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们只是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领袖来考察，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他的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空前绝后的农民领袖，他之所以后来成为了中国的帝王，完全是农民领袖的阶级必然性造成的，这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他应该是（他本人也认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考察，把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决不在于他做到了多少农民领袖或资产阶级领袖也能够做到的事情，他的功劳仅仅在于，他做到了多少农民领袖不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并不苛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活动的，他们不可能立即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完美的社会），但他们既然执掌了政权，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提出的绝对要求就是，他们必须在探索无产阶级藉以解放的形式，即人民民主实现的形式方面作出成绩来。，他们的历史应当是逐步引导人民走向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历史。只有作出了这样的贡献，才算是拥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功劳。那么，毛泽东有这方面的贡献吗？很少，甚至没有。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取得了许多可以骄傲的成就的话，历史的真面目恰恰是，它是中国人民与共产党内健康力量和民主改革派不断地克服与排除了毛泽东反复的乌托邦主义干扰的结果。 毛泽东为了打垮党内民主改革派，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集权的目的，一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又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大胆地尝试从制度上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 现在，青年民主派的许多人们十分珍视这个结果，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与文革的积极因素，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这些同志错了。“思考的一代”在中国的崛起，不过是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但是，哪一次革命不会产生反动的副产品呢？又有哪一次反动不会产生革命的副产品呢？据说，意大利人民是欧洲各国最关心政治的人民，意大利各政党的庞大甚至在整个西方都是仅见的，为什么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在意大利群众性的法西斯运动期间，人民养成了参加政党的习惯。 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四人帮”的垮台还不是毛泽东的最后失败。毛泽东最后失败是在一九七八十一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是一次党内民主改革派与毛泽东派的战争。这一战争的结果，使得一九七六年秋季以来毛泽东在党内偶像地位剧烈动摇的事实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并为三十年来毛泽东最仇恨的敌人--刘少奇的昭雪铺平了道路。 “战争”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的比喻总是不可能严密的，但历史上总有些相似的事件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今天，我们读到马克思回忆法国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如下一段话，是会感到亲切的。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也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的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进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变的胜利，是党内反“四人帮”的各种政治力量的一次临时统一战线的胜利。在胜利之后，这个统一战线或迟或早必然要发生两次分裂。一次是在中国要不要改革问题上的分裂，这次分裂以实践派和凡是派的分裂为标志，已经发生了；第二次是在中国的改革应该前进到哪一步问题上的分裂，这次分裂至今还没有发生，虽然它已露出了端倪。 参加粉碎“四人帮”对于汪东兴一派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政策有什么不满。在权衡利弊之后，汪东兴一派终于站到了华国锋、叶剑英一边，只不过是江青一伙为争夺正统地位而向中央办公厅咄咄逼人的攻势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地位。因此，在翦除“四人帮”之后，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维持原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应该继续搞下去，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还应该继续抓下去，凡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我们就不能否定，凡是毛主席否定了的我们就不能肯定。如果说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不得不允许世界有一点变化，比如同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话，那他们也必须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毛主席早就对邓小平有过“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但是，华国锋、邓小平一派却坚定地主张实行改革，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而只有现代化的口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无论毛泽东怎样的不愿意，无论他曾经花了多么巨大的力量来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但历史又一次不动声色地来向人们证明它的必然性了。现在，邓小平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恰恰就是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为被毛泽东专制主义迫害的成千成万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无辜公民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非如此，便不能使社会松一口气。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打破斯大林--毛泽东教条主义经济体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非如此，便不能迅速改善国家经济状况。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强调社会民主、法制和文明。非如此，便不能克服蔓延于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与赫鲁晓夫一样，邓小平必须改善教条主义时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闹僵了的各兄弟党的关系。非如此，便不能获得更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来指导和辩护自己的改革，如此等等。 但是，要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首要条件是精神必须获得解放，而精神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而要破除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像赫鲁晓夫证明斯大林也会犯错误一样证明毛泽东也会犯错误。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它的唯一标准。 若干年后，历史的事实也许能向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区别：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是粗暴的、随意的。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是温和的、谨慎的，但这并没有决定的意义，有决定意义的是，斯大林偶像和毛泽东绝对的偶像从此在苏联和中国消失了！ 但是，就在中央委员们唇枪舌剑、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更激进的批判已经在中南海门外出现了。 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中国青年民主运动，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运动的主干--《北京之春》、《四五论坛》的领袖们大多是被称为“四.五英雄”的天安门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的运动是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是什么人呢？是汪东兴、吴德之流。他们有什么理由呢？理由是，天安门事件的案是毛主席定的。 一九七六年的那次追查拥周的“反革命”，牵连了北京市的家家户户。北京市民已经对汪东兴、吴德结下了仇恨，十月事变后，人民本来已经打算原谅他们了，现在他们竟然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于是，北京市民们特别是青年们的怒火就不可避免地一下子喷向了凡是派，不可避免地一下子激起了批毛的情绪。 这样，凡是派突然发现，它已经陷入了群情激愤的内外声讨之中了。它只得败下阵来，只得听任实践派为毛泽东的宿敌彭德怀平反和准备为刘少奇平反，只得听任实践派一步一步夺回他们在“九大”失去了的“八大”的胜利果实。他们虽然又一次组织了反扑，但无济于事。这样，在一九八○年二月的五中全会上中央书记处的重新成立和凡是派的被清出政治局，就才最后宣告了毛泽东的失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次决战性的斗争，党内改革派与青年民主派们配合得相当完满，以至凡是派和西方评论家们怀疑是一次毛泽东式的里外串通的结果，虽然他们没有什么材料证明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它决不是青年们的一次一九六六年式的御用造反，从四五运动开始，青年们已经懂得怎样带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以自己勇敢的参加来影响国家的事务了。 邓小平以兴高采烈的心情欢迎了这次的“民主墙”青年民主运动，他对西方记者说道：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自由！要自由！”“我们没有权利禁止人民贴大字报！” 但是，青年民主派的批判很快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意向，他们不但要批判凡是派，他们还要批判使凡是派和毛泽东专制得以产生的中国官僚制度。这就使得青年民主派与邓小平所代表的机会主义官僚们的矛盾迅速尖锐起来。 机会主义官僚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没有职业革命家的。革命家们只是在业余才是革命家。这种组织形式是与各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斗争方针相适应的。本世纪初，为了准备武装革命，列宁提出了由职业革命家组织成先锋队以领导无产阶级的组织学说，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批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革命的职业革命家，就不能完成大量的、艰巨的革命准备工作。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问题在于：当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当革命稳定之后，社会怎样处理这批职业革命家？ 列宁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就逝世了，但列宁显然和马克思一样认为，这批职业革命家们必须在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中由人民的大多数来决定他们的去留，他们决不能因为曾经对革命有过贡献而拥有终生做官的特权，如果是这样，那么共产党革命与农民革命没有区别了。 不幸的是，在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在俄国和后来的中国这批职业革命家却迅速转化成了终生的职业官僚，并不断再生产出了新一代的职业官僚。 但是，有两种共产党员。一种共产党员他们并不满意这种官僚制度也并不满意自己的官僚地位，他们觉得，这不符合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当年他们正是为了这个主义--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才投身革命的。他们不断地与党的官僚化首先是与党内关系的专制化作斗争，这就是党内民主改革派。 另一种共产党员，可以说是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大都并不是为了日后作官。但是，当革命胜利之后，在他们享受到了官的甜味之后，他们便安于这种官僚制度的永存了，他们没有任何坚定原则和主意，除了自己的官位，人民的利益和死活在他们的眼里没有太多价值，他们的历史就是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而左右摇摆的历史。因此，他们只是一批机会主义官僚。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了打击党内民主改革派也牵连地打击了他们。因此，他们不满毛泽东，仇恨红卫兵，也仇恨江青一伙暴发户（虽然一有投靠的机会他们就一定投靠）。这样，当“四人帮”垮台，他们逐步官复原职后，便立即不择手段地去加倍捞回他们十年失去的全部利益了。现在青年民主派竟敢批判官僚制度，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恼火，因此，他们要求打击青年民主派。 但是在民主墙的青年民主派方面也发生了问题。一部分青年并没有认真考虑造成我国这一场灾难的真正原因，他们向极右走。他们认定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错误；对文革各类控诉的眼泪激动着他们，他们响应了卡特总统的呼吁向共产党要“人权”；他们要求共产党一天之内就实现他们理想的全部改革。如果共产党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专制时代遗下的大量社会问题给他们提供了冒险主义的活动土壤。这样，脱出了民主墙原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宗旨的全国的青年民主运动，就越来越被一些煽动口号下的脱离群众的闹事事件所淹没了。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决心向青年们发出一个警告，他指示重判了“向外国记者出卖情报”的魏京生，就像诺沃提尼为了控制“布拉格之春”的发展而审判罪名同样是出卖情报的青年作家贝尼斯一样（虽然就角色来说，邓小平应该是杜布切克）。 我们并不赞成一般地指责邓小平，认为魏京生审判案是一次以言治罪的行为，因为魏京生的言行对民主墙确有脱轨。问题在于，非如此能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在经过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突然开放了车闸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局面？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过于激进的改革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往往会把人民推向改革的反面，因此，恰恰是极“左”派通常会成为右派的同盟军。 但邓小平显然的错误是，他没有对青年民主派作一点认真的分析，他18度转弯了。他用“西单墙那些人”这种鄙视的称呼去概括青年民主运动的所有积极参加者，他忘记了正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曾经为他而呐喊、而流血。为了取消“四大”，他说，“四大从来也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这就伤了青年们的心，甚至使许多青年们重新怀念起毛泽东来了！“呵，文革，难忘的文革，那时青年们有四大的权利，有冲击官僚特权的权利，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如果说法国农民因为土地而思念拿破仑，从而为路易。波拿巴的复辟创造了条件的话，今天青年们因为“四大权利”的丧失而怀念毛泽东，难道不可能为“四人帮”的复辟创造条件吗？ 邓小平失去了“思考的一代”的拥护，也许他还没有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感觉到的，因为站在他背后的还有一个真正能够对他的改革计划造成威胁的敌对力量，那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机会主义官僚阶层。 如果说“凡是派”的纲领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话，机会主义官僚的纲领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去”。 他们不需要什么改革，他们只需要稳稳当当地做官，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是能够稳稳当当地做官的。那时，他们从来未感到过有什么威胁。怎么会有什么威胁呢？中国官僚制度的大树生长在一块封闭的、僵化的、停滞的社会土壤里，这真是它的乐园哩！ 但是现在中国根本就无法继续实行一种封闭的政策了，它只能改革和向世界开放才 能求得发展。如果中国之船的推进器仍然只是一台官僚机器的话，它就只能在世界性竞争的大浪中沉没。 官僚机器的腐朽性在中国已经处处暴露了它极端的浪费和没有效率，它的官员们惊人的无知和不负责任，三年来引进的历史已经证明，这台机器根本就不能带动那成亿成亿的国外资本迅速运转以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是极端危险的。别的不说，仅此一端就孕育着国民经济的危机。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就葬送在这台官僚机器的齿轮下面。赫鲁晓夫是个粗野而狂妄的家伙，他这也“改革”那也 “改革”，就是不敢改革官僚机器本身。这几乎是一切东方国家的改革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 怎么办？退回来吗？退回到闭关政策去，这是机会主义官僚们的愿望；继续前进，彻底改革官僚制度，登上四化光辉的顶点，这是人民的愿望。退回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四个现代化的失败，意味着党内民主改革派政治生命的完结。“凡是派”正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党中央（现在它由改革派执政）已经走出了改革官僚制度的第一步。废除终生制，实行选举制和退休制，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已经马上动摇了机会主义官僚们的地位，而宝钢质询和“渤海二号”审判更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恐慌，他们已经在准备后事了。现在，临下台之前大捞一把之风盛行，表明了他们精神状态的惶恐，他们对各地民主竞选的压制更表明了他们对民主改革 的仇恨。这一切就更激化了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加速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行为已经向人民证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积极的价值了。 但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一场保卫一定会带上神圣的色彩。当实践派打垮凡是派的时候，机会主义官僚没有帮助他们，因为只要还没有触及他们自身的利益，那么，把毛泽东一百个既定方针抛弃了九十九个，他们也是不会关心的。但现在你要侵犯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了，他们便会立即宣布自己是凡是派，他们也要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党内改革派始终不敢对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赫鲁晓夫改革的发生和失败的教训给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估计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他们要在凡是派和机会主义官僚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主义”问罪的进攻面前处于被动地位的。 这一场斗争还没有到来，但它一定会到来。毛泽东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对了。 只要这场伟大的斗争一旦到来，我们就会看到党内改革派和青年民主派以及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又一次携起手来。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三日初稿毕于广州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晋君同志： 我终于还了一笔债。这笔债已经欠了一年了。当去年底收到您给我的那封著名的信（题为《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后，我就打算写这篇东西了，但一直拖到现在。 不，应该说我还的这笔债已经欠了不止一年了。一九六九年，当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社会又归于平静的时候，我常常痛心地回忆起那些在我身边一个一个倒下去了的伙伴们。我们究竟为谁而战，为谁而死呢？那时我便想，一定要把文革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它写出来，否则就对不起死去了的同学，这是我们的责任，死去了的不能白死，现在这笔债终于算还了。 一九六七年湖南“省无联”杨曦光们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杨曦光们是中国“思考的一代”的理论先驱。但我不满意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形势所作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周恩来视为保守派官僚的总代表，把毛泽东、林彪视为激进的革命者。这个估计还影响了后来武汉的“北、决、杨”。但我不满意，我认为，它不能解释我已越来越感觉到的事实，人们对“激进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愤恨是远远高于对“走资派”的憎恨的。相反，每当他们在谈到“走资派”们过去的政策时，总是那么津津有味。因此，当在讨论中我向朋友们提起这个事实，并以赵紫阳为例谈到农民对他的欢迎时，这便成了我的罪状遭到了残酷的批斗。这场批斗至今还在我身上留下了痛苦的伤痕。 当然，我的罪状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是当时任何一个倒霉的人都不会没有的。但其实，我对毛泽东是忠诚的。我总是愿意从最好的可能去理解他。 一九七三年，由我执笔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便相当于你和其他一些青年民主派现在对毛泽东的认识。但是，当运动的过程和我接触的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我对毛泽东原来的认识并不正确的时候，我便决心重新清算我过去的认识了。 这篇文章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对其他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物的评价，在今天的官方和民间的理论家中间还是不多的，我准备着迎接大的非难，甚至是再一次的厄运（果然，十四年牢狱－王希哲注）。我想过，是不是写得吞吞吐吐一些好呢？那样也许少一些风险，但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的风格。恩格斯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躲躲闪闪了。 只是还有两个问题，文章中不好安排，放在这里再说一下。我对党内改革派的评价是不是过高？一些青年朋友认为，邓小平与毛泽东、“四人帮”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都不过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正式代表，因此，指望他们能够领导一场彻底的改革，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看来，我确是带着这样一种改良主义的。我的改良主义是从这样的分析出发的：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一个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或农民革命党，她是一个以彻底革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意识形态和传统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团体有着多么巨大的决定作用。 是的，‘存在决定意识“。但是，存在，决不仅仅是现实的经济条件的存在，它是一切社会存在包括意识形态的历史传统的存在的总和。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状况中运动：一方面，她是一个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的党，这个革命传统是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宗旨的；她是一个至今仍然以彻底的革命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为法定意识形态的党，另一方面，在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经济 体制中，这个党的干部几乎无例外地处于官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这一存在方式的内部矛盾就不断地转化为这样一种外部冲突：党内一部分人坚持党的革命传统和意识形态，不断要求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官僚制度，而另一部分人则力图抛弃革命传统和意识形态以适应他们现实的官僚地位（例如，毛泽东最终把巴黎公社原则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就是如此）。 但是，这种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经济体制，并不是由现代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自然结果，它只是一种行政强制的结果。因此，它是一种没有效率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在国际资本越来越不可遏止的冲击下，它一定要瓦解。这就为党内改革派提供了一个更强大的内在改革冲动，因为这种体制不但从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看是不合理的，甚至从经济效果方面看也是不合理的了。 |
曲项向天歌: 不满20岁时的轻狂值得赞赏和鼓励，年逾古稀后的轻狂只能令人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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