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30年 —— 回顾与思考

　　（二）两极的诱惑

　　里根理想中的无核世界，其实是对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确保相互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核战略出于本能的反感。在两极体制中，核武器成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器"，经历了最初的核垄断到后来的核均衡的过程。霍布斯鲍姆认为，美国在广岛投掷第一枚核弹 4 年之后（1949 年），苏联成功引爆了第一颗核弹; 1952年 11 月美国首颗氢弹试爆9个月后，苏联也成功引爆了第一颗氢弹。"至此，美苏双方都放弃了以战争方式应对对方的政策，因为那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其实，对两极体制诸多"优越性"的洞察更为超前的，是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至少在美苏冰岛峰会前半年，加迪斯就在美国《国际安全》期刊发表了著名的"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一文，认为冷战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稳固的国际体系∶"冷战纵然有相互竞争、令人焦虑和无可置疑的危险，然而大国关系却保持了 20世纪最长久的稳定。即便与近代史上最为长久稳定的大国关系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加迪斯看来，冷战时期的世界并非太平无事，但经过早期的磨合之后，美苏双方在冷战后期（20 世纪 60-70 年代）逐步建立了若干隐性的"规则"，包括默认彼此的势力范围，容忍对方一些并非友善的行为，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在对方领导层危难时期不落井下石等。对于最后一点，加迪斯着重指出，美苏双方在冷战期间从未公开质疑对方领导人的合法性。

　　加迪斯认为，在诸多因素中，美苏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逐步确认的"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器原则，以及一系列的军控、监察机制，在两极体制中促成了美苏间"相对安全观"的建立，排除了单方面追求绝对安全的可能，因为一方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另一方的绝对不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没有戈尔巴乔夫与里根达成的中导协议，美苏主导的两极世界已经实现了相对均势。不仅如此∶

　　两极体制的稳定确实需要双方审慎、成熟，并富有责任感。……双方都认识到竞争是国与国关系中的正常现象….…这首先需要意识到安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即一国之安全不仅取决于为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而且要顾及这些措施是否会对对方造成不安全感。

　　与 20 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规模的热战相比，冷战确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但作为"长和平"的冷战并非歌舞升平，美苏双方从未停止过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层面的对峙和竞争。笔者在此仅仅强调冷战也许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国际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苏即使不喜欢彼此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但至少会为了保全自身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三）不对称的共存之道

　　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综合国力一直远低于美国。二战结束，美国经济和国力傲视全球。虽然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70年代初严重下滑，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被迫放弃金本位，但美国的西欧和日本盟友经济复苏和起飞，大大加强了西方的整体实力。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在冷战时期获得相对安全的环境，是在美苏间综合实力非常不对称的情况下取得的相当不错的结果。不可否认，核武器是两极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平衡器，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精英对苏联的观念也有相当程度的变化，其拐点是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危机对双方震撼极大。危机持续的13 天时间里（1962年 10 月16 日-28 日），美苏两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动用核武器，美国总统肯尼迪面临的不仅仅是令人捉摸不定的赫鲁晓夫，而且还有美国国内强大的军工集团和鹰派人士。不得已，肯尼迪绕过美国的军政情机构，通过非正式渠道与苏联高层直接沟通，最终化险为夷。导弹危机后数月，美苏立即着手建立"热线"，以及时沟通，防止误判，便于预防和管控危机。1963 年 8 月，美英苏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后续一系列军控协议开辟了新径。

　　然而更重要的是理念的变化。1963 年 6 月，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讲"，提出要寻求"一个不是由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而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一种使地球上的生活有价值的和平，一种使人民和国家能够成长、充满希望并且为其子女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不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和平，不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且是永远的和平"。

　　即使是在 21世纪的今天，肯尼迪这段发自肺腑的文字仍然令人心动。受到震动的也包括竭力反对肯尼迪政府对苏"妥协"的极右派和鹰派。肯尼迪数月后被刺身亡，极右派和军工集团难辞其咎。肯尼迪之后，尼克松和卡特政府先后与苏联达成了若干军控协议，美苏两国基本实现战略稳定。

　　决策界之外，美国学界对苏联也相当"客气"，20世纪 70年代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或neorealism）认为，两极体制是最为稳定的国际秩序，从理论上论证了苏联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合法地位。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学界对苏联的研究和关注也趋向"正常化"，至少部分实现了去意识形态化。

　　相比之下，在中国崛起的 21 世纪，美国流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基本上排除了国际秩序和平转型的可能。政治学和中国研究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垮台论"持久不衰。在政策层面，美方一直拒绝接受与中国的平等关系，拜登在就任后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说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称，在他任内中国别想超过美国。

　　同为共产主义大国，美苏当年携手在两极体制下结束了冷战，如今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崛起而重启冷战。戈尔巴乔夫治下甚至戈氏以前的苏联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其实相当友善。按照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的说法，冷战期间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而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

　　冷战作为"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已经在 1987 年结束，二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成为事实上的"长和平"，而美国与"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即中国）的"文明"（即种族）之争却是无解的。

　　（四）战略欺骗与北约东扩

　　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死结，从 1999 到 2008 十年间，北约东扩三次，先后将东欧九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北约体系，对俄罗斯安全利益构成极大威胁。对此，俄罗斯一直坚持北约东扩违反了西方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的"君子协定"。然而，即便是在西方内部，关于北约东扩的起因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西方确实曾向苏联领导人保证过北约不会东扩。°而另一部分人则坚称，当年美国和西方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从未涉及北约东扩问题。

　　近来，"否认派"中有人"反戈一击"，承认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至少两次得到美方口头保证。美国资深俄罗斯问题专家詹姆斯·哥特杰尔（James Goldgeier）2019 年末发文说，美国的第一次保证是在 1990年2月，当时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亲口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贝克也同意戈尔巴乔夫"北约的任何扩展均不可接受"的说法。此前，西德外长根舍也宣布∶"北约需要做的是明白无误地宣布，不管华约有任何变动，北约绝对不会东扩，就是说，不会逼近苏联边境。"1993 年10 月，美方做出第二次保证。当时克林顿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在莫斯科对叶利钦说，美国不会支持新成员加入北约，而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前华约国家的"和平伙伴"机制。然而一年后，叶利钦发现北约扩员已箭在弦上，不禁勃然大怒。对于上述历史，哥特杰尔不持异议。但又笔锋一转，认为美方既然赢得了冷战，便可从实力出发，为了自身利益而改弦更张;通过北约东扩，为中东欧这一历史上动荡不安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无可厚非。哥特杰尔"美国赢得冷战"的说法，至少混淆了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和时间点（冷战至少在苏联解体前5年就结束了）。尽管如此，此种非历史和反历史的说辞在美国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容置疑的标准叙事。甚至一向慎于言辞的老布什在 1992年大选时，也以"赢得冷战"为竞选口号。对此，美国的"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予以驳斥∶

　　如果任何一届政府宣称，它可以对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大国内部的混乱不堪施以决定性的影响，那一定是十分幼稚的……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赢得"了冷战。

　　不仅如此，凯南还强烈批评北约的首轮东扩，称之为"美国外交在后冷战时期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the most fateful error）。它会对"俄罗斯舆情中的民族主义、反西方倾向和尚武情结火上浇油，不但无助于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还恢复了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气氛，驱使俄罗斯外交与我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凯南其实一直强烈批评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高度军事化的冷战外交，也因此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

　　哥特杰尔的"美国赢得冷战论"，其实是一个对北约东扩的结果加以"合理化"解说的"马后炮"，但还是赤裸裸地展现了美方的战略欺骗手段。贝克 1990 年2月对戈尔巴乔夫的"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的保证，离东德退出华约还有8 个月，距华约正式解散还有 15 个月。如何说服苏联领导层支持两德统一，自废武功（解散华约），贝克必须有所表示，又避免留下字据，因此口头保证最为合适。按照哥特杰尔的说法，北约真正东扩时，苏联已经解体，其继承者俄罗斯本身自顾不暇;当年的决策人亦都已离职，他们之间的口头保证也就不了了之，北约东扩由美国说了算。

　　戈尔巴乔夫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并非前后一致。2014 年 10 月他对俄《生意人报》说，从未与任何西方政要讨论过北约东扩问题。在 2021 年 5 月21 日接受德国《图片报》的访谈时又换了说法∶"从那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苏联解体有关……西方很多人都难掩内心的喜悦，这其中包括当初对我们保证'北约不会令其军队向东移动一寸'的人。"直到耄耋之年，戈氏才认识到，苏联解体为北约东扩排除了最后一道障碍，然而为时晚矣。

　　四、苏联之后，一个解体的世界?

　　2021年夏，有两个不寻常的历史性纪念日。一个是中共建党百年（1921 年7月1日），另一个是苏联解体 30 周年（1991年8月24 日叶利钦发布禁共令）。苏共与中共历史命运如此不同，令人感慨和深思。一个超级强国，面对一个不乏善意的外部世界，却在一个满怀理想、立志改革却又过分天真的少壮派领导人手中快速滑向历史终点。

　　然而 30 年前的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终结，至少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国际体制层面的两个变化。一是"终结历史"的"自由国际秩序"本身也盛极而衰。苏联解体后，西方失去外部制衡力量，进入"为所欲为"（realms ofchoice）的时代。从20世纪 90年代的波黑、科索沃战争，到21世纪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战争，以及从未停止的"反恐"战争，西方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范围穷兵黥武，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无数难民，以及无法根除的恐怖主义，最终祸及西方本身。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新自由主义"无为"更无治，贫富差距陡增，精英群体堕落，最终使反体制的民粹主义异军突起，席卷西方各国。美国/西方也许赢得了冷战，却失去了和平，更要丢失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体与LIO"终结"似有不解之缘。

　　第二个国际体制的变化是重回大国竞争。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式微，不会以历史再次"终结"而寿终正寝，而是以美国/西方与中俄两大国重新为敌而启幕。不无讽刺的是，在苏联解体之际，西方与中苏两国均关系颇佳，如今却自我放纵为激烈竞争、甚至敌对关系。戈尔巴乔夫 90 岁生日后，97岁的基辛格五周内三次警告说，除非中美之间相互理解并实现共存，一个充斥核武器并为人工智能所支配的世界，将面临类似一次大战的灭顶之灾。

　　90 岁的戈尔巴乔夫仍在为西方的战略欺骗和帝国崩塌而耿耿于怀，比他年长7岁的基辛格却已经感受到世界末日的凶兆。然而两位当年叱咤国际风云的老者所面对的，是仍在梦想旧冷战的荣光、又对新冷战踌躇满志的同一批精英群体。西方的浅薄、贪婪和危险就在于此。