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视角下的广州起义

　　起义

　　然而，歌唱最终未能扫除起义的障碍，这些障碍不在于外部，而在起义发生过程的矛盾之中。诚然，由于汪精卫的特务得到了消息，起义不得不提前两天发动，以及起义者用来储存武器的米店被警察发现；但是，再多准备两天也不可能改变结果。当起义爆发后，占领广州市中心方面取得的直接成功只是掩盖了广州被敌对势力四面包围的事实。军阀李福林的总部就在珠江的南面，他为李济深、张发奎和其他军阀提供了避难所，他们暂停了最近的敌对行动以合力消灭共产党人。由于海陆丰离广州太远，也没有农民军可以向广州进发来帮助起义者。即使在城市里，如果那些拉上窗帘的商人和他们的店员没有回家，他们也只是看着眼前的这场戏。

　　革命力量本身完全处于混乱状态，与所有已经制定的详细计划相反。发动起义所必需的保密性，几乎注定了起义的失败，因为没有一个团体知道其他团体在做什么。出于安全考虑，起义的军事指挥官叶挺被排除在计划之外；他在起义前几个小时才从香港抵达广州。同样，教导团团长叶剑英也对具体的军事细节一无所知。如果说有人对起义有全面的考虑，那就是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成的三人组，或许还可以包括纽曼。

　　从各方面来看，工人赤卫队的战斗都很激烈，但他们没有武器，缺乏训练，也缺少领导。语言使他们与领导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学员产生分歧。【译者注：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工人赤卫队，第四军教导团和第四军警卫团。这里的“学员”应该是指，第四军教导团中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徐向前被指派给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手工业工人进行军事训练，出于保密的考虑，他只能“纸上谈兵”——用铅笔和纸来讲解作战方法。他还需要一个翻译来与当地工人沟通，因为他不会说粤语（徐向前，1988: 417）。在珠江沿岸一些激烈的战场上，女革命家陈铁军不得不充当学员和工人之间的翻译（温佩兰，1982：60）。长期以来，语言问题一直阻碍着革命者和工人之间的交流，在起义期间这种矛盾变得迫切而尖锐。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是为起义所做的宣传工作也显得徒劳无益。罗佐夫斯基在1930年关于起义的文章中，想知道向不识字的劳动者分发印刷品有什么意义（Lozofsky, 1930: 8）。最后，语言上的混乱还涉及到“苏维埃”一词，尽管这是隐喻性的。许多工人认为“苏维埃”是指苏兆征，即之前省港罢工的领导人，他被认为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何潮，1986：94）。【21】

　　至于群众，包括机器工会部分成员在内的许多人确实在苏维埃总部（原公安局）被占领后不久就聚集在那里。共产党的部队刚刚攻克一个军营，获得了急需的武器并准备分发给工人，为获得武器而聚集在一起的工人们就收起武器回家了（陆定一，1988: 187；，1941: 98）。共产党部队还缴获了几门大炮，事实证明，只有一个朝鲜参与者知道如何开火。共产党军队在战斗初期俘获的一百多名俘虏被留在苏维埃总部附近，因为找不到能够甚至愿意处决他们的人；后来，他们变成了当初俘获他们的人的刽子手（Kim San and Nym Wales，1941: 190）。

　　11日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正式宣布苏维埃成立，但由于出席人数很少而不得不推迟。到了11日晚，敌人的反击就开始了。在午夜的会议上，叶挺建议趁机撤退，但这个提议遭到纽曼的强烈反对，他大骂叶挺动摇，并坚持认为既然起义已经开始，他们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曾庆榴，1987：122）【22】虽然叶挺得到了聂荣臻等其他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但张太雷等人却赞同纽曼的意见，于是这个提议被放弃。

　　第二天下午，张太雷从正式宣布苏维埃成立的群众大会返回时被害，凶手是机器工会体育队的一个小组。他的死使起义失去了任何有效的协调。对于工人中的一些人来说，起义已经是一个令人悔恨的事情了。在2月的香港会议上，来自香港的代表报告说当香港的工人得知张的死讯时，其中一个人说：“该死的”（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28：319）。接下来是更加激烈的指责。到12日晚，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但没有人通知工人赤卫队。工人们认为这是出于领导人的懦弱，他们只想着脱身。黄平等领导人事后声称，没有办法通知分散在全城的赤卫队成员，他们没有一个协调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包括恽代英在内的一些领导人留下了。尽管如此，起义之后的广州工人们还是经历了一场悲剧。何振武报告说，在13日，他遇到了一些从香港来广州寻找革命的工人，他自己也得以逃往香港去寻找党的踪迹。

　　从后续来看，起义似乎是知识分子领导人对广州工人的又一场背叛，而且是一系列背叛中最血腥的一场。按照事后诸葛亮式的历史眼光，这是一场悲剧，不仅仅因其悲剧性结果，而且甚至也不是伊罗生所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背叛。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它必然发生，即使每个人都认为它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革命者面对的选择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最终，在过去几年在广州的许多革命运动中积累起来的矛盾的驱使下，他们采取了对于他们来说最具革命性的选择。黄平三年后评价说“现在看来明显很天真，但当时我们真的相信存在成功的可能”（黄平, 1930b: 433）。他们相信克服一切困难都有成功的机会，而这就是悲剧——至少在事后看来是这样。

　　围绕着这一悲剧的嘲弄使得它更加复杂。对于像邓中夏和李立三这样忠实的共产党工人领袖来说，暗示他们在起义之后最关心的是起义对革命运动的影响，并且依据哪种评价会给“群众”留下最无害的印象这一点来做总结（“教训”），可能是不公平的。但对起义记忆的更大嘲弄是由李济深和在港英国人带来的，他们在共产党撤退后迅速重塑了友谊。1928年3月，港英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受李济深邀请访问广州。整个城市被英国国旗和其他合时宜的装饰物缀满（不这么做的店主有被罚款的风险）。如《南华早报》记者所观察到的城市面貌，“广州开始在盛大的一天呈现出英国城市的面貌，圣乔治和圣安德鲁十字在东南西北每条街随处可见”（《南华早报》，1928年3月10日）。【23】

　　红色广州在数月之内就变成了一座英国城市。或许起义也促进了这件事的发生。当然广州又会再次变成红色，并勾起起义的记忆，而现在在它正成为一个全球化城市之际，那些记忆很可能永远消失或仅仅成为与现时无关的记忆。这或许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隐喻。

　　广州起义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我想提出两个关于中国革命史学的当代问题：革命的地方性方法（local approaches）和作为话语活动的革命，这两者最近都作为革命研究的趋势出现。尽管这些方法所揭示的东西颇有价值，但当它们没有和其他观点联系起来时，它们往往最终会抹去革命的历史。它们所提供的东西需要与当前对革命予以消极评价的趋势区分开来。【24】

　　我之前提供的是基于地点视角（place-based）的对革命的叙述，这对于揭示被国家或全球叙事掩盖的革命的复杂性至关重要。【25】我们所认为的地方代表了地方、国家和全球的复杂互动。广州就是这样的情况。广州是一个城市中心，我们在那里观察到的不一定适用于孤立的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对于孤立的农村地区的过分强调也会抹去更大的革命图景。

　　亲身参加这些活动的个人，在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共性和特性，也经历着转变；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隔阂，甚至是语言沟通问题，都应该在这种背景下看待。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确有着某些错位（disposition）。像何振武这样的工人，1922年加入海员工会时，把名字从何四九（他告诉我们这个词在粤语里与“死狗”读音相同）改为何振武。他的新名字是受一个他和同志们一直在读的图画故事所启发的，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是一个叫做震武的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何潮，1986: 79）。假如说这个听起来还像是农民或者工人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回忆一下黄平的在莫斯科为海员工会领袖林伟民做翻译（粤语翻译成官话）的事情。黄的革命热情在听到林伟民和苏兆征的工会成果以后被激发起来，这使他想起了《水浒传》（黄平，1981: 12）。

　　何振武和黄平在如何讲述故事上毕竟存在着差别。对于何来说，起义的叙事以广州的事件和经历为标志。而另一方面，黄和其他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对广州起义的感知是从1871年巴黎开始，沿着十月革命、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再到广州的一种国家或者全球的革命叙事。在对于次年起义失败的讨论中反复提及1871年的巴黎，以及1905和1917年的俄国。被普遍归咎于起义领袖的两种“错误”是他们未能杀死反革命者以及未能占领广州中央银行。这些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其实并不清楚。但是它们是列宁所总结的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张太雷在1926年初关于公社的文章中也回应了这一点。

　　这些差异对于理解革命运动的动力至关重要，也在革命活动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革命叙事。当知识分子像劳动者一样学会仇恨，劳动者最终要唱着“国际歌”走进革命。统一和差异都是现实。话语问题还牵涉着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我们并不惊讶于读到文字“不仅反映社会和政治现实；它们是改变现实的工具”（Lynn Hunt，引自Tsin，1990：200）。然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尽管诸如“革命”、“阶级”和“帝国主义”之类的词语并没有明确地指代“客观”现实，但它们确实代表了不同的理解方式。由这些不同的现实概念提供信息的话语试图创造它们的对象，但要令人信服，它们需要提供一种解释生活经验的方法。

　　在对广州革命的研究中，Michael Tsin考察了广州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以质疑“阶级意识”的实在性，这使得阶级或革命的话语成为脱离工人现实的革命者的活动。虽然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以及革命者和工人所使用的语言差异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些语言差异并不意味着一方是抽象的话语活动，另一方就是“落后的”传统态度，而是代表了由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叙述所告知的，关于阶级和革命的不同话语。一种否认不掺任何杂质的工人阶级意识的论点，可能有助于反驳共产党人关于革命的主张，但在某些方面它遵循了共产党人关于“纯粹”阶级意识的可能性的假设，对照这种意识，可以判断工人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阶级意识，像所有的意识一样，是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的，因为它被其他的从属关系和错位（disposition）所介导（intermediated）。广州工人阶级的内部分歧并不自然意味着阶级意识的缺失，而这反而可以被认为是在阶级问题上进行斗争的标志——在1920年代的广州，阶级问题日益成为理解社会和政治动态的共同基础。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长期存在也不可能否定革命意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佛像被毁”，海陆丰的农民会对年轻的共产党员说，“我们的神是革命的，它支持苏维埃”（Galbiati，1985: 306）。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是革命被吸收到了当地的宗教中；它还意味着革命对神灵的占有。

　　广州各群体的激进分子都有很大分歧。妇女组织在性别政治的意义上相互争斗；青年组织在革命的性质上存在严重分歧。虽然激进分子给革命带来的不同经验和社会亲缘关系在这些分歧中固然重要，但有必要记住他们在争夺什么：阶级、性别和革命。这些分歧的根源不是新的意识的缺失，而是新的把握现实的方式（无论是阶级、性别还是革命）。广州的统治阶级当然明白这一点。当广州起义被镇压后，李济深军阀政府在香港以及粤港华商的压力下开始关闭所有的工会，甚至是那些沆瀣一气镇压起义的工会。

　　然而，这些复杂性的确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革命的东西：我们必须停止谈论单一的革命（a revolution），而应该开始谈论复数的革命(many revolutions)。【26】这就是革命的多种话语和叙述的存在的最终寓意。如此一来，话语之间和话语之上的斗争就不再是对革命的否定，而是一种在不同革命概念中争夺霸权的斗争。对统一的民族国家革命叙事的质问并不会消灭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核心基准点的革命本身；它只是更尖锐地暴露了革命过程中的断层及其复杂后果。像李泽厚和刘再复这些出名的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迫不及待地就开始说“告别革命”（刘再复，1996）。【27】尽管这种体现意志的言语行为可能具有政治或哲学意义，但历史学家还是要面对这样一种过去：它不仅是革命意志或话语的产物，也不仅是抽象社会结构的必需，还被嵌入到日常生活的逻辑之中。

　　原文注释：

　　【1】关于这些注释，参见王明（陈绍禹，1930：139-42）的详尽报告。关于工代会，参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报告》（1986：243-46）。该报告称有36个工会参加了起义（第246页）。牛堡（A.Neuburg）给出了3200人的数字（Neuburg, 1970:114）。牛堡的书1928年首次出版于德国，“牛堡”（Neuburg）被认为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暴动顾问海因茨•纽曼（Heinz Neumann）。3200人的数字与暴动前计划发动的军事力量相符合，包括1200名教导团成员和2000名赤卫队。另一位起义领导人黄平，也给出了一个与纽曼差不多的相当低的数字。纽曼和黄平都因为领导不力承受了许多批评（黄平，1930a: 97），因此他们可能会倾向于给出一个较低的数字来解释起义的失败。除了这些“正式”的参与者（即教导团和赤卫队），还有从监狱中得到解放的3000政治犯，以及至少300名来自花县（即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的农民。

　　【2】参见林鸿暖（1987）。叶剑英是教导团的团长。亦可参见王谨权(1988)。

　　【3】我这里所说的包括伊罗生（1966）、斯威舍（1951）、萧佐良（1970）、以及当然还有牛堡（1970）的著作，这些书都把广州起义置于布尔什维克全球暴动的背景下。

　　【4】参见陈叔平（1988：107-13）对术语的讨论。

　　【5】参见罗佐夫斯基（1930：2）论用1917年10月类比的不相称性。关于巴黎公社和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屠杀的比较，参见陈叔平（1988：104）。并非只有共产主义者在评述广州起义时想到了巴黎公社。美国领事休斯顿（J. C. Huston）认为起义“没有表现出多少和巴黎公社工人一般生机勃勃的精神”（Huston, 1927:41）。然而，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早期的论述，如《广州公社》一书一样，都交替使用“苏维埃”和“公社”。

　　【6】起义决策是在张太雷前往上海参加全会期间的11月17日做出的，最大可能是基于他所提供的广东方面的信息（《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988）。

　　【7】曼纽尔•戈麦斯（Manuel Gomez），是泛美反帝同盟（All-America Anti Imperialist League）的书记。广州和香港的英国人也用相似的术语。起义参与者中还有来自朝鲜、越南（可能还包括日本）的革命者。金山（Kim San）后来这样回忆朝鲜人的参与：“我们认为，这次战斗也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人民。”（Kim San and Nym Wales, 1941: 91）

　　【8】杨绍练（1987）；叶创昌和谢燕章（1987）。如果总数是 2000 人，每个联队必须有3 个大队。很可能这些只是纸面上的数据。这两份材料给出的赤卫队人数并不一致，第一个给出的数字是 3000，第二个给出的官方数字是2000。这些数字的可靠程度如何只能靠猜测。

　　【9】关于对八月以后的工人运动的记述，参见李志业《广州起义纪事》。

　　【10】工人们，尤其是海员，的确仇恨英国人。不是因为抽象的帝国主义，而是因为日常的被歧视经验。种族歧视是工人愤怨的一大来源。陈郁回答说虽然海员一开始缺乏阶级意识，但由于他们的客观环境是“帝国主义白种人的剥削压迫”,所以增强了民族和阶级自觉性（陈郁，1983[1932]:194）。（何潮：1986：78-79）。海员们还愤恨于被他们所工作的船上的白人长官称为“boy”；据另一位著名的工人领袖何振武回忆，1922年罢工后这种称呼就停止了（何潮：1986：78-79）。然而，工人当然也有其他不平之事。海员很早就组织起来抗议工头对他们的虐待和剥削。

　　【12】关于广州的形势，参见罗登贤（1988）。

　　【13】关于王一知的叙述，参见张国焘（1972：53）。关于他的疑问，参见黄平（1981：47-48）。

　　【14】“毛子”是此类往来书信中指称纽曼的绰号。

　　【15】中央的一封来信同意起义的计划并再次坚持要特别注意发动城市和郊区的群众。信中还嘱咐起义领导人要确保群众理解苏维埃是他们的政府。信里没有体积总罢工，但是强调了农民起义。信中提出的唯一重要的是修改是纠正省委报告中使用“保卫”一词，说“保卫”不妥，因为广州还在张发奎的控制之下。

　　【16】据黎显衡，纽曼也认为起义可能会给李济深帮忙。

　　【17】这段话中的“军事失利”指的是8月末九月初叶挺/贺龙部在汕头的失利。

　　【18】与外国领事馆的一些歇斯底里的报道相反，起义期间暴动者几乎没有表现出对外国人的敌意。比如斯威舍，能够自如地在堤岸上散步，在几乎没有受到赤卫队巡逻骚扰的情况下，检视正在发生的情况（Swisher, 1977:93-94）。

　　【19】对“革命艺术”的关注的出现已经在阮玛霞（1987）的详尽研究中。

　　【20】除了妇女宣传队外，起义期间劳动童子团确实被训练在全市范围内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

　　【21】据加尔比埃蒂（Galbiati），海陆丰的农民对“苏维埃”这个词有着同样的困惑，认为是“把他们救出苦难深渊的苏先生” (Galbiati, 1985: 285)。实际上，这里讨论的许多现象，包括唱歌在内，都可以在海陆丰看到，表明了某种群众动员策略的采用。

　　【22】很难说起义的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某种历史脚本或其他，但无论如何，起义领导层中的人都知道，根据列宁的说法，卡尔马克思最初反对巴黎公社的设想，但一旦后者开始就给予了全力支持。列宁将马克思与普列汉诺夫做对比，把前者树立为真正的革命者的榜样。参见马克思和列宁 (1969: 91-95).

　　【23】李济深本人后来1949年后以民革成员的身份留居PRC。

　　【24】Saich 和 van de ven (1995) 的一些文章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例子。这些意识形态倾向在 Tsin 的著作（1990) 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25】我更青睐“基于地点”（place-based）而非“地方”（local）的表述，因为我觉得后者的用法与民族国家（national）和全球（global）相对立，已经具有排他性的含义。也可以从相反的意义上说，“地方”（local）代表了国家计划的延伸，就像后来的中国革命一样。我建议将“基于地点”（place-based）作为这两种本地意义的替代方案。这种区别源于我近年来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对峙。关于我把“基于场所”，参见德里克的文章（1997a，1997b）。

　　【26】这是弗朗索瓦・孚雷（Franqois Furet，1981) 借鉴乔治・勒菲弗尔（Georges Lefevbre）的著作，反复提出的观点这本书对中国革命研究领域的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也是他的许多读者似乎忽略的一点，他们只是用他的观点来否定革命的想法。

　　【27】在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从孙中山到DXP的中国革命者的各种评价中，李泽厚、刘再复表现出一种倾向，即将革命视为自由行动的产物，而很少考虑历史力量，无论是结构还是过程，可能如何塑造 20 世纪中国的事件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评价让人想起广州起义后那些总结“错误”的语言，那些言说也着眼于暴动者本来能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却忽略暴动者面临的矛盾或各种事件推动他们前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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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等编《广州起义研究》（1987）。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185-186页，《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信》（1927），94-95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州起义》（1988）。

　　《中共广东省委给关于广州暴动决议案》（1928），247-253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州起义》（198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1988）。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7），358-359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州起义》（1988）。

　　中夏（邓中夏）（1930）《广州暴动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37-65页，罗佐夫斯基等《广州公社》（1930）。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1926]）《广东工会运动的报告》，321-346页，《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甲，六，广州。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1927），541-544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