年至2012年，就在美国深陷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这一时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在此后美国经济似乎得了“肾衰竭”，在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越来越多的各式抗议和占领运动。2021年1月6日，美国大选落幕，就在拜登就职演说前，华盛顿部分示威者进入美国国会区域，国会山自1814年后再次遭到冲击，国会议员被要求就地避难。1月20日，拜登就职典礼，当天，华盛顿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五角大楼部署了2.5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协助加强安保，美国各州也纷纷针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采取防范措施。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或称“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为自由“创新”出来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所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是需要今天的美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无疑，促成美国上升的不能是一种力量，同样导致美国衰落的也不能只是一种（比如华尔街的）力量，而应当是包括美国各阶层民众即“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形成的合力促成的结果。1890年9月，恩格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一个月后，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特别强调了合力运动的“不均衡”性及其中的“最有决定性”的经济因素。他说：

　　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合力发生发展的过程。

　　美国的历史也是这样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美国人民用革命的方式摆脱欧洲的民族压迫，仅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继而独霸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但是，美利坚民族毕竟还是太年轻了，以致于对自己的国家在诞生之初就存在的自我否定因素缺乏深刻的认识，遑论反思和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的压迫，获得自由的美利坚民族却被华尔街随后绑架至美帝国，盲从华尔街垄断财团参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剩余价值瓜分，由此美利坚民族也整体性地从被压迫民族异化为压迫民族。时至20世纪末美国从一般的民族国家经军工帝国主义和短暂的金融化过渡，最终异化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利坚民族则异化为美帝国的附庸，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则转化为遭受美帝国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国家。

　　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自由成为绝对也会走向反面。自由为自由所打倒，美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程为历史辩证法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如果从历史合力的视角认识，造成今天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和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受到重创的原因，除了华尔街垄断资本的主因外，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等开国功臣在内的美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仅没有对美国的上述历史异化（实则是反动）过程实行有效的抵制，反而参与了削弱美国国家权力的活动，特别是在彻底摆脱欧洲压迫后，美利坚民族几乎是没有犹豫地转入压迫民族，并以压迫民族的姿态整体地参与并推动了美国从进步转向反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总结得好：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八  从新冠肺炎全球流行看资本主义的末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前途

　　列宁说：“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除此之外，从2019年底开始到现在仍看不到结束的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及西方美英等国家所采取的基于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学原理的“群体免疫”对策，向世人表明，进入21世纪的美帝国主义与列宁时期的英帝国主义相比，更带有“洪水期前的形态”的让现代人“非常担忧”和“感到恐惧”的野蛮特性。

　　比较而言，在帝国主义的诸形态中，最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最原始最野蛮的形态就是高利贷帝国主义，这就是今天的美帝国主义，“9·11”事件、“斯诺登事件”等所暴露的问题表明，今天的美帝国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为敌，而且还对西方盟国和美国公民保持着高度戒备。2011年底发生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随后几年的日益高涨的美国各地的抗议和占领运动说明今天的美国人民正在反思和觉醒，重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任务不可避免地将越来越多地成为今后美国人民思考的问题。马克思说：“只有在北美合众国（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犹太人问题才失去了神学的意义，成了真正的世俗问题。”世俗问题也就是唯物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

　　“占领华尔街”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人民运动，已使美国人民族群的界限日益模糊，而阶级的对垒日益鲜明。基督教的《新约》没有拯救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欧洲资产阶级试图在激进从而更加原教旨的道路上推进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想，他们回归旧约，另立教门——清教，这部分人在北美将资产阶级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两百多年的不长时间里迅速推向世界巅峰，随后自由的理想又为反自由的垄断所打倒，代表近现代文明核心理念的工业资本为“洪水期前”的高利贷资本所打倒。结果是犹太教信奉的旧约也没有有拯救资产阶级。美国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所有能量得到最充分发挥的地方，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理念试验的最纯粹的范本，让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一腔热血竟将他们所属的阶级推到高利贷资本手中。高利贷资本家剥削的对象不是某个阶级而是整个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没有阶级属性，它破坏的对象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一切国家，它需要的不是某种文明，因为它的存在条件始终与一切文明相对立。今天的美国社会应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

　　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是从人类解放的角度来考虑犹太人解放问题的。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由此，马克思为犹太人解放指出道路，他说：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

　　社会一旦消灭了犹太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他的意识就不再有对象，犹太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就会人性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就会消失。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

　　这里，马克思说的“犹太的经验”就是高利贷者的经验。读明白了这些，我们也就明白到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消灭私有制”并在宣言全文结尾时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看看今天的美国的最纯粹即没有其他制度因素干扰的资本主义实验给世界资产阶级带来的末路窘境，我们也就理解了列宁为什么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当然，无产阶级的解放也是资产阶级的解放的必要前提。这样一来，实现社会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前途，也是与高利贷资本家（这些人的生存逻辑是G-G´）相对立的一般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这些人的生存逻辑是与G-W-G´）的前途。列宁说：

　　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

　　马克思说：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就是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破产是资本主义末落的标志，替代它的将是一种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九  归纳和预判

　　综上所述，可归纳如下几点：

　　第一，在美利坚民族团结一致通过强大的金融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调动了巨大资源、发掘出巨大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潜力，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霸权，而后美国便在20世纪40至70年代整体性地落入军工垄断集团的“债权人”的控制之中；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后无力再开辟新的战场，“军工复合体”因此无利可图时，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就任之后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金融集团又代取代了军工集团，将军工帝国主义的美国带入高利贷帝国主义。

　　第二，同样的原因，21世纪头10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对中东石油天然气独控权的瓦解，这使美国军工集团势力东山再起，特朗普试图带领美国军工资本家复活曾有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如果世界不能再出现像苏联解体时流出的巨大浮财补偿，美国华尔街金融和军工集团就会分赃不均，通过共和党与民主两党在前台的冲突就会加剧。拜登上台是美国军工资本集团与金融-高利贷集团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夏洛克”和战斧导弹相结合，这样给美国带来的结果就是日益法西斯化。法西斯是高利贷资本与军工资本苟合的产儿。目前美国正在以极大的惯性向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断崖猛冲。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美国”既失去了正义也失去了道义，它始终在“（军工资本）杀人——（高利贷资本）喝血——再杀人——再喝血”的恶循环中向人类“洪水期前”的野蛮时代加速堕落。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帝国主义不是富有自由精神的美国人民的选择，而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反动和对美国人民民主权利的践踏。

　　第四，与英国资本主义实践相比，建立在清教理念之上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实践具有纯粹的原教旨主义的特征，原教旨资本主义理念在“五月花”原则中以不同于欧洲的“绝对精神”得以确立。欧洲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国家至上，结果是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权力牢牢控制着宗教和金融。与欧洲决裂的美国人的“绝对精神”则是资本至上，资本不受任何限制地在美国得到最纯粹最充分的展现，结果是资本继而高利贷资本反客为主，绝对地控制了美国，为绝对自由而奋斗的美国不幸地被资本主义拉回到了人类的“洪水期前的形态”，美帝国主义反映的是末落阶段的因而是只能靠“群体免疫”来死抗衰落命运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面还枝叶茂盛。”

　　第五，今天发生在美利坚民族国家的悲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美国的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它是美国历史合力的结果。早期美国人与欧洲人决裂的同时，也忽视了欧洲政教二元冲突对欧洲造成的痛苦教训，以及欧洲人为摆脱这种危害的有益的经验总结，以致美利坚民族对历史的认识一直没有达到欧洲黑格尔遑论中国人的高度。加之美国崛起的速度较快，在高歌猛进时没有时间消化和学习世界各国家历史发展中的有益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沉浸在帝国狂欢之时，更加忽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人对国家价值的深刻的经验总结，以至黑格尔在美国学术圈里成了美国文人把玩的“艺术品”，这使美国人成功摆脱欧洲的控制后又落入高利贷商人的控制之中。

　　第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这次从2019年底开始且迄今仍没有见到尽头的全球性新冠疫情已向我们预演出这两种“秩序”的前期场景：前一种场景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上演，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群体免疫”理论和政策导致的哀鸿遍野，后一种场景正在中国上演，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人定胜天精神和生命得到平等尊重以及人民的众志成城。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将自己研发的疫苗不计利润地迅速投向急需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坚定站在疫苗国际合作的“第一方阵”，已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100多个国籍的10多万志愿者参与其中。17个中国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60多个国家授权使用中国疫苗。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正在得到各国广泛认可。中国加入了世卫组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承诺首批提供1000万剂疫苗，明确用于发展中国家急需。中国已经并正在无偿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中国一支小小的疫苗为世界联结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救助结果向人们展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新世界秩序的光明方向。基辛格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如果接着这句话说就是世界要么迎来更野蛮、更反动、更腐朽堕落的黒暗的世界秩序，要么迎来民主、文明、南北平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全球外交的政策目标要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结合起来，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要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起来。如果脱离了这些，简单的输赢就没有意义了。中国在世界的发展不仅仅一个输赢的问题，是赢了以后可以给予人类和世界以什么的问题。不能光索取，不给予的索取是不可持续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今天美国全球退缩的本质，是美国曾给予世界且高于英国工业殖民主义文明的工商自由主义文明（包括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主导的有利于金融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文明）已经不能解决世界的现实问题。而从金融向高利贷的蜕化就是美国文明全面失败的风向标。同样的道理，不管是哪个大国，如果在未来不能给人类和世界以更先进的文明，那它也消化不了已经或将要获得的战略利益。今天世界急需的是一个新的和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肩上。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七，“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未来人类新的联合方式，是更高一级的文明新形态。就在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后的第三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曾提出在“人类也苦到了极点”时社会改革和民众大联合的任务，他说：“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继续写道：

　　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至于这个“民众的大联合”所要采取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过预言：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建国初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

　　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亚曾借《哈姆莱特》（1601年）剧中人物的口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今天的美国人民来说，就是革命还是毁灭的问题，对世界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资本主义的以邻为壑的“货币共同体”的问题。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悲惨现实再次让世界人民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再拖并且必须决断的问题。关于此，1850年，马克思就有预言：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ÉPUBLIQUE CHIOISE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的预言在这次全球蔓延中的新冠疫情中得到验证，“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是一个世界需要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连载文章结束时对今日中国就有准确的预见并激励我们说：

　　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的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速向我们接近！向着光华灿烂的前景，我们正在全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